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大化改新部民氏姓製度
在日本民族蓬勃發展甚至有餘力發動對外侵略、建立任那殖民地的時期，朝鮮半島三國鼎立，中國也正處於南北朝亂世，因此就有大量的中國人和朝鮮人湧入日本，既有被擄去的戰俘，也有主動逃去的移民。日本史料中多次提到漢人（中國人）、新羅人、高麗人（高句麗人）和韓人（任那人）、百濟人等等，他們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方式，使倭國的奴隸製社會得到進一步完善。
就在這種背景下，4世紀前後出現了部民製度和氏姓製度。所謂部民，是指皇室和貴族的私有民集團，身份介於農奴和奴隸之間。他們或者集體在皇室和貴族的田莊中勞作，或者定期前往皇室和貴族的家庭、工房中從事生產和服務工作。部民最初的來源是奴隸、戰俘、移民和罪犯，後來相當多的本土公社自由民也加入其中。
在部民製度的基礎上，逐漸建立起氏姓製度。中國古代是以姓代表血緣，以氏代表身份，日本的氏姓製度則恰好相反。氏原本是指以血緣為中心組成的氏族公社，兩極分化後，其首領即被稱為氏上，對內主持對氏神的祭祀，裁決氏族內部紛爭，對外則代表氏族與其他氏族或朝廷接觸。姓原本是對氏上的尊稱，後來逐漸成為大和王朝賞賜給氏上以區別其尊卑高下的一種稱號。比如天皇的後裔往往賜姓臣、君，很多傳統氏上賜姓連，中國或朝鮮移民的氏上賜姓主、史，其他的還有別、公、直、造、村主、稻置，等等。最尊貴的姓是臣和連，其中在朝廷中身為高官者稱大臣和大連。
日本人現在的所謂姓，其實應該寫作“苗字”，除明治維新後新造的或附會的苗字外，它是古代和中世紀為區別同氏異流而另起的稱謂，和最初氏姓製度之姓已經完全是兩碼事了。
二章大化改新
日本雖然運用中國的文字，但因應其本土的需要，很多文字的含義與其在中國的本源已經截然不同了，必須加以區分，而不能望文生義。
且說從5世紀後半葉開始，中國分久必合的趨勢日益明顯，而朝鮮半島也因新羅的崛起即將結束三國鼎立的局麵，倭國即大和王朝在半島南端的殖民勢力日漸萎縮。大和王朝還想挽狂瀾於既倒，不停地渡海派發援軍，但其結果隻能是地方貴族和百姓此起彼伏的反抗。公元479年，五百名蝦夷族士兵在西部發動叛亂。公元527年，築紫國造（“國”是行政區劃，“造”即其長官）盤井掀起反旗，又占據“火、豐兩國”，叛亂持續了一年零三個月之久。
到了6世紀中葉，部民製度因生產力的發展而走向沒落，逐漸崩潰，許多貴族被迫解放部民，使其成為擁有一定人身自由、繳納貢賦的農奴和小生產者，這就引發了大和朝廷中兩種思潮的劇烈鬥爭：是順應這種社會形勢進行改革，還是維持舊有的生產關係。前者以蘇我氏為領袖，後者的代表家族則是物部氏。蘇我氏本是葛城氏的分支，據說其先祖蘇我滿智宿彌曾統轄過東漢、西文、秦等氏族——從這些氏族名稱便可得知，他們大多是大陸移民。物部氏則是古墳時代日本最大的豪族。
崇佛和排佛的鬥爭
社會改革的首要表象是宗教改革。蘇我氏希望利用從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傳入的佛教思想，構建新的宗教體係，以壓製地方貴族勢力，完成順應社會需要的中央集權。
物部氏與蘇我氏相敵對，堅持倭國原有的紛繁複雜的氏神信仰，反對崇尚佛教。公元552年（一說538年）十月，百濟的聖明王向大和國贈送了一尊釋迦牟尼的鎏金佛像和若幹經卷，在佛像是否應由大和國王供奉的問題上，蘇我、物部兩氏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當時的大和國王為欽明大王，蘇我氏的首腦為大臣蘇我稻目，而物部氏的首腦則是大連物部尾輿。
