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樹挪活變死，人挪死變活 (3)

第四章樹挪活變死，人挪死變活(3)

比如在2009年連奪歐洲金球獎和世界足球先生兩項榮譽，並帶領球隊巴薩勇得歐冠冠軍的梅西，在俱樂部踢得真可謂是順風順水、無人可擋。但我們看看他在阿根廷國家隊的表現，簡直是判若兩人，不是一個級別的。

為什麽梅西在國家隊時，永遠踢不出在巴薩的水準呢？

阿根廷老帥梅諾蒂分析得很透徹：“在巴薩時，梅西是在踢球，而在阿根廷隊時，他卻在奔跑。”他把矛頭直指掌管帥印的馬拉多納。確實，我們看看阿根廷在世預賽時的風雨飄搖，就知道最大的問題出在哪了。雖然老馬在刻意克隆巴薩的風格，但阿根廷國家隊沒有哈維和伊涅斯塔，本來當邊鋒使用的梅西位置感全無，對此，老馬要負主要責任。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人是環境的產物，人的生存發展也離不開一個適合自己的環境。我國有句古話：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侍。對於我們來說，隻有選擇好了自己的生活環境，才能為事業的成功鋪就一條康莊大道。

孟母三遷的故事，我們都知道。孟子小的時候，父親死了，母親仉氏守節。他們住的地方離墓地很近，孟子沒事的時候總是喜歡模仿上墳的人燒紙和痛哭。孟母想：“這個地方不適宜孩子居住。”就把家搬到了城裏。

可是這個住處離殺豬宰羊的地方很近，於是孟子又總是模仿殺豬宰羊的樣子。孟母又想：“這個地方也不適宜孩子居住。”於是又把家搬到了一座學宮旁邊。

夏曆每月初一這一天，官員們進入文廟，行禮跪拜，揖讓進退，彬彬有禮，孟子見了，就開始模仿大人們的各種禮節。孟母說：“這才是孩子應該居住的地方。”就在這裏定居下來了。

古代“孟母三遷”，追求的是良好的學習氛圍和環境。由於現在初高中是就近入學，因此，在許多大城市，有的父母為了給孩子尋求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上一所好的學校，不惜代價，幾易住址，上演了一出出現代版的“孟母三遷”。

並且，一個小區裏麵如果有一所高質量的初中或高中，這個小區的房價都會跟著漲高。但既使房價再高，房子也照舊好賣，不但好賣，簡直是供不應求。精明的開發商們覺察到了這個商機，紛紛在開發新樓盤時注入“教育因素”。他們或依托小區建設高質量的幼兒園、小學甚至中學；或注重開發名校周圍地段，可謂費盡了心思。

這說明，環境，對一個人成才是多麽重要。因此，對於每一個渴望成功的人來說，選擇一個良好的生活、工作環境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工作在一個良好的環境中，事業就容易成功；生活工作在一個惡劣的環境中，不要說事業，恐怕連生存都會成問題。

為什麽有的人在此地就能成功，到彼地就不能成功；為什麽同樣的一個平台，有的人就能成功，有的人就不能成功，這都是環境在起作用。孔子也是深諳這個道理，像他老人家這麽優秀的人才，怎麽能不選擇一個可以發揮自己才能的好單位和善用自己的好領導呢！

《左傳》中有這樣的記載：

衛靈公尋問孔子關於作戰布陣的事情，孔子立即回答說：“祭祀禮儀之類的事，我聽說過；用兵打仗的事，我沒有學過。”

之後，孔子便催促學生們準備離開衛國。學生們不知其故，孔子說道：“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這句話後來就演變成“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侍”了。

對於我們這些在職場奮戰的上班族來說，第一要知道到哪裏去，目標明確清晰，第二要乘一艘好船，共同與大家齊心協力劃槳，才有可能到達彼岸。

因此，我們除了做好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還要找到一條好船。記得我的一位領導說過一句一針見血的話：讓一個不好的員工進了公司，等於讓“賊”上了船；一名優秀的員工進入一家不好的公司，等於上了“賊船”。

一位職場人士要想實現自己的夢想，必須一步一個腳印曆練、積累，借助一個平台磨練自己，發揮自己的才幹，體現自己的價值。選擇進入一家企業也是這樣：

一是這家企業要有好的文化，積極向上，有士氣，老板員工擰成一股繩；

二是尋找和抓住每個機會鍛煉自己，自己和公司要能共同成長；

三是跟一個好的老板，這位老板心好，爽直，事業心強，關心員工，能帶領大家一起奔小康，而非“周扒皮”式老板，要跟對人，走對路。

因此，進入一家好企業，跟對一個好老板非常重要。這樣，在全力以赴之後才有可能實現自己的目標。否則，鞍前馬後地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最後老板來個“卸磨殺驢”，你就哭了。

在快節奏的今天，“忠臣不侍二君”已經成為曆史了，“良臣擇主而侍”才是再明智不過的選擇。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大家隻是合作的關係，沒有必要你死我活地非要綁在一起，合則聚，不合則散。愛情，婚姻，事業，人們基本上都是這個態度。

這本無可厚非，但可能由於束縛了幾千年，一下子“自由”了，人們對於任何事物的態度都變得異常輕率、飄忽、無所謂了，這也引發了不少社會問題，值得我們深思。既“嚴肅”又“活潑”的中庸之道，也許是比較好的選擇吧。

