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隱蔽的思想 (1)
早在周厲王時代，大貴族召公就能說出“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樣的至理名言，而其實，鉗製人民群眾的思想和言論倒並不是一定就鉗製不住的，隻是技術難度比較大罷了，而且需要統治者具有極大的權力。
在周代，政治體製主要還是封建製，封建製表現為貴族民主政治和貴族寡頭，一國之君並不具有絕對的權力，貴族們對國君不滿意的時候甚至可以聯合起來趕走國君，趕走周厲王的那場“國人暴動”就屬於這種性質。所以，對於那時候的一般統治者來說，“防民之口”確實“甚於防川”。
可曆史一進入秦朝，封建體製就轉變為體製了，諸侯自治也變為中央集權了，皇權開始有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了，所以“防民之口”也就相應地具備了技術上的可行性了。
於是，秦政府以重法鉗製出版著述，更嚴厲的是，還不許大家交頭接耳——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喜歡紮堆聊天的，如果有的話，放在秦朝，這個習慣會害你掉腦袋。
這些政策對普通百姓倒也沒什麽，反正吃飯睡覺唄，就算讓讀書還不識字呢，可對知識分子來說，這簡直就如同阻撓西門慶去勾引潘金蓮，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麽，不可忍，他們又能怎麽辦呢？
有人可能會說：“嗯，遇到難題的時候不都是占個卜、算個卦嗎，現在也一樣做唄。”
可再靈的烏龜、再神的蓍草，也抗拒不了皇權啊。所以，辦法就隻剩一個了。
還記得我在《孟子趣說》裏介紹過清代文字獄盛行的時候知識分子都去搞考據學了嗎？高手即便在尋章摘句這樣的枯燥工作中也能夠發現機會傳播思想，不動聲色地顛覆著主流觀念。
秦帝國之下的學者們一看，不是還有三種書可以流通嗎，嗯，這個算命書有些搞頭，咱們就研究算命好了。
這是個非常合乎邏輯的解釋。郭沫若給出了不少證據，認為尤其是楚國的荀門知識分子把精力都投入到了對《易經》的闡釋當中，通過對卦爻辭的解說，闡發那些無法在秦帝國光明正大地表達出來的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易傳》就是這樣成形的。
我們一般所熟悉的《周易》思想，諸如陰陽的相互作用，事物的演進變化等等，其實都是《易傳》裏的思想。郭沫若認為，《易傳》這分明就是針對秦始皇，就是在和秦帝國唱對台戲。
秦始皇把自己叫做“始皇帝”，自己的子孫就“二世”、“三世”這麽往下一直叫，直到“萬世”。可《易傳》傳達的思想是：沒有什麽東西是永遠不變的，陽極生陰，陰極生陽，寒過後是暑，暑過後又是寒。荀門學者唱著：“太陽落山明朝還會爬上來，花兒謝了明年還會一樣地開。”
如果你負責秦帝國的宣傳工作，你可能會和這些搗蛋分子對對歌：“我的青春一去無影蹤，我的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哈哈，世界是線性發展的，哪有什麽輪回！”
荀們學者會回答：“你的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因為它飛到你兒子那兒去了。所以這世界依然是輪回變化的，曆史不是線性的進程。”
當然了，秦帝國不會給異見分子唱歌的機會，可人家會在《易傳》裏偷著唱，其中思想的隱蔽含義是：別以為你們秦帝國就真能千秋萬代一統江湖，嘿，風水輪流轉，明年還不知道會轉到誰家呢。別以為你們秦帝國真能一萬世不動搖，這個世界的真理是：物極必反，盛極而衰，萬事萬物永遠都在不停地變化著。
在兩千多年前的另一個東方世界，釋迦牟尼說：“事物都有成、住、壞、滅，生命都有生、老、病、死。一切全是因緣聚合，空幻不實。”——也在闡釋變化之道，重點是在人生觀。
在兩千多年前的西方世界，赫拉克利特說：“人不可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也在闡釋變化之道，重點是在宇宙觀。
而《易傳》闡釋變化之道，重點卻在於政治思想。
現在我們再回來看看最初的那個問題：難道《周易》真的藏有反對獨裁的觀念嗎？那年頭的人怎麽可能會有如此前衛的思想呢？獨裁不一直都是中國的曆史傳統嗎？