蘇我稻目認為：“西方各國大多信奉佛教，我國怎能故步自封，拒不接受呢？”而物部尾輿則反駁說：“我國從來都是祭拜國神（指各種本土氏神），如果改信外國神，恐怕會招致國神的憤怒，降下災禍來。”欽明大王無從抉擇，於是下令讓蘇我氏先嚐試單獨供奉佛像，看看效果如何，是最終外國神壓倒國神，保佑蘇我氏繁榮昌盛呢，還是國神壓倒外國神，使蘇我氏遭逢災禍呢？
就在蘇我氏全族改變信仰後不久，大和國內突發瘟疫，死者無數，物部尾輿趁機跳出來煽動貴族們說，這是因為佛教傳入而招致國神的不滿，降下疾病來警示世人。因為蘇我稻目曾將兩個女兒都嫁給欽明大王，生下多位王子、王女，權勢頗大，物部氏無法將其一朝扳倒，所以隻能奉旨出兵，查封佛寺，燒毀佛像——從此兩族仇深似海。崇佛和排佛的第一階段鬥爭，以物部氏大獲全勝而告終。
公元571年，欽明大王去世，傳位於敏達大王。公元577年十一月，百濟國又來湊熱鬧，獻上經論及造佛像和建寺的技術工人，佛教就此再度流行開來。蘇我稻目之子蘇我馬子趁機重新掀起崇佛的輿論，在石川的自家宅邸內建造佛殿，卻再度遭到物部氏的破壞。流行病也趕巧又一次發揮作用，不過這次不是發生在毀佛之前，而是在毀佛以後，大和國內流行瘡疥，連敏達大王也被感染到了，全身長滿了癩瘡。蘇我馬子於是進言說，這就是不尊佛教的結果，佛陀將召國王前往西方極樂世界去也。敏達大王一聽害怕了，隻好同意蘇我一族繼續供佛。
公元585年，敏達大王病逝，用明大王即位，這位大王傾向於蘇我氏的主張，崇敬佛法。用明大王在位僅兩年就死了，蘇我、物部兩族圍繞著王位繼承人問題，重新展開激烈的衝突，甚至發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蘇我馬子原意是立敏達大王的王後、自己的外甥女炊屋姬為女王，而物部尾輿之子物部守屋則打算擁立用明大王的異母弟穴穗部。公元587年七月，蘇我馬子奉炊屋姬之命處死穴穗部，隨即發兵包圍了物部守屋的住宅。物部守屋頑強抵抗，終因寡不敵眾而被殺，從此大和朝廷呈現出蘇我氏一族獨大的局麵——蘇我馬子可以說是日本史上的第一位權臣。
蘇我馬子最終擁戴用明大王的另一個弟弟泊瀨部為王，即崇峻大王，他自己則飛揚跋扈，獨攬朝綱。然而崇峻大王並非甘當傀儡的傻小子，他對蘇我馬子的專斷十分反感，某次借著有人進獻野豬的機會感歎說：“何時能斷朕所嫌惡之人，如同斬斷此畜生的脖子！”一語招禍，蘇我馬子聽聞此事，就派親信東漢直駒刺殺了崇峻大王，然後他又把東漢直駒殺了滅口。
大概蘇我馬子認為還是女人比較好控製一點，於是重提前議，擅自擁立炊屋姬為女王，即日本曆史上鼎鼎大名的推古女王。
聖德太子的改革
蘇我氏的權柄，並未因推古女王的即位而更加穩如泰山，推古女王根本不買親舅舅蘇我馬子的賬。據說蘇我馬子曾經請求受賜葛城的領地，但是女王推托說：“我是蘇我家的女子，舅舅提出的要求，從來是晚上提出的不會等到天亮，白天提出的不會拖到天黑，總會盡快辦理。但此次舅舅的請求太過分了，如果今天無故割取縣邑下賜，後代國王必會罵我是愚癡婦人君臨天下！”婉拒了蘇我馬子的無理要求。
女王即位的第二年，冊封用明大王的遺子廄戶為東宮，同時授予他“攝政”的頭銜，用意大概是想分奪蘇我氏的權。這位廄戶王子素有賢名，既虔信佛教，也仰慕中國尊王大一統的思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的理想和蘇我馬子是殊途同歸的。然而馬子隻知道擅權，廄戶卻希望從根本上改革舊製，建立全新的國家體係——後世尊稱廄戶王子為聖德太子。
聖德太子執政的時代，中國終於結束了長期分裂，建立起強大的隋政權。太子有感於此，派人西行考察隋朝的政治製度，開始著手進行一係列改革，試圖建立以天皇（大王）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權製。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製定冠位（官僚體製的濫觴）、製定憲法、提倡佛教、恢複中日邦交和編纂史書，等等。
