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中庸處世，圓融做人 (3)

第三章中庸處世，圓融做人(3)

孔子把中庸稱為至德，這既說明他把中庸視作道德的最高準則，也說明中庸是他的哲學基礎。孔子的中庸之道，簡單來說就是反對過與不及，要在過與不及的兩端把握一個中點、一個度，這樣才能保持事物的常態不變。

這個道理說起來不難，做起來難，因為人總是喜歡走極端的，總是長於破壞、短於建設的。不然，不會有克爾凱郭爾的《非此即彼》，更不會有當年的“打倒孔家店”。孔子對人的這種劣根性有深刻的洞察，所以他在《論語·雍也》中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意思是說，中庸作為道德標準，該是最高的層次了！但人們不了解它，已經很久了。孔子為什麽這麽說呢？

他解釋道：“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我知道人們為什麽不按客觀規律做事，不行中道。因為聰明的人易過頭，愚笨的人則做不好。我知道為什麽中庸的道理懂的人少，因為聰明的人雖了解卻不以為然，愚笨的人想理解卻無從下手。

最精彩的是最後那個比喻：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每個人都會吃飯，但又有誰能真正品出其中的味道呢，實在太少了！

能吃，不代表喜歡吃；喜歡吃，不等於會吃。能吃的人，饕餮一生也未必知道自已究竟在吃些什麽；喜歡吃的人，津津樂道於某些口齒的“豔遇”；而真正會吃的人，於尋常瓜菜中也能發掘出旖旎風情，於尋常景致中亦可享無邊風月。

還有的人雖然了解中庸之道，也想做到，但就是不能長期堅持下去。孔子說：即便了解了中庸之道，不長期固守“喜怒哀樂未發”的規矩，也是不成的。

我們東方的哲學，從來都是“行不到”則“知不達”，做不到就不要說。沒有“行”的“知”，隻是自以為是而已。隻是能說會道、口若懸河，到頭來也不過是“口頭禪”，對於自身境界的提升，起不了任何作用。這也是為什麽人們常說：光說不練假把式，光練不說傻把式，又練又說真把式。

不但孔子身體力行中庸之道，他最喜歡的學生顏回更是深契其精髓，孔子曾經這樣誇獎這位徒弟：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下麵我們來看看，顏回學“中庸”以致用，未卜先知的故事。

有一次，魯定公饒有興致地問顏回道：“先生，您聽說過東野畢很擅長於駕馬吧？”

顏回答道：“擅長是很擅長，不過他的馬將來必會跑掉。”

魯定公聽了很不高興，東野畢擅長駕馬是眾所周知之事，可如今，顏回卻說他駕的馬必會跑掉，不知顏回是何用心。便對旁邊的人說：“原來君子也會誣人啊！”

顏回聽後，沒有辯白什麽，默默退了出去。

顏回離開後第三天，掌管畜牧的官員突然跑來報告魯定公說：“東野畢駕的馬不聽指喚，掙脫韁繩，車旁的兩匹馬拖著中間的兩匹馬，一起回到馬廄裏了。”

魯定公一聽，驚坐而起，急忙喚人派車將顏回召來。

顏回到後，魯定公便向顏回請教道：“前天，寡人問您東野畢擅長駕馬的事，先生您說，擅長是很擅長，但是他駕的馬必將跑掉。不知您是如何預先知道的呢？”

顏回起身答道：“臣是以政事推測出來的。以前的時候，舜帝善於使用民力，造父擅長使用馬力。舜帝不窮盡民力，造父不窮盡馬力，因此在舜王那個時代，沒有避世隱居或逃走的人，而造父手下，也沒有不聽指示的馬。但東野畢在駕馬的時候，雖然騎著馬，拿著韁繩，姿態很端正，駕馬的緩急快慢，進退奔走，也很合適，隻是當經曆險阻到達遠方之後，馬已經筋疲力盡了，他卻仍然對馬責求不止，臣是從這裏推想到的。”

魯定公很讚賞地說道：“原來如此啊！果真如您所言。不過，先生您話中的含義很大，能不能再進一步說明呢？”

顏回說：“臣曾聽說過，當鳥被逼急時就要啄人，獸逼急了就用爪子亂抓，而人被逼得沒辦法時便要欺詐、叛亂，馬被逼過頭了自然就會逃奔。從古到今，沒有使其手下處於極點，而自己沒有危險的啊！”