現在再來想想，乾卦九五爻、上九爻和用九爻的關係，想想用九爻“群龍無首，吉”的爻辭，想想這一爻為什麽能夠高居於通常認為象征帝王的九五爻之上，並且是“吉”，而不是像上九爻那樣物極必反式的“有悔”？
有了前文這些鋪墊，這時候如果讓我對這個問題推測一下的話，我就會產生一些新的疑問：為什麽六十四卦裏隻有乾卦和坤卦才有“用九”的爻辭，其他卦卻全都沒有呢？而且，“用九”爻辭是有辭無爻——乾卦也和所有卦一樣是由六根爻構成的啊，到第六爻“上九爻”就到頭了，並沒有一個第七爻呀？再有，乾卦六根爻的爻辭從“潛龍勿用”到“亢龍有悔”，表達了一個完整的事物發展周期，闡明事物從萌生到發展，再到鼎盛，最後物極必反的一個過程，圓滿無缺，並不需要再加入一個“用九”啊？
我對“用九”的這些疑問早有無數前輩研究過了，但都沒什麽太令人信服的結論。當然，我的推測更不足以讓人信服，在沒有新證據出現的情況下，這隻能是一樁無頭公案。我對這樁無頭公案的推測是：“用九”恐怕不是《易經》原來就有的，而是被荀門學者篡改上去的。
從人之常情上講，“群龍無首”充分表達著亡國的遺老遺少們對舊製度的懷念。是呀，封建社會到此結束了，貴族民主製度到此結束了，除了皇帝沒有人再對國事有任何有保障的發言權了，分封諸侯變成了設立郡縣，諸侯分治變成了中央集權，一個容得下國民製約君權、容得下百家爭鳴的時代徹底結束了。
大家習慣於把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統稱做封建社會，這其實是一個誤解，從秦始皇變封建為郡縣之後，中國就進入了社會、極權社會，而封建時代的貴族民主遺風便被社會的皇帝獨裁所取代。（關於這一點的具體分析都在《孟子趣說》第一冊，誰要有興趣可以到那裏去找。）
也別太當真，我這隻是推測罷了，所依據的除了不充分的證據之外，還有人之常情和世之常態。就後者而言，從曆史上看，隻要製度和外部環境是相同或者相似的，那麽基本上說，不管把什麽人擱進去，他們都會作出同樣的表現。
舉個例子來說吧，都說我們中國農民是吃苦耐勞的，是任勞任怨的，是有著典型東方式的勤儉美德的，可你會看到，一旦製度和外部環境一變，嗯，比如在大鍋飯時期，農民們就不再吃苦耐勞了，不再任勞任怨了。我們再把眼光往前放放，往外放放，這種製度其實當年歐文早就搞過試點，列寧也搞過試點，全都是同樣的結果。看，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不同的人種，隻要製度和外部環境一樣，結果就一樣。
所以，別以為人的地域性啊、時代性啊就真有多重要，要知道，人趨利避害的天性都是一樣的，隻有這點才是最重要的，從這點出發來考慮問題，製度設計和外部環境才是最重要的。再看上邊的例子，大鍋飯時期的懶漢們到了承包製實行以後，馬上又變回具有吃苦耐勞的傳統美德的中國農民了。這可是全國範圍的大事件啊，太有說服力了。
其實就往身邊看看，這個邏輯在很多地方也都適用，比如，你看到甲城市的公交車查票很嚴，乙城市恰好相反，你不要以為乙城市就民風淳樸，司機和售票員更容易信任乘客，要知道，如果在同樣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這兩座城市同樣是外來流動人口很多的大都會，如果這種情況是普遍情況而非個案，那麽唯一的可能就是兩地公交公司的收入分配製度不同，司乘人員的個人收入和車票銷售額度的掛鉤緊密程度不同。好習慣都是逼出來的，壞習慣都是慣出來的，這個道理，無論在社會、國家、公司、家庭，全都適用。
我講這些是為了說明：我們很清楚清朝文字獄興盛時期的那段曆史，而那時是極權統治，秦帝國也是極權統治；那時是鉗製思想，鉗製出版，秦帝國也是鉗製思想，鉗製出版；那時的學者們被迫退到了看似和政治毫無關係的考據領域，秦帝國的學者們難道不也會退到看似和政治無關的算命領域嗎？文字獄那時的學者在考據當中謹慎而隱蔽地提出了顛覆性的思想觀念，難道秦帝國的學者們不也會在算命書的隱蔽之下表達自己的非主流見解嗎？
我方才說：“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不同的人種，隻要製度和外部環境一樣，結果就一樣。”如果承認這一點的話，那麽，《易經》裏的“用九”之謎和《易傳》的政治哲學思想不也很容易被理解了嗎？
有人可能會問：“照這麽說，這些個作者和編者都是些楚國的愛國學者了？可《易傳》裏看不出有愛國主義的成分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