二 《麥田裏的守望者》：彷徨的反英雄
二 《麥田裏的守望者》：彷徨的反英雄
從約瑟夫·海勒到馮內古特，在主張讓英雄走下神壇的美國小說中，反英雄的形象並不少見，但是《麥田裏的守望者》仍然有其特殊的意義。反英雄（anti-hero）其實也是英雄，與英雄相比，他們有屬於反派的特點但同時具有英雄的氣質或做出英雄的行為。在西方文學中，《伊裏亞特》中的阿喀琉斯（Achilles）是一個反英雄的經典形象，在中國文學中，《三國演義》中的曹操是一個反英雄的經典形象。
David Simmons提出“反英雄”的傳統對於1960年代的美國小說是至關重要的。不少的批評家和當時大量的文學作品都可以印證這一觀點。比如Raymond Federman, Robert Scholes, Ronald Sukenick, Tony Tanner, Helen Weinberg等都強調，1960年代的美國小說都有一個共性，即表達個人與社會之間出現的斷裂（disconnection）或異化，而“反英雄”成為這類作品的主角。但是這一傳統在二十世紀的重要影響並不僅限於美國文學，而這一傳統對於美國文學開始變得重要也許要更早。批評家Ihab Hassan就曾指出，在二十世紀的英國文學和美國文學中，反英雄一直占據著中心位置，並且“has impelled the radical vision, the irony, order, and extremity of despair that have come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at century”。David Simmons本人也承認傳統社會變得越來越機械化和缺少人性空間招致越來越多的批評，所以1950年代的一些文本已經“insinuated themselves into public discourse by questioning the invasive conditions”。《麥田裏的守望者》就是提出這些質疑的重要文本之一。不過，與這一文本之前和之後塑造的“反英雄”的經典人物不同的是：在《麥田裏的守望者》中，反英雄的主角霍爾頓質疑一些傳統價值又皈依於另一些傳統價值，由於他還是非常年輕的，我們難以判斷這是否會是一個悲劇，或者他是否會成長為一個真正的英雄，他沒有傳統反派的手段（比如暴力就不是他的長項），他也不曾被不可控製的外力卷入困境中。
“反英雄”的出現與美學觀念上的現代性思潮不無關係。美學觀念上的現代性意味著“對理性和發展等富有積極意義的概念之深層幻想的破滅”，在“資產階級化”的過程中，這些富有積極意義的概念已經演變為“庸俗的功利主義”和“中產階級的偽善”。因此，本章通過分析《麥田裏的守望者》的“少年史卡茲”（Teenage Skaz）的風格特征和主人公霍爾頓的心靈危機，提出《麥田裏的守望者》的風格是具有先鋒性的一種“少年史卡茲”，而霍爾頓是反英雄中一個特殊的類別。通過采用先鋒性的風格塑造霍爾頓這一“彷徨的反英雄”, 《麥田裏的守望者》在風格和人物形象上的突破成為個人主體性在美學上的強勢回歸的一麵旗幟。
（一）文獻回顧
在以兩次世界大戰為標誌將二十世紀美國文學劃分成三個階段的同時，布萊爾（Walter Blair）和霍恩貝格（Theodore Hornberger）認為，從1945年開始，美國作家們在某種意義上共同轉向了內心世界，去評判在令人窒息的複雜的現代生活中一個誠實的人能做什麽。在這一層麵上來說，《麥田裏的守望者》對身分認同的追尋在這一大的文學潮流之下顯然並不孤獨。但是學者們的研究也揭示了這個少年英雄形象和語言風格在美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和意義的不斷變遷。
布萊爾和霍恩貝格在總結霍爾頓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影響時提出，雖然霍爾頓並不是第一個發現了現實和外在的差異的年輕人，比如馬克·吐溫筆下的哈克（Huck），但是敘事風格讓他與眾不同（Holden is allowed by his creator to tell his story in his own terms）。他的語言風格是如此粗俗（vulgar），以至於學生認為它們是非常誠摯的，而學校董事會們害怕這本書出現在他們的教室中。
格雷（Richard Gray）在2011年的美國文學史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麥田裏的守望者》的主題是渴望成功的美國夢的落空，而小說的題目顯示了他想保留那些還在成長的孩子——而不是他自己的純真。他認為霍爾頓是一個體製外者，他不喜歡體製化的社會也不信任權威。他與哈克的區別與他們之間的聯係一樣重要：相比哈克，霍爾頓處於童年和成年之間，更富有，他麵對的更為現代的城市環境讓他更加無處可逃。霍爾頓的形象既希望展現真實的自己又害怕放下麵具，或許對“自我”本身並不確定。對於《麥田裏的守望者》的風格，格雷沒有說其粗俗，而是認為它是口語化並且懺悔性的（vernacular and confessional modes），吸引讀者進入到那個霍爾頓試圖抵抗的、感覺令他窒息的世界。對於霍爾頓的形象，格雷認為他讓人們想起了在美國小說中充斥的很多其他的反叛者、夢想家、古怪的聖人和未來的拯救者。
