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左宗棠大戰江西與浙江 (2)

左宗棠在婺源的經曆格外痛苦。從他於1861年8月31日寫給郭意城的信中，可以看出他麵對的困境，也能洞見他的性格。

索餉之說，兄向所不諳（惟籌餉較他人差強耳）。“疲纏”二字，不欲人之加諸我，亦不以加諸人。自十餘歲孤陋食貧以來，至今從未嚐向人說一“窮”字，不值為此區區撓吾素節。敝軍餉項已欠近五個月。滌公不得已以婺源、浮梁、樂平三縣錢糧、厘金歸我，實則浮、婺皆得之灰燼之餘，樂平則十年未納錢糧，未設厘局，民風刁悍，甲於諸省，仍是一枯窘題耳。兄前在湘幕時，凡湘人士之出境從征者，無饑潰之事，且有求必應，應且如響，故浪得亮名。今亮孰如古亮耶？

天下事未嚐不可為，隻是人心不平，無藥可醫。閣下謂相信者心，相保者大局，果如斯言，不特東南之幸，亦鄉邦之幸。特恐人心之不同，如其麵耳。抵婺後，意外獲一大捷，以饑病二千餘之眾，破賊二萬餘，窮追至浙界乃止。還營後，臥病呻吟者又增數百。忠哉，我軍！

兄生平境遇最苦者有二：道光二十八年，柳莊耕田遭淫雨之害，穀盡生芽，典質罄盡，而一家十二口，無不患病者。嚐吟杜老《同穀歌》“男呻女吟四壁靜”之句，戲語孺人曰：吾欲改“靜”為“空”，始與此時情事相肖也。現擁兵七千數百，情事宛與當年牛衣相對時酷肖，特無孺人在側慰我寂寥耳。……

所論名士一節，未知何許？大約處之有二法：先主之於許靖，夫子之於少正卯是也。吾湘似尚無此。若徒發空論，敢為大言，置之不理，等諸見怪不怪可矣。

李逆秀成回竄江西，烽火直逼生米渡，聞鮑軍到潯，乃折退奉新。江西上座自顧不暇，更何有兵會剿？企盼春霆得數好仗，則無他慮，然亦不敢必也。敝軍月內外兵卒稍愈，當有動作。第非有旬日之糧可裹，則雖神兵，亦難不食而飛耳。

奉常之補，聖恩優渥。恐事寄日重，轉益不堪，弟當為我慮之，乃有奢望，何耶？一肚皮話，暫尚不敢說，不忘新婦止燎之戒也。

求將固難，求統將尤難。有好統將則將之，賢者固得其力，不賢者亦得掩其短而著其長，一定之理。兄上年成軍時，先與籲公說不調現成營官，所取之才，多非上等，即中等亦不多，弟所知也。現在數十戰，與吾湘夙稱能戰者比，亦不多讓，此故可思李金暘竟隸我麾下，何至斷送頭顱乎？書至此又且住筆，恐弟疑我之驕，又有一番規勸話頭耳。

我們無法知道左宗棠是如何為部隊找到給養的，隻知道湖南的官府可能為他提供了一筆款子。《年譜》沒有說明他在何處補充增募兵員，把部隊增加到了7000人，也沒有說新兵來自何處，在何時參軍。不過，可以肯定他們都是湖南人。

在整個11月份和12月的大部分日子裏，左宗棠在廣信按兵不動。太平軍在浙江自由往來，朝廷堅持要左宗棠采取行動援助該省。曾國藩推薦左宗棠出任徽州－饒州－廣信地區所有部隊的司令官，並請朝廷指令他開始在浙江作戰。1861年12月27日，左宗棠被任命為浙江軍隊的總司令。［2］

12月29日，太平軍攻陷杭州，事實上浙江全省當時都在他們控製之中。曾國藩根據這一形勢，推薦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撫。1862年1月，朝廷公布了這一任命。於是左宗棠一躍而成為封疆大吏。在通常的情況下，這個任命隻會給予那些通過了最高級別的考試並且在考核檔案中留下了顯赫政績的文官。他寫信給兒子說，他已有10個月未曾攻克一座城市，為此他十分鬱悶，他的家人不要為他得到新的任命而得意，反而應該為他無功受祿而感到慚愧。［3］

從他被任命為浙江軍事力量總司令直到他出任浙江巡撫的這段時間裏，他起草了一份長篇奏章，討論全國大局和浙江的特殊局麵。一開始，他按照慣例強調自己不能勝任；闡述浙江全省都在太平軍手中的事實；指出要把太平軍趕出浙江，需要較長的時間、較多的費用和較大的力量，他的打算是與太平軍進行野戰。他對大局的分析十分中肯。江西和湖北已經肅清，安徽北部的作戰非常順利，太平軍的主力集結在江蘇和浙江。在安徽南部，他認為池州－徽州一線至關重要，官軍應該向寧國與廣德推進。在浙江，湘軍應該首先為衢州解圍，保住浙江西部，向錢塘江下遊推進，而福建開來的清軍應該占領浙南。為了保障這些軍事行動，必須維持通往江西的道路通暢，保障供給運輸。他就浙江的局勢寫道：

