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而遠行之----茶馬古道(下)
加上青藏高原,天寒地冷,空氣稀薄,氣候變化莫測,民諺說:“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稍好走;十冬臘,學狗爬,”形象地描述了行路難的景況。川茶就是在這艱苦的條件下運至藏區各地的,川藏茶道就是漢藏人民在這樣艱苦條件下開拓的。川藏茶道的開拓,也促進了川藏道沿線市鎮的興起。
大渡河畔被稱為西爐門戶的瀘定,明末清初不過是區區“西番村落”,境屬沈村,烹壩,為南路邊茶入打箭爐的重要關卡。康熙四十五年(1706)建鐵索橋。外地商人雲集瀘定經商。到宣統三年(1911)設為縣治,1930年已有商賈30餘家,成為內地與康定貨物轉輸之地。
康定在元時尚是一片荒涼原野,關外各地及西藏等處商人運土產至此交換茶葉布匹,隻得塔帳篷豎鍋樁,權作住宿之處,明代才形成一個村落。隨著藏漢貿易南移,逐漸發展成為邊茶貿易中心。雍正七年(1729)置打箭爐廳,設兵戍守其地,番漢鹹集,交相貿易,稱為鬧市焉。從此“漢不入番,番不入漢”的壁壘打破,大批藏商越靜寧山進入康區,大批的陝商和川商亦湧入康區。內外漢蕃,俱集市茶。這個因茶葉集市而興起的城市,藏漢貿易通過“鍋莊”為媒介,雍正至乾隆時期,鍋莊由13家發展48家,商業相當繁榮,成為西陲一大都市。
此外還有裏塘、巴塘、道孚、爐霍、察木多(昌都)、鬆潘等地都是在清代茶道興起而發展為商業城鎮的。總之,川茶輸藏是促進川藏交通開拓和川藏高原市鎮興起的重要因素。川藏線既是一條經濟線,也是一條政治線、國防線。它把我國內地同西藏地區更加緊密地連結在一起,使近代的外國帝國主義勢力再也無力把西藏從我國分離出去。
鴉片戰爭以後,英帝國主義為了侵略西藏,就力圖使印茶取代華茶在西藏行銷。他們認為一旦印茶能取代川省邊茶的地位,英國即可壟斷西藏之政治與經濟。為此,英帝國主義甚至用武力入侵拉薩,強迫印茶輸藏。從此,川茶又成為反對英國侵略西藏的武器。反對印茶銷藏,保護川茶銷藏,成了反對英國侵略西藏的重要內容。
當時西藏人民為了國家利益,寧願以高出印茶十來倍的價格購買川茶,而拒食印茶。西藏地方政府麵臨印茶銷藏帶來的政治經濟危機,更是竭力主張禁止印茶入藏。十三世**喇嘛還親自出麵向清廷呼籲,要求清朝政府配合行動,製止印度茶銷藏。清朝四川總督劉秉璋更是主張力禁印茶行藏,免貽後患無窮。清廷奉命與英國談判《藏印通商章程》的張蔭棠從川藏茶利,漢藏經濟,政府收稅,以及茶農茶商利益考慮,亦力主反對英國在西藏侵銷印茶,保護川茶銷藏。其後川督趙爾豐為了反對英帝侵略西藏,保衛邊疆,則在雅安設立邊茶公司,支持西藏人民抵製印茶。
公司改良茶種,整頓川茶,在打箭爐設立分公司,打破邊茶不出爐關的限製。並在裏塘、巴塘,昌都設立售茶分號,減少中間環節,迅速將川茶運往西藏。四川茶葉成為漢藏民族共同反對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傾銷印茶的鬥爭武器。民國時期,由於國內內戰,印茶乘機大量銷入藏區,西藏地方上層在英帝國主義的煽動下進攻川邊地區,四川與西藏發生軍事衝突。雙方的親密聯係有所削弱,唯川茶仍暢行於川藏之間。在當時的特殊曆史條件下,川茶更成為一種“國防商品”,溝通內地與西藏的重要經濟聯係,並借此而增進了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的政治關係和漢藏民族團結。
馬古道主要有三條線路:即青藏線(唐蕃古道)、滇藏線和川藏線,在這三條茶馬古道中,青藏線興起於唐朝時期,發展較早;而川藏線在後來的影響最大,最為知名。這三條道路都與昌都有著密切的關係,其中,滇藏線和川藏線必須經過昌都,它們的發展是與茶馬貿易密切相關的。
滇藏線茶馬古道出現在唐朝時期,它與吐蕃王朝向外擴張和對南詔的貿易活動密切相關公元678年,吐蕃勢力進入雲南西洱海北部地區。680年建立神川督都府,吐蕃在南詔設置官員,向白蠻、黑蠻征收賦稅,攤派差役。雙方的貿易也獲得長足的發展,茶馬貿易就是重要內容之一。南詔與吐蕃的交通路線大致與今滇藏公路相近似,即從今雲南大埋出發,北上至劍川,再北上到麗江,過鐵橋城繼續沿江北上,經锛子欄至聿賚城,前行到鹽井,再沿瀾滄江北上至馬兒敢(今西藏芒康)、左貢,分兩道前往西藏:一道經由八宿邦達、察雅到昌都;一道徑直由八宿至波密,過林芝前往拉薩。
曆史上滇藏線茶馬古道有三打道路:一條由內江鶴麗鎮汛地塔城,經過崩子欄、阿得酋、天柱寨、毛法公等地,至西藏;一條由劍川協汛地維西出發,經過阿得酋、再與上一條道路相合至西藏;一條由中甸出發,經過尼色落、賢島、崩子欄、奴連奪、阿布拉喀等地至西藏。其主要通道即與今滇蕆線接近。