《麥田裏的守望者》究竟是不是因為其“粗俗”的語言才吸引青少年？如果說“粗俗”是“口語化”的語言風格的重要特征，那麽這種“口語化”的語言風格的意義何在？霍爾頓的形象是一個簡單抱怨著一切卻不曾反思自我的個體？還是他有其特別之處，對現代性下人類的複雜處境和美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特別的視角？兩本不同年代的代表性文學史的評價僅僅讓我們看到了1960年代到21世紀初，對《麥田裏的守望者》的解讀的變化，或許不足以回答這些問題。事實上，對於《麥田裏的守望者》的熱烈討論自該書問世以來就未曾停息過，顯示了這一文本雖然被認為僅僅是一個“minor classic of American fiction”，但是卻是最受讀者關注、最具聲譽的美國文學之一。
對《麥田裏的守望者》的爭論首先集中於這一文本與文學傳統的關係。有些批評者通過否定《麥田裏的守望者》與文學傳統的聯係進而否定《麥田裏的守望者》的文學價值，但隨後越來越多的對《麥田裏的守望者》與相似主題、風格的文學經典的比較研究反駁了這一論斷。例如，海澤曼（Arthur Heiserman） 和米勒（James E. Mille）將《麥田裏的守望者》放在西方文學中史詩的追尋這一悠久的傳統之中。與之類似，卡普蘭（Charles Kaplan）通過對比霍爾頓和馬克·吐溫筆下的哈克，說明這兩個文本都是用詼諧而“日常的”語言（colloquial everyday language）敘說了個人的奧德賽之旅。霍威爾（John M. Howell）將《麥田裏的守望者》與艾略特關聯起來。傅思德（Lilian Furst）將《麥田裏的守望者》與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1821-1881）的作品相提並論，溫伯格（Helen Weinberg）則把它與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的作品進行了比較。對於塞林格自己來說，除了風格有明顯相似性的作家和作品以外，他還把自己的寫作更為寬泛地與諸多經典文學家聯係起來，包括：卡夫卡，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托爾斯泰（Lev Nikolayevich Tolstoy, 1828-1910），契訶夫（Anton Chekhov,1860-1904），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奧凱西（Seán O'Casey,1880-1964），裏爾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洛爾迦（Federico Garcia Lorca,1889-1936），濟慈（John Keats,1795-1821），蘭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1854-1891），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1818-1848），簡·奧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布萊克（William Blake,1757-1827），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薛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1876-1941），林·拉德納（Ring Lardner, 1885-1933年）和菲茨傑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1940）。