魯定公聽了顏回的話後很高興，感到非常受益，也很佩服顏回的智慧與德行，便將此事告訴了孔夫子，夫子聽後，微笑著說：“這就是顏回之所以為顏回了，他一直都是這個樣子啊！”

顏回觀東野畢駕馬，卻以舜王政事斷定有佚馬之後果，二者之間看似並無關聯，然而道理卻相同，那就是：過猶不及，物極則反。用比較通俗的話說：狗急了跳牆。

舜為一代聖王，仁心愛民，不窮其民力。人民都能安居樂業，自然會擁戴他了。東野畢雖然很有一套禦馬的技術，但對馬卻無體諒之心，馬自然不堪忍受而奔逃。所謂“有壓迫就有反抗”，說的就是這個道理。這就像一統天下的秦始皇，一味奉行法家的鐵腕政策，最後弄得民不聊生、雞犬不寧，結果必然是官逼民反、自取滅亡了。

凡事做過了頭，必然會走向反麵，最後讓你沒有好果子吃，這就是古人推崇的中庸之道。當我們時時以平和中正之心待人接物，事事不偏不倚，棄其兩端、取其中道，定能無往而不利。

5.“圓而不滑”有奇效

雖然我們每天嘴裏說“圓融”，想做人做事“圓融”一點，但我們可能不知道，這個詞其實本是一個佛教詞匯。其取自《楞嚴經》卷十七：“如來觀地、水、火、風，本性圓融，周徧法界，湛然常住。”

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圓融可以說成是“破除偏執，圓滿融通”，是講一個人為人處世的基本態度。要根究它的本義，那裏麵的學問可就大了。《丁福保佛學大辭典》是這麽解釋圓融的：

圓者周遍之義，融者融通融和之義。若就分別妄執之見言之，則萬差之諸法盡事事差別；就諸法本具之理性言之，則事理之萬法遍為融通無礙，無二無別，猶如水波，謂為圓融。曰煩惱即菩提，曰生死即涅槃，曰眾生即本覺，曰娑婆即寂光，皆是圓融之理趣也。

可能看得有些頭暈了，附上它的本義隻是為了說明隨著曆史的發展，漢語的詞匯及詞義都發生了巨大改變。在我們漢語史上，漢語大規模地吸收外語來源的詞共有三次：一是戰國時期，主要是匈奴、西域來源的詞；二是魏晉至陏唐時期，主要是梵語係統來源的佛教詞語；三是明清時期，主要是來自西方語源的詞。其中來自佛教的詞，是對漢語影響最大的一次。

跟圓融相似，我們在生活中也經常會見到另一個詞“圓滑”。一字之異，二者的差距可就大了：

圓滑，就像河裏的鵝卵石，外表圓、滑，此乃外力所致，不知不覺、被迫使然，是被動而成的一種人生狀態；

圓融則恰恰相反，圓融，是一種境界，一種氣息，是由內而外散發出來的，是一種能衝破個體軀殼禁錮的力量。

圓滑是有邊界的，就像堅硬的鵝卵石，可以觸摸，可以硌到人，傷害人；圓融是沒有邊界的，就像柔和的空氣，不可觸摸，卻無處不在，可以浸透人，融化人。圓滑往往令人厭煩，而圓融則能和諧周圍的磁場。圓滑過後，安靜下來，人會平添許多煩惱；圓融則無始無終，如和風細雨，潤物無聲。

社會裏的很多因素會迫使一個人成為圓滑世故的老狐狸，人性的墮落，又往往讓這些人看不到圓融是怎麽回事，總以為別人也跟自己一樣，為了一己私利而屈膝諂媚、不擇手段。

從本質上說，二者的區別在於發心（動機、出發點），就是你做某件事是為了達到什麽目的。發心不正、居心不良的話，善巧方便就成了圓滑；發心純正，在看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後為了方便利益周圍的人而舍棄某些原則，這是圓融。

我們可以說得簡單一點：

堅持自己的原則，兼顧對方的感受，是圓融；

放棄自己的原則，揣摩對方的感受，是圓滑；

堅持自己的原則，不顧對方的感受，是剛愎自用。

人之圓滑，可以說跟“性”一樣，是人的本能所決定的。古人說“飽暖思淫欲，饑寒起盜心”，可謂深契人性之理。吃飽穿暖，不愁吃穿，自然就想去享受了，所以難免沉湎於“性”；但在吃飽穿暖之前，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還沒解決，基本就不會去想更高級的享受了，所以難免起盜心，變得圓滑勢利。

