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隱蔽的思想 (2)

第一個理由是：真把話說那麽明顯，也就說不出話來了。

第二個理由是：別以為愛國的觀念很早就有，事實上，這個觀念是出現得很晚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話是明朝末年才由大學者顧炎武提出來的，而且這句話還不能就這麽單獨來看，而要和顧炎武的亡國和亡天下之辨一起讀才行，因為顧老師這話的前後文是外族滅了漢人政權，這才是當時的正統知識分子最不能容忍的。

這個問題值得仔細說說。讀曆史千萬要小心的是，不要拿現代觀念去套古人。我們現在都認為愛國是天經地義的，這是因為社會製度不一樣了，我們新中國是人民當家做主，通過人大行使政治權利，層層選舉，我這片每到居委會換屆選舉的時候都會掛出橫幅，請大家投出神聖的一票。所以，國家是屬於全體人民的，屬於我們每一個人的，我們用稅款養活著政府，政府是被人民雇的，是為人民服務的。這樣的話，我們愛我們的國家，這是天經地義的。可古代社會不是這樣啊。

從秦朝到清朝，是漫長的極權，無論是土地還是人民，整個國家都是皇帝一個人的私有財產，如果你生活在那個時候，從你一降生開始，你就是屬於皇帝的，你是沒有獨立人格的，隻是一部分作為你自己、一部分作為皇帝的私有財產而存在著。如果皇朝鼎盛，你可能也會拍拍胸脯，遇到外國人欺負的時候會一瞪眼：“打狗也不看主人？！”可如果你正趕上昏君統治的時候呢？如果皇帝不把你當人，你還會去“愛”他的其他私有財產嗎？

皇帝們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一再宣傳忠孝。

什麽是忠孝？

忠是忠，孝也是忠，我們講中華民族的孝道往往會拿和《周易》同列於“十三經”的《孝經》說事，其實《孝經》在本質上就是一本《忠經》。很多人覺得中國曆來講究孝道倫理，這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其實你隻要把《孝經》通讀一遍就不會再這麽看了。這個問題詳見《孟子趣說》第三冊，這裏就不再細說了。

皇帝苦口婆心，教育人民要忠君。其實這也怪不得皇帝，人性都是這個樣子——想想什麽東西最“忠”呢，當然是狗，所以狗才是人類的朋友。

狗對同類會很凶，但對主人永遠都很溫順，要不怎麽那麽多人都喜歡養狗呢。以前流行過一首歌，名字好像叫《交個女朋友還是養條狗》，這個名字很說明問題啊。你就算把狗扔了，一般來說，狗還會千裏迢迢找回家，一點兒不會怨你，可你要是做了一丁點兒對不起女朋友的事，女朋友就得跟你急。如果你是皇帝，你是希望臣民們都像你女朋友呢，還是都像狗？

在強大的宣傳之下，老百姓們覺得自己天經地義就是狗，天經地義就該服從主人。而看家護院是狗的天職，所以老百姓自然應該看護好皇帝的家業。所以說，在有皇帝的時代裏，忠君才是第一位的，甚至是唯一的，愛國的意思主要是愛護皇帝主人的私有財產，而既然有了忠君觀念，愛國也就成了不言而喻的，沒有特別提出的必要。

在秦帝國之前，周代主要都是封建製度，前文講過，是貴族民主政治和貴族寡頭政治的局麵，沒有中央集權。而且，時間越往前，“家”的概念就越是重要於“國”的概念，也就是說，一個貴族可以不愛國，這沒什麽，沒人因為他不愛國就唾棄他，但他一定要愛家，不愛家的人才是被人唾棄的。

先解釋一下，我為什麽隻說“貴族”如此，而不說平民？因為那時的社會是由貴族把持的，貴族人數很多，從高級貴族到低級貴族，都住在城裏，他們都是所謂統治階級，都是享有政治權利的；而勞動人民一般是原住民或者被征服者，或者既是本地住民，同時也是被征服者，這些人不享有任何政治權利。

周朝，尤其是西周和春秋時期，是個宗法社會，治國依靠的是禮製，簡單說就是非常強調等級秩序，等級秩序的穩定就意味著社會的穩定，我們說中國是個禮儀之邦，源頭就在這兒。而禮製是針對貴族階級的，對草根階級用不上，所以說“禮不下庶人”，這可不是指對草民百姓可以不講禮貌。即便到了禮崩樂壞的戰國時期，孟子還都認為“無恒產者無恒心”，對草根階級是沒什麽高要求的。讓他們“愛國”？根本談不上。