與傳統小說重視情節的發展不同，《麥田裏的守望者》重視人物的發展，這使得霍爾頓的形象成為批評家討論的另一個熱點。鮑姆巴赫（Jonathan Baumbach）認為霍爾頓為了琴而與比自己強壯得多的室友打架、與妓女並非為了性的對話、為他的小妹而變得柔軟的心表明他渴望拯救純真。盡管他有著粗俗的語言和不合乎傳統道德的行為，但是他敏感、單純、孩子的一麵讓他的影響複雜而持久。與這類消解了霍爾頓的不成熟的憤世嫉俗的形象的完全正麵的解讀相比，艾德伍茲（Duane Edwards）認為霍爾頓是個更加複雜的形象。艾德伍茲提出，霍爾頓是具有諷刺性的，他在譴責社會的同時，自身也是充滿矛盾的。艾德伍茲提示讀者，這樣一個說他“不想和任何人講任何話”的人講述的故事，或許故事本身就是不可完全信任的。讀者因而應該像偵探一樣時常在字裏行間搜尋自己的證據，對哪些部分真正是霍爾頓的看法，哪些部分是他的掩飾，做出自己的判斷。其他比較重要的對霍爾頓形象的分析包括很多學者用精神分析的方式解讀霍爾頓弟弟艾裏死亡這一童年陰影對他的影響，霍爾頓與女人的關係，霍爾頓是否有壓抑的**的欲望等，本章還將在精神分析方麵繼續進行討論，提出霍爾頓是一個徘徊的反英雄，有著自身的矛盾，但是他的精神危機是與現代文明對個性的壓抑有關的，因而本處不再詳細說明。除了精神分析的方式以外，以社會經濟學理論進行分析也是解讀霍爾頓形象的一個重要方麵。Carol和Richard Ohmann以馬克思理論對霍爾頓所出的社會和經濟關係作了精彩的分析，通過說明冷戰是小說的曆史背景，提出並非是霍爾頓的倫理道德出了問題，而是資本主義經濟體製製造了像霍爾頓這樣的性格。他們指出霍爾頓所批判的人都是腐朽的資本主義經濟體製的代表。
在《麥田裏的守望者》的風格研究方麵，支持霍爾頓形象的學者向我們指出了霍爾頓的語言的創造力。A. Robert Lee指出霍爾頓在每個場景下不斷變換著身份，並且都有模有樣。David Lodge以“少年史卡茲”概括霍爾頓的語言特色，包括“大量的重複”、“俚語的使用”、“誇飾法”和“文法錯誤”，使其不像書寫而像說話，並且是青少年說話的敘事法。這些學者的研究都認可的一點是，《麥田裏的守望者》的創造性的語言使得它的魅力長久不衰。
以上學者從文學傳統、精神分析、社會政治經濟學、風格研究等方麵進行的討論推動並啟發著對《麥田裏的守望者》的研究的深入。本章認同塞林格是在某種傳統中寫作的觀點，不過認為塞林格在傳承了經典作家的衣缽的同時又有自己的獨特性。本章接下來將以先鋒的“少年史卡茲”和特殊的“反英雄”為核心，討論塞林格如何在在書寫個體經驗的過程中解構了傳統中內心強大的英雄，使得《麥田裏的守望者》成為西方社會個人化的趨勢的見證。
（二）“少年史卡茲”風格（Teenage Skaz）
在傳統觀念中，死亡、愛情、性、煙、酒、毒品等被視為青少年成長討論的禁區，而隨著現代性的推演，單純的禁止和控製不能阻擋這些潛伏的問題影響青少年的思維、行為和語言模式，並逐漸成為全球性的問題。《麥田裏的守望者》直視了這些發生在青少年內心世界中的危機。塞林格對現代社會對純真的個性的扼殺的個體體驗給了他創作的源泉，而他書寫的個體體驗是未被社會整合的。塞林格對個體經驗的書寫既符合“少年史卡茲”的風格特色，即“一種帶有口語特質，而非一般書寫文字的第一人稱敘事法，”同時又有其先鋒性。
塞林格之所以采用“少年史卡茲”的風格，因為它是屬於少年的，能夠最好地傳遞出少年的純真和個性，而這是他最為珍視的。采用“一種帶有口語特質，而非一般書寫文字的第一人稱敘事法”，這一風格的形成並非一蹴而就。塞林格曾反反複複地修改《麥田裏的守望者》的內容——在1951年《麥田裏的守望者》出版之前，《衝出麥迪遜的輕度反叛》和《我瘋了》這兩個短篇小說都可以看作是它的草創期。塞林格對這一少年形象的珍視，可以從年已90的塞林格和一位瑞典的年輕作者的官司看出。這位瑞典的作者大無畏地為“麥田”寫了一個大結局版的續書（《60年後：穿越麥田》60 Years Later: Coming Through the Rye）：書中的霍爾頓是個七十幾歲的老人家，而菲苾則是一位風燭殘年、由於吸毒過量而癡呆的老太太。塞林格先生的出版經濟人在他的證詞中說，塞林格先生“堅決認為他的小說及其小說中的人物應該原封不動地保持他們由他創作出來的原貌”。這個案子最終以塞林格勝訴結局，而霍爾頓至少可以像塞林格希望的那樣，在美國繼續保持他青春年少的模樣。
《麥田裏的守望者》的“少年史卡茲”的先鋒性首先在於大膽運用了反傳統的口語化表達。一個典型的霍爾頓·考菲爾德描述世界的話語方式一定包括以下一些關鍵詞：假模假式（Phony）、要命（It killed me）、他媽的（goddam）、倒黴的（Crummy）之類，這些俚語不斷地反複出現。有研究者曾指出霍爾頓的這些口頭禪不過是沒有所指的純粹能指，認為它“揭示了60年代中產階級學生大量髒話下的政治寂靜主義品格， 是社會批評能量從現實領域移向象征領域後的無害姿態”。但是這一論斷似乎下得過於草率，至少就年代來說，這本書出版於1950年代初，描寫的是二戰後東部中上層社會青少年的生活，而非60年代。因而，小說更為明確的是通過直接使用這些俚語準確地反映小說出版的那個時代紐約青少年的口頭語。塞林格沒有采用常用的以較為書麵的詞語取代俚語的方式，因而走在了時代的前麵。
