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煎餅花兒(2)

我家世傳中醫,算識文斷字了。可父親初中畢業即輟學。我出生那年(1942年),天災肆虐,因為連煎餅也吃不上,父親隻好將祖房抵了高利貸。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擺在爭食煎餅花兒的諸兄妹麵前的前程,或許是推車賣漿,或許是肩挑青菜,或許是烙油餅、賣煎包,如那花白胡子……

滄桑之變,解放了!土改中房子回來了,讀書的權利也獲得了。破屋足蔽風雨,兄妹你追我趕,大的讀,小的也讀;男的讀,女的也讀。“砸鍋賣鐵也供他們上學。”其實母親有多少鍋可砸?我們上學,靠的是人民助學金!

春苗逢喜雨,一日長三寸。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瓦藍瓦藍的天。

生活稍稍好起來,來了母親之謂“大亂鋼鐵”。曾點過哥哥姐姐名的中學校長向同學們宣布:“兩年進入!”

我是高中生了,已懂得兩道加法:馬克思的——=物質極大豐富+覺悟空前提高;列寧的——=蘇維埃政權+電氣化。

現實生活與導師的“加法”卻分道揚鑣了。

“電氣化”了:家中電燈的光亮令罩子燈退避三舍。隻是我們都失卻了爭光搶亮的興趣,在為“小高爐”夜以繼日搞運輸。什麽XYZ,什麽氧化還原反應、卷舌音,全丟在九霄雲外!我曾一宿搬三趟磚,一次兩塊,行程四十裏,食堂也實行“”了,地瓜蛋隨便吃!於是,我有了一道新加法:=一宿搬六塊磚+敞開供應大地瓜。隻是我的胃不作美,吃地瓜吃得直冒酸水。於是我不無向往:什麽時候吃上碗有油有鹽的煎餅花兒,這“”竟不要也罷了。

母親的鍋終於砸了。並非為了賣鐵供子女上學,而是裝進老太太們自製的坩堝中煉“優質鋼”。結果變成了一推青不青、紅不紅的海綿鐵。

等到中學校長預言到來的歲月,地瓜已變成了“高檔商品”。我們堂堂高等學府竟供應起狗都不予問津的“代食品”來。好在有中華民族的脊梁骨替我們承受“×分天災,×分”的重壓,周恩來總理親自下令提高了大學生的助學金、夥食費,大學裏竟沒有出現餓殍。在浮腫病剛剛退去時,戎馬終生的陳毅元帥又在廣州會議上號召大學生向科學進軍,振臂一呼,應者雲集。我和哥哥姐姐都在家門口上大學。周末回家,又爭搶台燈下的有利地形,有的讀原子物理,有的鑽高等數學,有的讀《文心雕龍》……

那年考過了頭一門課,母親炒了些煎餅花兒,給三個吃夠了“瓜菜代”的大學生過“開齋節”。大家邊吃邊議論考試。我因為把托爾斯泰的生卒年月答錯了,俄蘇文學史能否得“優”?頗犯嘀咕。三哥又來訕笑我:“這叫旗開失敗,馬到垮台。你就是吃飯數第一,瞧,‘這餅真香’!”

我的臉“騰”地紅到耳根,仿佛又看到那幅捉弄人的漫畫,那啃油餅的大豁牙。在我們這些讀書人看來,學業上不能爭光,是比懶與饞,更為見不得人的。

物換星移,逝者如斯。一九七○年,我那個見了煎餅就咧嘴哭的妹妹從醫學院畢業了。她是七兄妹中第七個大學生。我們則是回族醫生家第一代大學生。我們七人都曾抱著玫瑰色的理想去日夜攻讀考大學。有的向往親手發射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有的企望成為當代的扁鵲、華佗,妙手回春,起死回生;有的憧憬下筆繡辭,揚手文飛,為民族文化平添春色。進了大學,更是人人矢誌握靈蛇之珠,個個力圖抱荊山之玉,五年寒窗,胼手胝足,朝詠外語於晨熹中,暮誦文獻於華燈下……

然而,十年浩劫,國難民憂:造反有理,讀書無用;“生兒不用識文字,鬥雞走馬勝讀書”;“案後一腔凍豬肉,所以名為薑侍郎”。我的大妹妹是學自動控製的,畢業時因為是“的黨員”,被貶到縣城,分配當售貨員。據說,賣無線電元件對於工業大學五年製畢業生,仍算“專業對口”!我們另外的人呢,或靠邊站,或當“老牛”,或幹“火頭軍”。一言以蔽之曰:臭老九。泰然獨坐,百憂俱至;瀹茗對談,哀憤兩集:你的計劃成了水中月,她的打算變為鏡中花,我的勞動付諸東流水……我百思不得其解:母親用煎餅花兒,人民用助學金,供我們讀十七年書,難道是為了讓我們跟在地富反壞之後,忝列第九?我是何等懊惱煩悶啊!

前天,小妹對鏡糾正日語發音,忽然說:“我的下巴就是比我女兒的寬,歸根到底,我也是吃煎餅長大的,咀嚼肌格外發達。”

“你閨女不至於見了煎餅咧嘴就哭了?”我揭她的短。

“她最愛吃煎餅了。”小妹笑嘻嘻地說,“可你看,人家吃的什麽煎餅?”

說著,她從桌上拿起一包塑料紙包裝的糖酥煎餅。那是用小米加香蕉、菠蘿、桔子、白糖製成的,比一般糕點還要昂貴的山東名產。“文化革命”前,隻能從高級賓館買到,現在,泉城處處可見。並成為小妹母女的日常早點了。

母親不以為然,說:“如今,煎餅都成了甜的,咱可沒攤過……”

變甜者豈止是煎餅?還有我們的生活!閉門獨坐,讀書攻關;醇酒對酌,笑語綿綿:你提了講師,我升了工程師,她入了黨;你的論文得發表,我的設計已過關,他開始學第三門外國語。一言以蔽之:學以致用,爭做貢獻……

我丟一塊糖酥煎餅在口中嚼著,讚歎道:“香甜如飴,酥脆可口,這股甜蜜勁兒,真適合除四害後咱們老九的心境。”

三哥又挖苦我一句:“這餅真香!”

大家哄堂大笑。又一致斷定:“這糖酥煎餅花兒不及母親那有油有鹽的煎餅花兒可口。”

“為什麽呢?”我很感興趣地問。

有的說,這煎餅甜得發膩,失去了做魯中勞動人民主食的資格,因為山東人不嗜甜。

更多的卻說,因為母親的煎餅花兒引起大家對“早晨”的聯想。

不是嗎?那陣子,我們吃煎餅花兒,我們搶罩子燈亮兒,我們穿補丁衣服,弟弟揀哥哥的,妹妹拾姐姐的,清貧樸素,甚至不免寒酸。可我們這幫黃毛丫頭、毛頭小子,恰如初生的新中國,奮發向上,朝氣蓬勃!我們多想再揣上煎餅,哼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去扭大秧歌!那或許會使我們對失而複得的教書——讀書權利加倍地珍視;那或許能令我們將十年創傷留下的瘢痕盡快消除;那或許使我們在大學講堂、實驗室中、手術台上,更多地想到民族殷切的期望,國家複興的重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