茶馬古道在雲南境內的起點就是唐朝時期南詔政權的首府所有地大理。其中,大理、麗江、中甸、阿墩子(德欽)等地是茶馬貿易十分重要的樞紐和市場。滇藏線茶馬貿易的茶葉,以雲南普洱的茶葉為主,也有來自四川和其他地方的茶葉。滇藏線茶馬貿易有自己的特點,由雲南內地的漢商把茶葉和其他物品轉運到該地轉銷給當地的坐商或者西藏的販運商人,又從當地坐商那裏購買馬匹或者其它牲畜、土特產品、藥材,運至麗江、大理和昆明銷售。西藏、川藏的藏商,大多換取以茶葉為主的日用品返回西藏。運輸工具主要是騾馬和犛牛等。
今天,隨著現代交通的興起,這條自唐宋以來延續達一千多年並在漢、藏之間發揮過重要聯係作用的茶馬古道雖已喪失了昔日的地位與功能,但它作為中華民族形成過程的一個曆史見證,作為今天中華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貴的曆史文化遺產卻依然熠熠生輝,並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益凸顯其意義和價值。我想,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區聯合舉行此次大型的茶馬古道學術考察活動的一個原因。那麽,應當如何看待和認識茶馬古道的曆史文化內涵及其與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麽特點?同時,我們又應當如何在茶馬古道與當前藏區社會經濟發展之間尋找一個結合點,使其在新的社會曆史條件下煥發生機?這是今天我們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問題。筆者認為,對茶馬古道的特點及其曆史文化內涵,目前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茶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條異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從茶馬古道的路線看,我們不難發現,昌都是茶馬古道上的一個重要樞紐,它不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兩條道路的必經之地,而且也是這兩條道路的一個交匯點。事實上,茶馬古道並非隻是在唐宋時代漢、藏茶馬貿易興起以後才被開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這條起自衛藏,經林芝、昌都並以昌都為樞紐而分別通往今川、滇地區的道路就已經存在和繁榮,並成為連接和溝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通道。
它不僅是衛藏與今川滇地區之間古代先民們遷移流動的一條重要通道,同時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間古代文明傳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從考古文化遺跡看,遠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現了像卡若遺址這樣大型且時間延續極長的古人類聚落遺址。這說明至少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昌都一帶以卡若文化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當繁榮。
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時代就產生如此發達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於昌都是位於今川、滇、藏三地之間古代文明交流與傳播的一個重要孔道上。從卡若文化中,我們既可見到川西、滇西北地區原始文化的因素與特點,也可見到黃河上遊地區馬家窯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響,同時亦能發現其自身的特點,說明卡若文化具有濃厚的複合文化特點,它並不是一個孤立發展的原始文化,而是與周鄰地區諸原始文化之間存在廣泛的聯係和交流。
[備注:鑒於4月需得完成10萬字的正文稿子任務,茶馬古道未完結的內容,本人將會在空閑之餘,持續補上,不盡之處,望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