《麥田裏的守望者》的“少年史卡茲”的先鋒性也在於其與現代心理學領域形成交錯。《麥田裏的守望者》是依照霍爾頓的心理動態進行，不像傳統敘事結構那樣邏輯分明、條理清楚、有著精心設計的敘事框架，而是不時會出現場景的突變、情節的轉換、或者情緒的跳躍。例如霍爾頓在談話的過程中，會突然想到中央公園的野鴨子過冬的問題，或是在同別人講話的時候走神，擺弄他的獵人帽。以獵人帽為例，霍爾頓用自己喜歡的方式戴這頂帽子，因為這樣使他與眾不同，也反映出他的心理變化。在共二十四次的出場中，戴上、脫下，鴨舌朝前、朝後，每一次霍爾頓無意識地擺弄他的獵人帽都有不同的心理動因。霍爾頓第一次帶上這頂紅色獵人帽，是在聽完斯賓塞老先生的訓話回到自己房裏之後。他把鴨舌轉到腦後，雖然承認“very corny”，但是他喜歡，因為“I looked good in it that way”。霍爾頓不喜歡阿克萊，於是他把帽簷拉低蓋住眼睛，這樣他就“couldn't see a goddam thing”了。他的反抗是溫和的，非暴力的，通過運用非常有個性標誌的物件（紅色獵人帽）和行為（轉動鴨舌）實現情緒等的轉換，顯示他的個性。
霍爾頓稱自己為“我”，稱讀者為“你”，於是閱讀很大程度上變得像聆聽一樣自然，讀者很容易感受霍爾頓的幽默和痛苦。例如，通過主觀的視角展現的斯特拉德萊塔對霍爾頓精神上的嘲諷和不斷的欺淩，會在同樣遭受霸淩(bully)的青少年那裏引起共鳴。在《麥田裏的守望者》中，讀者不難接受到這樣的訊息：斯特拉德萊塔欺負霍爾頓並不是一次、兩次了，而這種欺負不僅是行動上的（讓霍爾頓幫他寫作文），也是精神上的（常常用開玩笑的方式嘲笑霍爾頓跟自己不是一個等級的）。所以，當斯特拉德萊塔再次讓他幫自己寫作文，又開了一個關於女孩子的玩笑之後，霍爾頓“landed on him like a goddam panther”。在佛羅伊德看來，玩笑大部分都具有利比多的、焦慮的或者攻擊性的內容，兩個人議論女孩子看起來是輕鬆和戲謔的口吻，實際上，霍爾頓試圖通過這樣的玩笑極力展現自己也是成熟的，是跟斯特拉德萊塔一樣的。所以，當斯特拉德萊塔不無輕視地說他曾經的女友對霍爾頓來說“年紀太大”的時候，這對霍爾頓形成了心理的刺激，使他不能忍受，並反抗斯特拉德萊塔。在《麥田裏的守望者》中，塞林格很好地把握了青少年的心理，往往就是通過這樣的十分簡短的片斷，展現了現代青少年的心理世界。
《麥
田裏的守望者》的先鋒的史卡茲風格的意義何在？我認為在主觀視角的跳躍和粗俗的口語化表達的背後隱藏著塞林格對現代社會帶給人的內心世界的危機的觀察和思考。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認為，世界的意義產生於話語/言說，社會的價值體係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來自於欲望的言說，而人的主體性也是靠語言維係的。用大衛·洛吉的話來說，“用誇張的語言表達感覺強度”，正是年輕人的語言特色。霍爾頓說自己有著與年齡不相符合的孩子氣，部分就是因為自己有“a lousy vocabulary”。霍爾頓要維護的尊嚴是在現代社會對人的種種規範和束縛（例如成功的標準）麵前如此脆弱和不堪一擊，他也不懂得成人用以掩蓋內心的手段，所以他隻好說說粗俗的話，借助語言來1）獲得認可，比如當霍爾頓借助語言讓自己至少看上去有那麽一點像個成人——像成人那樣過得什麽都無所謂似的。或者2）獲得力量，比如當霍爾頓被開除後悄悄回家，他的妹妹菲苾說“Daddy's going to kill you”，霍爾頓說他要我的命就讓他要好了，“I don't give a damn”。由於內心世界與現實生活的抵觸，霍爾頓隻好不斷通過跳轉來調適，甚至大多數時間都懶得說話。盡管覺得很多言語都是假模假式的，但是他心裏明白，“if you want to stay alive, you have to say that stuff, though”。
塞林格巧妙地結合了1950年代紐約青少年的口語，創造出霍爾頓強烈的個人特質，使得他的語言有革新性的意義——一種對於現實世界的真誠的失望和無所謂的態度。而當粗口（比如turd, goddam, bastard, sonuvabitch, chrissake）和較為粗俗的口語化表達方式（比如not to know one's ass from one's elbow）成為霍爾頓的話語標記，也的確令到保守的那部分讀者十分惱火。由此，可知這不僅僅不是“社會批評能量從現實領域移向象征領域後的無害姿態”，相反，它極其深刻地觸及到了現代社會的種種機製給個體造成的深層的內心危機。
（三）反英雄的個性危機
現代性累積的心靈創傷問題不容小覷，而出版於1951年的《麥田裏的守望者》多多少少提前揭示了美國東部資產階級生活的嚴重危機。在霍爾頓·考菲爾德的例子中，他一方麵譴責自己身處的資產階級中上層社會的假模假式，另一方麵也深入地卷入到這種假模假式中。霍爾頓認為有尊嚴地活著是重要的事情，他批判“大人們”或者活得如魚得水的同齡人們對金錢、地位等的執著，表現得敏感而脆弱，但在同時他的抗拒又是不徹底的，不時會表現出他的階級的身份認同和優越感。