如果根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來看，“盜心”甚至是比“性”更根深蒂固的：一個屬於低層的生存需要，一個屬於較高層的生理需要。這樣看來，大部分人變得圓滑起來，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不足為奇。在今天，圓融還是圓滑，似乎成了一個關乎個人道德修養的問題；但性為什麽沒有成為一個擾亂社會治安的問題呢？

我想，這是因為我們的祖先通過婚姻這種形式，將其合理化、合法化了。真是不得不佩服古人的聰明才智，彈指之間就解決了一個近乎“TOBEORNOTTOBE”的大問題；不然，真不知道曆史當中又要鬧出多少亂子了。同時，我也感到一股莫名的悲哀，人類社會的“規矩”差不多都讓古人給定完了，留給我們現代人的，就隻有乖乖遵守的份兒了！

回到主題。《菜根譚》在教我們“交友須帶三分俠氣，作人要存一點素心”的同時，也不忘告訴我們“處治世宜方，處亂世宜圓，處叔季世方圓並用”，作者真是用心良苦啊。看來，是圓融還是圓滑，也得看“天時”。

圓滑之人都是以明哲保身、個人私利為出發點，遇事采取“拖”字訣，消極應對，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其結果往往是誤了他人，壞了大事。所以從古至今，在人們眼裏，圓融之士多厚道君子，圓滑之流俱利己小人。

如果我們從長遠來看，圓滑之人，得到的往往隻是一時的小利，其後害無窮；圓融之士，雖會失去一些現前的利益，但得到的是內心的富足、安寧，有“後福”。所以，想讓人說你是君子還是小人，處世是圓融還是圓滑，就自己掂量著辦吧，隻要你真的問心無愧就行了。

孔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君子常常會做事，小人常常會“做人”；君子往往說實話，小人往往說謊話。人生在世，既要會做人，又要會做事，確實兩難全。

滿腹經綸、才高八鬥的明代翰林學士解縉曾領導三千人用三年時間完成鴻篇巨製《永樂大典》，他如此會做事卻對“人際關係學”一竅不通。在朱元璋要他提意見的時候，他秉筆直書，曆數朱元璋及各位大臣的政令多變、濫殺無辜、無賢否之分、無枉直之判等等，把皇帝和同僚說得一無是處，結果後來被人陷害，活活整死。

而五代時期的馮道卻是個很會做人的角色，他曆經五朝，侍奉過八姓十一帝，一直官不離將相、三公和三師的高位，在權力鬥爭中遊刃有餘，他苟且一生，把畢生精力放在討好主子和趨炎附勢上，窩窩囊囊地最後憂鬱而死。

在此二人的絲毫不圓融和做人太圓滑之間，我們是否可以得到一些啟示呢？

做人難，做事也難。做人難，難在把握不好分寸尺度；做事難，難在難以心想事成。而“圓而不滑”卻是一種大智慧，將兩者隱含的矛盾有效統一起來，既相輔相成，又互相促進，做人做得好，會有利於做事；做事做得好，同樣會有利於做人。

宋代的包拯可謂具備“圓而不滑”智慧的典範，他忠君、愛民，對大奸大惡必摧之，進諫時總是分清形勢，說清道理，毫無傲慢之態，力爭取得皇帝的支持；他做事踏實，彈劾他人敢於直言又講究方法。

當時許多人彈劾張堯佐，而宋仁宗正迷戀其妹妹張貴妃，包拯審時度勢提出將其外調，打破了僵局，使宋仁宗有台階可下。縱觀曆史上許多剛直不阿的諫官，多是“清官不到頭”，而包公既履行了自己份內職責，又保全了自己性命，不得不歸功於他“圓而不滑”的處世之道。

“圓而不滑”之道既是一種姿態，也是一種修養，一種智慧，一種謀略，一種胸襟。它讓你用平和的心態來看待世間的一切，低調做人、高調做事，不卑不亢。這樣，才更容易被人接受。

一個人應該和周圍的環境相適應，才能適者生存。曲高者，和必寡；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人浮於眾，眾必毀之。“圓而不滑”做人，才能有一顆平凡心，才能不被外界所左右，才能冷靜、務實，這是一個人成就自己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