查浙江軍務之壞，由於曆任督撫全不知兵，始則竭本省之餉以濟金陵大營、皖南各軍，圖借其力以為藩蔽，而於練兵選將之事漫不經心；自金陵、皖南大局敗壞之後，又複廣收潰卒，縻以重餉，冀其複振，卒之兵日增而餉日絀，軍令有所不能行，以守則逃，以戰則敗，恩不知感，威不知懼，局勢愈益渙散，遂決裂而不可複支矣！

臣奉命督辦浙江軍務，節製提鎮，非就現存兵力嚴為挑汰，束以營製不可。然欠餉日久，則有不能汰遣之患；餉需不繼，則有不能調撥之患；經費不敷，則有不能募補之患。名為節製提鎮，實則營官、哨長亦且呼應不靈，不得其臂指之助，而徒受其迫促之擾。雖有能將，無餉何以馭兵？雖有謀臣，無兵何以製賊？此事之應辦而不能辦者。

奉旨令江西撫臣籌解臣軍餉十萬兩，以速師行。現在江西悉力供支曾國藩大軍，台庫蕩然，實形拮據。撫臣毓科於臣軍餉事頗肯留心，然江西已積欠十餘萬兩，其奉旨籌撥之餉，恐一時難以解齊。

至慶端前此奏請敕催臣軍入浙時，已預將臣軍之餉諉之江西，以後隻有谘催，公牘私函於臣軍餉需從無一字說及。雖奉旨按月籌撥十萬兩，同軍火接濟，臣比恭錄諭旨谘商，請派實缺司道設立糧台，督臣即派署浙江金衢嚴道江永康辦理。頃據江永康等稟，翻向臣請領米糧軍火子藥。明知臣軍欠餉已多，軍需無出，故意刁難，事同兒戲！臣軍入浙以後，餉需茫然，兵勇即有饑潰之時，軍火即有缺乏之慮。縱令竭力圖維，何從措手？應否請旨敕下部臣，查明各省應協濟浙江之款，閩省及各省奉旨撥解援浙軍餉各款，趕緊徑解廣信府交臣後路糧台，以應急需；一麵由部臣開單知會到臣。

左宗棠又說：現在我軍駐守衢州，這是防守江西和福建的要地。我現有8000兵力，這還不足以完成我麵對的任務。［4］

中國人的戰爭總是遵循一種模式，使外國人很難理清事情發生的順序，而那些奇特的人名和地名使問題進一步複雜化，非常難於分辨和記憶。總的來看，他們的這些戰爭多數具有通常與遊擊戰相關的特點。上個世紀的叛亂完全流於這種模式。

太平軍立足於南京之後，如同一隻巨大的章魚，向四麵八方伸出觸須，攫取食物。它毫不付出，一味吸收。南京從未成為軍隊的供應基地，而一支支軍隊從這個據點衝出去，然後又縮回來，一般都是滿載搶掠的物資而歸。太平軍的供應基地是他們現身的任何地方。除了若幹精神鼓勵以外，他們絲毫不依賴於南京。他們的作戰規模當然超過了西方曆史上出現過的任何遊擊戰，但在性質上完全相同，唯一的區別在於人數和圍城。至於官軍鎮壓太平軍的作戰，直到1860年為止，在某些地區直到戰爭結束為止，也大致遵循同一種模式。

強烈影響中事行動的一個因素是圍城的普遍存在。這個國家布滿了四周圍牆的城市，數量多達幾百座，直到今天那些城牆還保存得相當完好。一般而言，隻要這樣的城市做了有力的抵抗，造反軍隊的裝備是很難將其攻克的。縣級以上的所有城市都是圍城，遵照長久形成的習慣，糧食總是儲藏在圍城之中，以備饑荒之需。因此，一座城市幾乎可以無限期地堅守下去，隻要城內的官員們勤廉有能。這些城牆隻要修繕完整，堅固異常，便足以對付較近才出現在中國的攻擊性武器和裝備。中國人開發了一整套防守圍城的技術，在大多數情況下能夠承受一切打擊，隻是無法應付饑餓與叛變。在軍事學的所有科目中，中國人最精於城防。在漫長而戰爭不斷的曆史熏陶下，他們對城牆的信任度最高。對城牆的依賴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戰爭觀。城牆本來是防禦的工具，它使國民的軍事思想聚焦於防禦原理。進攻原理在西方世界是基本教義，在中國的軍事思想中似乎沒有唱主角，而且，隻要他們繼續修繕城牆，將來也不會唱主角。

在叛亂時期，混亂地區的鄉村很快就被反軍全部占領，但圍城一般可以維持一段時候。隻有在這些城市開始陷落，當局才會真正警覺。即便在這時，為了恢複秩序而進行的作戰仍然是遲緩散漫的。造反地區的周邊城市會加強城防，當局會努力解救被攻吃緊的城市，收複那些已經陷落的重要城市，然後收複次要的城市，最終從這些城市向外輻射作戰，鄉村的秩序才會恢複。