通過少年史卡茲的風格，塞林格在一個青少年的成長故事的背後，實際上提出了這樣一個深刻的問題，即個性是否意味著個人的異化或疏離？在試圖對這個問題作任何的判斷之前，我們首先要問：是不是霍爾頓對這個世界的疏離使他有那麽多“不受歡迎的個性”？霍爾頓到底生了什麽病？他是否真的像施鹹榮說的那樣進了精神病院？《麥田裏的守望者》是否隱含著對“罪惡”的資本主義的深刻批評？
本節要說明的是霍爾頓的確有對這個世界疏離的表現，具體表現為身體的抗拒（physical）、精神的抗拒（spiritual）、心理的抗拒(psychological) 、神智的抗拒（mental），但是他的疏離不是宗教的反叛、政治的反叛、或者社會的反叛。由於作者將故事的背景設置於紐約及紐約周邊的貴族學校，所以霍爾頓要疏離的世界的現實背景是美國東部的中上層社會，或者說資本主義社會一個特定階層生活的縮影。因為麵對的困境不是簡單的正義或愛情的呼喚，而是非常特殊的現代精神的困境，所以霍爾頓的追尋方式不體現在肌肉和暴力，而體現在精神境界，這讓他的追尋看上去有點接近東方式的追尋，不過歸根結底還是一種西方式的對現代性的心靈危機的反思。
霍爾頓對他所在的世界的身體的抗拒表現為，他渴望裝聾作啞，離群索居地生活。16歲的他熱切地想去西部，在加油站找一份工作，裝作又聾又啞，這樣就不用跟人講廢話，要說話就要寫下來給他，這樣沒過多久，大家就會覺得他不過是“a poor deaf-mute bastard and they'd leave me alone”，他就再也不用跟人費力攀談了。他想用自己的錢造一所小木屋：“I'd build it right near the woods, but not right in them, because I'd want it to be sunny as hell all the time。”然後娶一個美麗的聾啞的姑娘，需要交流的時候他們就寫字，生了小孩就把他們藏起來。這與在東部他的現實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很瘦弱，動不動就被說是孩子，每次打架都失敗；他不得不像表演一般模仿“某種極端虛偽的成年人社交行為模式”；他的家在文本中呈現為極暗淡的色調，當他偷偷溜回家的時候，“it was dark as hell in the foyer”，而他睡著了的父母也是隱身於陰影之中，在整個文本中隻有對他們的描述但沒有直接現身；他的女朋友在他看來是美麗的卻也是假模假式的，沒有真正的個性。所有這些都指向，霍爾頓痛恨的是東部中上層社會的蒼白無力的、假模假式的、陰暗的城市空間的生活方式，而渴望用體力的、簡單淳樸的、撒滿陽光的鄉村生活，這並不是東方的。
霍爾頓對他所在的世界的精神抗拒表現為，他認為其他人都是“假模假式”的、虛偽的。如果說魯迅的《狂人日記》中的狂人最後滿紙隻看出了兩個字“吃人”，那麽霍爾頓在這世界看到的越來越隻剩下“假模假式”：潘西中學的招生廣告十分裝腔作勢，校長隻與衣冠楚楚的家長寒暄，同學間缺少真實情感的交流，老師隻會不問緣由地給不及格並且也不會用教育心理學的方式循循善誘。霍爾頓處於性的朦朧成熟期試圖尋找能夠解答精神與肉體關係的導師，或至少有人誠懇地教導他。可是他遇到的情形是：徒有其表的室友以隨隨便便的態度對待自己唯一喜歡過的女孩子琴；女朋友薩麗是個美麗但常常裝模作樣的女孩子，從來沒有試圖與他認真對話過，或試圖理解他說的話；他招妓隻是想在彼此尊重的情況下聊聊天，卻受到鄙視並被敲詐了一筆錢；至於已經上大學的學長路斯聽到他的問題簡直是驚慌失措，因為他隻是喜歡逗別人說出自己的秘密，卻從不談自己的私人生活。霍爾頓的言行表明，他與一般人不一樣。對於美國東部模式化的中上層社會生活，他的看法是：“…all you do is study so that you can learn enough to be smart enough to be able to buy a goddam Cadillac some day, and you have to keep making believe you give a damn if the football team loses, and all you do is talk about girls and liquor and sex all day, and everybody sticks together in these dirty little goddam cliques”。在他看來，這種現代的生活造就的全是偽君子。