國家是貴族的，而且是貴族集體的，在周代前期尤其如此。那時的社會“群龍無首”，周天子並沒有多大的權力，自己的直轄地盤隻有很小的一塊，其他地方都分封出去了，地方諸侯們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隻要經常向天子進進貢，有事的時候幫天子打打仗就可以了。那麽，貴族們有強烈的愛國觀念嗎？也沒有。諸侯們愛自己的封國勝於愛他們頭頂上的周朝，到底自己的封國才真正是“我的地盤我做主”，是自己的**。

那麽，每個諸侯國裏的貴族們都愛各自的諸侯國嗎？也不是。當時的社會製度是：像周天子分封諸侯一樣，諸侯也要分封自己手下的那些小貴族，這些小貴族其實也不算小，他們有自己的領地和軍隊，對諸侯國國君要盡的義務就和諸侯國國君要向周天子盡的義務一樣。而這些小貴族還要把自己的領土、人口和軍隊再分封給更小的貴族，互相的權利和義務也還依此類推。所以，在那個時代裏，“家”的觀念勝過“國”的觀念，一個叛國的貴族並不會受到普遍的非議，可他如果叛了家，或者把自家給搞垮了，那可是不容原諒的罪過。

這一點現代人不容易理解。要知道，當時較大貴族的“家”幾乎就是一個小國，我在前文不是講過叔孫穆子和豎牛的案例嗎，叔孫穆子是魯國的大貴族，他的“家”幾乎相當於全國的三分之一，比一些小諸侯國的全國都大，豎牛作為他家的管家，也幾乎就相當於一個小國總理。而叔孫穆子作為叔孫氏的當家人，在處理重要事務的時候，按照當時的一般標準，是要把自家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前的。

周朝這種政治結構發展下來，就使得每個諸侯國裏幾乎都產生了國君和大貴族的權力之爭，爭鬥的趨勢是掌權者越來越少。有的國家最後是君權壓倒了大貴族，而有的國家則相反，比如魯國，三家大貴族實際上已經把魯國瓜分了，魯國甚至有一位國君被三家聯合趕到國外去了，一直都回不了國。這三家大貴族就是孔子經常念叨的“三桓”：季孫氏、仲孫氏、叔孫氏。叔孫穆子就是叔孫氏某一代的大當家。

晉國比魯國更過分，六大家族鬥來鬥去倒了三家，剩下的三家居然公然瓜分了晉國，從此中原大地再沒有了晉國的名號，原來的晉國版圖分裂成了韓國、趙國和魏國，這就是標誌著春秋時期和戰國時期分野的重大事件“三家分晉”。

任何事情好像都很難說沒有特例，在戰國時期的楚國，出了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

這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首先，屈原這時候已經到了戰國時期，社會體製和社會風氣都和西周，乃至春秋時期不大一樣了。再者，楚國對於周朝來講其實是個“外國”，受中原華夏文明影響不大。這點我在《孟子趣說》第三冊詳細講過，現在簡單講講：楚國原本是在商代晚期加盟到周人陣營的，後來又退了出來，這就大體相當於一個加盟國退出了邦聯（簡單說，邦聯是比聯邦更加鬆散的國家聯盟），倒也無可厚非。而且事實上，楚國一直以外國自居，楚王很早就稱了王，和周天子平起平坐，中原諸侯們也都不把楚國當自己人，隻當他們是南蠻子，是未開化的蠻族。還有第三點是：屈原是楚國貴族，和楚國王室是同姓的一家人。所以，雖然他隻是個小貴族，但楚國也有他的一份，甚至可以說，楚國就是他們羋家的。

羋，讀“米”。奇怪吧，屈原怎麽又成羋家人了呢？

楚國的國王姓羋，前邊講過，一個“姓”會漸漸分成許多“氏”，羋姓就分出來熊氏、屈氏、景氏等，所以屈原的“屈”並不是他的姓，而是他的氏，“原”也不是他的名，而是他的字，如果按照現代人的稱呼習慣，我們應該叫他“羋平”——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羋平。

所以嚴格說起來，愛國主義是個後起的觀念，甚至可以說是個現代觀念，最好不要輕易往古人身上去套。話說回來，對於可能是《易傳》作者的那些楚國學者來說，他們對秦帝國的態度恐怕不是出於什麽愛國主義，而是出於曆史上的仇恨淵源和既得利益的被剝奪，還有自由思想的被鉗製。

嗬嗬，一家之言，推想而已，可別問我要什麽充足證據。不過我倒願意順手把托馬斯·潘恩的一句名言摘錄過來，讓大家看看他老人家在這個問題上的一種心態——“我的國家是世界，我的宗教是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