在古代，人們基本都傾向於“忠臣不侍二君”這一邊，因為那時候的“君”基本就是一個家族的代表，是一代一代傳下來的。不像現在，不是民主就是共和，沒有了那個讓你一直“忠”下去的對象。

但人總是有一些“奴性”跟“惰性”的，沒有了“君”讓人寄托這顆相思之心，人難免會覺得空虛、寂寞；雖然空虛、寂寞，但人又太懶，自己懶得想這生活到底有什麽意義。於是，人們開始跟“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物質主義”、“虛無主義”等等東西“談戀愛”。雖然自己不知道什麽是“愛”，但竟也自欺欺人地“愛”得如癡如醉，彷佛這樣的生活還是很美好的。

結果，德國人跟著納粹跳了一支性感的倫巴，讓全世界為之瘋狂；日本人跟著他們還健在的天皇和被招安的禪師，把大半個亞洲了一把。之後，被蹂躪了的世界各國人民不幹了，於是他們又在“民族主義”當中自娛自樂，各個民族之間的衝突也迅速升級、爆發。結果弄得世界的版圖好像一個小孩在玩拚圖，合了又分、分了又合，到現在也沒拚好。

再後來，戰爭時期的風雲人物們像唐僧一樣停下他們的嘮叨，去西天取經了，於是，整個世界也清靜了。但經還沒有取回來，信仰還沒有找到，於是，心裏沒了主兒的人們在一個日益繁榮的世界裏，在金條跟美元，酒精跟大麻，虛無跟扭曲裏看到了新的希望，日複一日、樂此不疲。

有人說，陽光下有三件騙人的玩意兒：政治、詩和形而上學。政治，是熱衷於權力者玩的多人遊戲，比星爺的搞笑還要無厘頭，當然不必認真。對於“生怕情多累美人”的有些詩人，矯情、文飾、心口不一是他們的一貫特色，他們進則儒法，退則釋道，總能求得心理平衡，當然也不必過於認真。對於如同小貓捉自己尾巴玩的形而上學，就更不必太認真了，它是講“循環邏輯”的，可以證明白的就是黑的、鹿就是馬。

三者當中，詩和形而上學都是語言的外化，都屬於語言的範疇。而任何語言，總是有其局限性的；真正的交流，往往是不能通過語言實現的。讀書，就像聽人講故事一樣。聽的人一般不能判定這是有人在鏡頭前剖心瀝血、吐露衷腸，還是有人在舞台上胡謅吹牛、調侃嬉戲。

無怪乎曹雪芹在《紅樓夢》裏感歎道：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當然，筆者沒有自大到以曹雪芹自擬，隻是為了讓我們的廣大讀者提起精神，別錯過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也提高警惕，別被人忽悠了。忽悠，也分多種：有書本式的“精神忽悠”，有政治式的“身體忽悠”，更有情話式的“情感+身體忽悠”。總之是不一而足，防不勝防。生活當中的真實情況往往是：我們被忽悠了，自己卻不知道。

被“忽悠”了，就是失去了自由，或者如魯迅所說“當上了奴隸”。歌德說：“那些錯誤地相信自己是‘自由的’之人，是最無可救藥的被奴役者。”經曆了以博愛為名義的幾千年的宗教戰爭，經曆了日本天皇領舞下的一個民族的瘋狂探戈，經曆了轟轟烈烈的意識形態上的荒謬革命……筆者真不希望我們再次將自己的“理性”丟失，再被人忽悠了！

有人說：人都是喜歡做奴隸的。仔細想想，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經曆了數不清的奴隸製王朝、封建式政權，享受了幾千年的奴化教育，我們人類——你不讓他做奴隸他都會跟你急！

千年之前可不是這樣。犯人最初進監獄的時候，一定非常渴望重新回到外麵的世界。但當他呆了十幾年、二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之後，當所有的親人、朋友、街道都離他遠去，外麵的世界還是屬於他的世界嗎？他還會像當初一樣，期盼著看到頭頂的那抹藍天，嗅到身邊的那枝迎春花嗎？

在影片《肖申克的救贖》中，有這樣一個讓人記憶深刻的場景：在監獄裏呆了50年的布魯克斯被假釋出獄了，他是如此害怕並要逃避這種自由，甚至想到用跟人打架甚至殺人的方式毀掉假釋，以便能繼續在監獄呆下去。但最終，他還是被釋放了。

年近七旬的布魯克斯走在完全陌生的街道上，看著川流不息的人群與車流，他感到了一種恐懼：在監獄裏，他是監獄圖書館的管理員；而在這裏，在這熙熙攘攘的繁華中，他是誰呢？他可以做些什麽呢？突如其來的“自由”把他壓倒了，最後他選擇了自殺。

劇中有這樣一句台詞：這將你圍住的高牆很有意思——剛入獄的時候，你痛恨它；慢慢地，你習慣生活在其中；最終你會發現，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

時間與環境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不僅改變了人的容貌，更改變了人的心靈，最可怕的是它讓你變得麻木，甚至麻木得已經不知道自己已經麻木了。就像上麵的布魯克斯一樣，最終成為一個“丟份”的人。

我們到哪裏換個環境，激活自己呢？也許隻有在我們冷靜下來，具備了充足的理性之後，才能回答這個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