霍爾頓對他所在的世界的心理的抗拒表現為，他在潛意識或無意識中表現出來的對童年的留戀。這一點可以通過《麥田裏的守望者》中兩個具體的意象來進行說明。第一個意象是象棋裏的追逐。前文已經分析過霍爾頓是多麽厭倦與人攀談，但是當霍爾頓知道他的室友老特拉德萊塔約會的女孩子是琴·迦拉格的時候，他在文本中唯一一次破例，主動與塔拉德萊塔說了很多很多的話。他十分興奮、念念不忘而手足無措地講了很多琴的事，其中一個細節是說琴下棋的時候總是把她的王留在後排，不去動它。這裏的下象棋應該隱喻著性的追逐和誘惑。這一隱喻並不是塞林格的發明。米德爾頓（Thomas Middleton, 1580-1627）的兩部戲劇《對弈》（A Game at Chess）和《女人當心女人》（Women Beware Women）中都以象棋來隱喻性的關係的升溫。琴總是將王留在後排，這是她與眾不同的個性，令霍爾頓印象深刻。似乎塞林格想通過她的這一舉動表明她的純真。如果這一細節的含義不夠清晰的話，那麽後文一再提到這一下象棋的細節則確認了這一點。等特拉德萊塔準備好出去約會了，霍爾頓忽然精神緊張起來，也沒心情回答斯特拉德萊塔對寫作文的要求的話，而是反複地說關於象棋的事情：“She wouldn't move any of her kings. What she'd do, when she'd get a king, she wouldn't move it. She'd just leave it in the back row. She'd get them all lined up in the back row. Then she'd never use them. She just liked the way they looked when they were all in the back row.”這裏雖然有6句話，但是都說的同一個意思，即下棋時琴會把王留在後排，可見這個性令霍爾頓印象多麽深刻。因此他覺得琴的約會令他都快瘋了。對霍爾頓來說，這不僅是單純的性的保守，也是童年的憑記，所以彌足珍貴。
第二個更為直接地反映了他在無意識中對童年的留戀和逡巡的是作為他的安全區域的中央公園。白彼得（Peter Beidler）曾勾勒出霍爾頓的紐約地圖（見下圖），十分形象地說明了霍爾頓眼中的紐約與旅客眼中的紐約或者一個30歲的紐約人、80歲的紐約人是千差萬別的。
Map adapted from Beidler, Peter G. A Reader's Companion to J.D. Salinger's The Catcher in the Rye, Seattle, WA: Coffeetown Press, 2008.
對於霍爾頓來說，中央車站、Ernie's酒吧、百老匯、劇院、溜冰場等是他陌生的、或者不得已才去的，他所感興趣的、美好的世界都圍繞著中央公園，在這方麵我們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比如Ernie's酒吧是和哥哥D.B．一心賺錢不再當一個作家的失望的感覺聯係在一起的。他去百老匯是想為妹妹買一張很難得的唱片，而他已經好多年沒去過了。劇院和溜冰場都是因為薩麗想去，而他其實並不想去。他把行李寄放在中央火車站，而試圖在長椅上睡覺讓他感到疲憊不堪，十分泄氣等等。隻有中央公園的附近是他的安全區，也是最接近自然，最讓他感覺親近的地方，“I've lived in New York all my life, and I know Central Park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他小時候一直在中央公園溜冰，騎自行車。他在意那些鴨子去了那裏很大原因是因為那些野鴨是中央公園南頭淺水湖附近的鴨子，在霍爾頓那裏，它們是與童年的無拘無束聯係在一起的，而他擔心野鴨/童年的一去不複返。甚至在他喝得爛醉的晚上他不知道去哪兒的時候，他也信步往中央公園走去。霍爾頓雖然沒有直接表明這種區分，但是霍爾頓的經曆和行為都表明，在他的潛意識中，中央公園是一個獨立的世界，他在其中感到安心、寧靜和歸屬感。
霍爾頓對他所在的世界的神誌上的抗拒集中表現在他的“麥田想象”。“麥田”的意象在他精神上飽受煎熬的時刻突然擊穿他的心靈。一個小孩子緊靠著界沿石走——像很多孩子那樣——並且隨意地唱著“你要是在麥田裏捉到了我”。聽到兒歌，他心情舒暢不少，因為這或許是惟一不帶金錢色彩，單純地表現出孩子的個性的事情。後來他偷偷溜回家的時候跟菲苾說起這首“If a body catch a body comin' through the rye”的歌。菲苾糾正他說，那是羅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的一首詩，“If a body meet a body coming through the rye”。不過霍爾頓的誤記並不影響他對麥田的想象。在霍爾頓的這一麥田想象中，他是唯一的大人，而那兒有幾千幾萬的孩子，當孩子們不知道那兒有懸崖就跑過來的時候，他就捉住他們。這是一個與現實世界脫離的世界，一個從他的內心出發的一個沒有太多係統性製造來的幻想。在這一壓縮了千言萬語的場景中，他不曾用邏輯的思維去考慮，這些小孩住在哪裏，吃什麽，穿什麽，而狂奔又是為什麽，這隻是“本我”（id）不甘心日益模式化、非要“成人化”不可的人生，而翻湧出來的感性的而非理性的願望。