太平軍運動神速，隻要他們一抬腳，官府就會慌作一團。自長沙以下，長江流域的每一座城市，除了南昌和上海，在這場戰爭中都被太平軍攻克了一到兩次，這個區域之外的許多城市也是如此。就連上海能夠保住，也非由於帝國政府的努力，而是因為外艦的存在。大城市裝模作樣地抵抗了一下，但是大多數縣城純粹是因為恐懼而投降。於是朝廷集結兵力，試圖收複大城市，太平軍則幾乎是任意地橫行於全國。

隨著左宗棠在戰場上出現，一種新的理念在作戰指揮中嶄露頭角。他對交通極為敏感，因為他不信任一支開拔後要靠地方養活的軍隊。在他所有的征戰中，他竭盡所能減少部隊對戰區百姓資源的榨取。當他收複一個地區之後，會把敵人擋在外麵，讓這裏的居民有機會在兵燹後恢複元氣。從他對太平軍的所有作戰中可以看出，他誌在限製敵人的活動範圍，把他們趕到一處，以便發動最後的殲滅戰，不使敵人四處潰逃。雖然他並非總是如願以償，但這是他的目標。他最喜歡猛烈而有圖謀的攻擊。他有一種天賦的能力，能夠以清晰的了悟麵對整個戰場，這一點超越了和他同時代的任何一個人。

在他指揮下的軍隊分布於徽州、婺源、景德鎮、樂平和廣信。他麵臨的問題是，當他致力於收複浙江時，必須防止太平軍從祁門或婺源突進江西。他命令來自福建的部隊推進到浙南，占領溫州、處州、鬆陽、龍泉等城。該省南部和沿海地區的局勢不甚明了。不過，在廣信到象山江這一線以南的地區，似乎並沒有太平軍的主力。但是這一片地區到處都是土匪，他們抓住太平軍擴張的機會在蹂躪鄉村。控製浙南的勢力不管是土匪、太平軍還是天地會，反正不會是官府。該省的這個部分都是荒野和群山，人口較少，極少頗具規模的城鎮，因此沒有足以吸引太平軍主力的豐厚財富。他們注重於從寧波到杭州的北部海濱，錢塘江流域，特別是杭州灣和太湖之間那一個出產豐饒的地區。

太平軍大量出現在遂安和開化一帶，顯然是為了隔斷左宗棠的部隊，企圖取道婺源進入江西。左宗棠派出一支勁旅前往白沙關，阻斷浙江和江西之間的主要通道。1863年1月18日，他在大庸嶺擊敗太平軍，迫使他們縮回浙江。他的主力在婺源縣，左翼在徽州，右翼在廣信，尾翼為浮梁、景德鎮和樂平。祁門駐軍的所屬關係不很明確，但左宗棠反複地增援祁門，由此可以推論，祁門也在他的指揮範圍之內。

主要供應基地是廣信，這似乎有些不便，因為他把主力擺在婺源。但他並不打算在婺源久留，他要越過山嶺進入浙江，到了那裏，把廣信做基地的好處就很明顯了。如果太平軍從安徽殺來，廣信是距離最遠的一點，而且它處在浙江和江西之間的大道上。

左宗棠於2月13日從婺源出發，前往開化。太平軍在開化城以北修築了一道柵欄，並且以主力來防守。左宗棠於18日動用主力發起了一次正麵進攻，同時派出分遣隊繞到敵後攻擊。太平軍先後從柵欄和城內逃走，左宗棠於同一天占領了第一個浙江城鎮。［5］

浙江的太平軍總指揮是侍王李世賢。他坐鎮金華。當左宗棠打下開化時，他立即派出大批太平軍到衢州周邊作戰。左宗棠很快就接到北京的指令，叫他立即前往衢州，把太平軍從嚴州趕走，仿佛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從一座城市推進到另一座。他對皇帝這道上諭的答複頗為有趣，表明他不喜歡別人教他如何指揮作戰，哪怕這個人是天子這樣至高無上的權威人物。他在複奏中寫道：

……逆賊每遇堅城，必取遠勢包圍，待其自困而後陷之，頻年東南賊蹤驗之，曆曆不爽。辦賊之法，必避長圍、防後路，先為自固之計，然後可以製賊而不為賊所製。臣若先入衢城，無論不能固江、皖邊圉，亦且不能壯衢城聲援，一墮逆賊長圍詭謀，又成糧盡援絕之局。故決計率親兵營由婺入浙，先剿開化之賊，以清徽郡後路，飭所部老湘營由白沙關漸進，扼華埠要衝，以保廣信而固衢城。幸三次克獲大捷，開化肅清，婺源無警，饒、廣兩郡相庇以安，而楊逆又屢為徽軍所創，敗潰宵遁，臣軍可無須遠赴徽援，尤非意想所及。臣雖未親赴徽郡，而開化賊巢掃蕩無餘。臣軍現駐開化縣城、馬金街兩處，正可兼顧徽城，未敢稍事遷延，自幹重戾。

臣奉諭督辦浙江軍務，又奉恩命巡撫浙江，浙事成敗利鈍，臣一身任之，無可諉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