先說製定冠位。冠位分十二階，即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禮、小禮、大信、小信、大義、小義、大智和小智，這一做法始於推古女王十二年，最早隻是授予貴族的榮譽頭銜，是想在臣、連等氏姓外，另造一種以才能、功績為重，而不以氏族大小為重的貴族體係，並逐漸將其轉化為官僚體係——所以冠位起初大多授予畿內及其周邊地區的中下等貴族。
同年還製定了十七條憲法，大肆宣揚中國的儒學思想，鼓吹三綱和五常。《憲法》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法律，它更像一本思想品德教科書，給倭國人灌輸“國靡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的封建大一統思想。聖德太子知道改革是無法一蹴而就的，舊氏姓勢力依然龐大，無法一朝掃盡，隻好先“教化”他們，先樹立擁王的道德準則，等時機成熟後再推出全新的製度。
不過中國的儒家思想終究並不完全符合倭國的國情，此後屢經扭曲，日本之儒和中國之儒早就大相徑庭了。況且儒家思想並不容易那麽快就深入人心，聖德太子在思想領域對變革所作的準備，最成功的還是崇佛。尊崇佛教，為的是宣揚眾生平等和因果報應，一方麵削弱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麵也借此打破舊的等級製度，結束等級森嚴的氏姓奴隸製。
聖德太子的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向中國學的。他多次遣使與隋朝通好，恢複日中邦交，以便從大陸學習更多的先進文化。公元607年，小野妹子初次使隋，所攜帶的國書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次年二度使隋，國書中卻變了稱號，說“東天皇敬白西皇帝”——這是最早的日本君主稱“天皇”的記載，大概大和朝廷想要和隋朝平等建交，覺得中國君主稱“皇帝”，而大和君主僅稱“大王”，實在太丟麵子了。
還有一種說法，即日本君主自稱天皇，要在唐高宗上元元年即公元674年以後。我們知道，唐高宗曾經自稱天皇，他的皇後武則天則稱天後，兩主共同臨朝執政。日本的所謂“天皇”，很可能是直接從唐高宗那裏搬去的，史料記載中將此事提前到公元608年，乃是怕抄襲的馬腳被後人揭穿。
拉回來再說聖德太子的改革，本是其後“大化改新”的濫觴和準備，它在物質領域基本上沒起到任何作用，但在精神領域卻開教化之先，為其後更進一步的改革奠定了理論基礎。而其後的改革者為了這個理論基礎，也把聖德太子捧得極高，推崇為聖人，然而事實上，權臣當道的時代哪有聖人立朝的可能？
從6世紀中葉佛教傳入，一直到公元645年大化改新，這一百年間的文化被稱為“飛鳥文化”——因為當時大和朝廷建都於奈良盆地南部的飛鳥地區。飛鳥文化佛教味道非常濃厚，這是和掌權的蘇我氏族以及聖德太子的努力分不開的。這一時期，也是倭國從奴隸製向封建製過渡的時期。
聖德太子的改革是有其社會基礎，當時部民製逐漸崩潰，貴族們大量兼並田地，出租給百姓耕種，大量部民轉化為農奴或佃農。蘇我氏在宗教改革方麵，曾經是具有先進性的，然而他們在掌握了權力以後，卻不希望變革影響到社會政治和經濟層麵，便轉過頭來成為了改革的絆腳石。擅權不怕，跋扈也不怕，但如果想要阻礙曆史車輪的前進，那迎接他們的就隻有覆滅一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