階級問題的確存在在這一文本中，但是也許理解為塞林格對東部中上層階級生活方式的不滿更為確切，霍爾頓並沒有對宗教、政治、社會反叛的意思。雖然他常常開口就說“Goddam”，雖然他嘲笑同學媽媽假模假式的慈善，但是當他遇到真正修女募捐的時候還是捐出了自己身上所剩不多的錢。他不願意談論天主教，因為自己父親曾經是天主教徒，後來結婚就離開了，雖然他覺得一次本來愉快的對話被轉彎抹角問他是不是天主教徒的話題破壞了，但是”I'm not saying I blame Catholics. I don't. I'd be the same way, probably, if I was a Catholic.”對於金錢的看法，他雖然認為該死的金錢“always ends up making you blue as hell”，但是他恐怕也並沒有像某些西方批評家在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批判的時候指出的那樣真正要對社會進行深刻批判。階級對一個十六歲少年造成了影響——他已經能很清楚地一眼看出來階級帶來的差別，並且第一個反應就先作出這樣的判斷，說明社會物質化到了怎樣的程度——但是這個少年是不是因此就成了一個“敏感的社會批評家”還是值得質疑的。霍爾頓自身也是是深入地被卷入這種階級差異的身份認同中。比如毛裏斯敲詐霍爾頓時說上等人是不想讓父母知道妓女的事情，霍爾頓為了維護上等人的身份也隻好接受了敲詐。他討厭別人用不值錢的手提箱，甚至隻要瞧著不值錢的手提箱，都會討厭拿手提箱的人。另一個明顯的例證是，比如他看到走在自己前麵的剛從教堂出來的一家人，第一個反應就是他們看去好像很窮，因為一般窮人想要打扮得漂亮才帶那種銀灰色的帽子。如同它的寫作風格表明的，《麥田裏的守望者》更關注個人，他在這裏痛恨的，也不過是階級的陰影投射到個人身上對人性的破壞。至少在他的書寫中，作為無產階級的開電梯的毛裏斯也一樣是負麵的。也許我們隻能說在這個社會體係中的人的尊嚴都被這種生活模式給毀了，那些所謂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都不例外。
正如伊格爾頓所說，20世紀的政治及意識形態的動蕩不僅僅是一個“種種戰爭、種種經濟衰退和種種革命”的問題，它也是“為那些卷入其中者以種種最直接的個人方式體驗到的。”這在《麥田裏的守望者》這裏直接的表現為個性的瀕危。霍爾頓最直接的個人體驗就是誠實地堅持自己的內心想法是如此艱難。這曲折地通過他對中央公園湖裏的野鴨子如何過冬這個問題的關心表現出來。文本中一共有四次提到紐約中央公園裏的野鴨子。第一次的意象出現在他離開潘西前到曆史老師斯賓塞先生家裏告辭的時候。霍爾頓顯然偏科很嚴重，他隻喜歡英文課，其它科目都不及格。但他不願意傷老斯賓塞先生的心，所以他甚至寫了一封信安慰他。但是斯賓塞先生不在意霍爾頓有沒有什麽特長，也不打算引導他對曆史產生興趣。相反，他隻是對著霍爾頓的卷子冷嘲熱諷。於是霍爾頓一邊敷衍了事，一邊想起了中央公園的鴨子飛去哪裏的問題。此後，他又反複地問別人鴨子去了哪裏。當小說第四次出現“鴨子”意象時，他喝得很醉，仍然去尋找那些野鴨子，但是一部分凍了一部分沒凍的湖上他一隻鴨子也沒看見。對於在這薄薄的一本小說中反複出現的這一意象，實在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注意。大部分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鴨子們在冬天都飛到南邊去了，而一般的孩子十幾歲時候已經在自然課上被教導過鳥類冬季會飛到溫暖的南部去過冬，因此推出霍爾頓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某些表現就像十二歲的孩子，問出一個十六歲少年不該問的傻問題。為此，中央公園保護區的曆史學家米勒女士（Ms. Miller）不得不站出來說，她感到十分“困惑”，因為那些鴨子實際上“哪兒也沒去”——她親眼看到它們就坐在冰封的湖麵上並且拍下過照片。如果不是被常識先入為主的話，所謂常識性的問題未始不可能有非常規的答案——這是米勒女士告訴我們的，也是人類曆史曾反複告訴我們的。霍爾頓反複問這樣的問題，或許有點偏執，但是他的執著背後是一個未被某種模式化的反應所禁錮的世界。
個性最需要的兩個社會條件就是有“理想選擇”（optimal）和有“社會聯係”（ligatures）。前者關涉自由，後者關涉尊嚴。可是，在這兩個方麵，東部資產階級的生活都令霍爾頓失望透頂。在霍爾頓念書的小學，甚至上廁所都要拿號碼牌證明自己已經獲得了許可。在東部資產階級所謂上層的教育環境裏，霍爾頓找不到榜樣也得不到認可。霍爾頓曾經待過一段時間愛爾頓·希爾斯中學的校長哈斯先生，在霍爾頓的觀察中，是最假仁假義的代表。在星期天有些學生家長開汽車來接孩子的時候，哈斯先生會跑來跑去跟他們握手寒暄。通過霍爾頓的眼睛，讀者不禁皺眉地看到，如果學生的父母外表不那麽光鮮，哈斯先生就隻假惺惺地微微一笑，就去同別的學生父母攀談去了。成長中的年輕一代也充滿矛盾。狄克·斯萊格爾被霍爾頓認為還算一個有趣的人，但是他一麵嘲笑霍爾頓昂貴的行李箱，一麵又假裝這可憐的“資產階級”的箱子是屬於他的。這類的事情令霍爾頓覺得絕望到快要發瘋。
當作為主體的霍爾頓不願放棄他的個性，他發現自己沒有什麽理想選擇，也無法建立起適當的社會聯係。“教育目的在於使主體把自己的稚氣和鋒芒磨掉，把自己的願望和思想納入現存社會關係及其理性的範圍裏，使自己成為世界鎖鏈中的一個環節，在其中站上一個恰當的地位。”霍爾頓努力顯得老成些，但是他的努力並未得到承認，他不把通常人們認為的金錢作為成功的標誌，而擁有這樣的個性的結果是人們都覺得他不成熟。安多裏尼直白地告訴還是少年的霍爾頓：“the mark of the immature man is that he wants to die nobly for a cause, while the mark of the mature man is that he wants to live humbly for one”換句話說，人們有時願意像英雄那樣忍受苦難，通常總是同時精明地相信著，通過推遲眼下的快樂，到頭來是希望把它們如數地甚至加倍地拿回來。人們準備忍受的壓抑，是為了更大的好處。每個人為了得到某種預期的好處而規規矩矩地、有條不紊地生活，這讓霍爾頓覺得難以接受。
無論前麵精神上的抗拒，還是心理上的、神誌上的抗拒，都不是一種精神疾病，而是現代社會帶來的“自我的碎裂”（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self）的危機。就《麥田裏的守望者》來說，損害最大的就是在霍爾頓的心裏形成了各種形式的“心理障礙”。死亡的禁忌是霍爾頓的一大心結，弟弟艾裏的死令霍爾頓無比悲傷，但是沒有人向他解釋死亡，釋放他的恐懼和悲傷，所以這就成了他的一個“心病”。精神和肉體的關係也是令霍爾頓有“心理障礙”的一個問題。在維格酒吧，霍爾頓向老路斯傾訴自己對於精神與肉體關係的困惑，但是路斯卻不願談論性，一直緊張兮兮地試圖回避這個問題，仿佛是一個禁忌，使得這個問題對霍爾頓來說越發不可理解。霍爾頓在看到菲苾所在的小學牆上的“fuck you”兩個字的時候，非常憤怒，想把寫字的人捉住打到半死。可是他甚至沒膽量自己把這兩個字擦掉，因為怕哪個教師看到以為是他寫的。這令他更加抑鬱。
種種的“禁忌”，意味著霍爾頓的心理危機無法解決，隻能依靠“自我”的力量：當“欲望竭力要從無意識那裏衝進來，自我則防禦性地擋住它們”。所以霍爾頓開始時抽煙喝酒撒謊，十足一個壞小子的模樣，最後卻能像聖人那樣想去拯救孩子的純真。他真正開始自愈，是最後看到菲苾騎旋轉木馬時他的感想：“The thing with kids is, if they want to grab for the gold ring, you have to let them do it, and not say anything. If they fall off, they fall off, but it's bad if you say anything to them.”這是霍爾頓給自己開的藥方，那就是不再去偽裝“老成”，不再去迎合現代社會設下的種種標準和規範，而是應該找到自我的主體性（subjectivity）。要勇敢嚐試和跌倒，就像孩子那樣。
西方式的現代化並不能保證關於自由和尊嚴的美好承諾的實現，引發了後續的種種幻滅。霍爾頓是個本性善良的學生，他敏感、膽小、偏科、成績差，個性強烈，不會造成什麽傷害，但他又無疑是個問題少年，以他出身的家庭、受到的教育來說，似乎不應該出現青少年性行為、“對宗教的褻瀆”、“對家庭倫理和傳統道德的不敬”，抽煙、喝酒又常常撒謊的現象。塞林格並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點是無疑的，他更關注的人的內在的危機，進而外化為個性的危機。個性的瀕危意味著要麽在精神、心理和神智上做出抵抗和反叛，要麽就隻能否定自身。無論是西方的漸進式的現代化還是革命的現代化，都逐漸將人的社會活動變成異己的東西，這種由主體所產生的對立物，成為一種壓迫性的、吞食主體的力量。
時至今日，很難說美國流行文化的哪一方麵未曾受到霍爾頓的影響。霍爾頓因此成為美國青少年典型形象之一，這一文本也因此成為80年代美國高中的指定書目。美國社會學家大衛·雷斯曼說，每個校園都有霍爾頓式的孤獨人群。老師們假定青少年們與那個決不信任大人、有點真誠又有點朋克風的霍爾頓心心相戚。霍爾頓或許不是他們的英雄，甚至不具有一個榜樣(role model)的力量，但是至少是一個他們不會感到陌生的人。隻要像霍爾頓這樣被同齡人邊緣化、推來攘去地戲弄、驅使的現象一天不消失，隻要他們依然在性、家庭、社會中感到困惑，年輕人就不會放棄從《麥田裏的守望者》那裏尋找答案和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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