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群龍無首誰為首 (2)
無論取哪種解釋，這段話都能告訴我們幾點重要信息。第一，《易經》不是孔子作的，要不他怎麽自己還要學呢，雖然伏羲和周文王的故事很不可靠，但孔子看來確像是隻作了《易傳》；第二，《易經》很難學，儒家其他學問在本科就可以學，唯獨這個《易經》，博士生恐怕都不能輕易去碰，簡直就是哥德巴赫猜想；第三，《易經》很神，雖然難學，可你一旦真學會了它，就可以用它來指導生活，避免犯錯。（是不是能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就不知道了。）
孔子的時代是個亂世，雖然接踵而來的戰國時期更是亂得不行，但孔子那時就已經夠亂的了。孔子悲涼地旁觀著身邊的這個世界，覺得越來越看不懂了：為什麽有那麽多臣子殺國君、兒子殺老爸的事情呢？每天的報紙不用仔細看，隻瀏覽一下頭版的大標題，就覺得世界末日快要臨頭了。孔子看在眼裏，痛在心裏，他大聲疾呼著：“我們周朝是個禮儀之邦啊，禮儀之邦是最講究官本位的啊，每個階級都要守好自己的本分，不能亂來啊！”
要讓世界由亂到治，這可不是件容易的工作，如果你是孔子，你想改良春秋亂世，你會從哪裏開始入手呢？
嗯，一定要先找到病根，從根子上入手。
那麽，根子又在哪裏呢？
兩千多年之後，胡適在講解這個問題的時候說，引用了孔子在《易傳·文言》裏的一段名言：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孔子的意思是說：臣子殺國君，兒子殺老爸，這都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易經》上說：“出門踩到霜了，預示著天寒地凍的日子就不遠了。”
所以說，別等到天寒地凍了再去找破冰船清理航道去，最好在地麵剛剛結霜的時候就早作準備——舉個極端的例子，別等希特勒發動世界大戰了再去跟他兵戎相見，如果一開始就把一戰之後的德國重建工作搞好，如果法國和它的歐洲盟友們在那時候就有了清楚的歐盟概念，那可能就不會有後來的二戰了。
孔子就決定從根子上入手，胡適說：“孔子學說的一切根本，在我看來，都在一部《易經》。”
胡博士這話讓人不大容易馬上理解。其實孔子抓的根子主要是重新明確周朝初年的等級製度，讓做老板的好好做老板，做員工踏實做員工，員工別想翻身當老板，工農也別想當家做主人，人生觀和世界觀都要全國統一，移風易俗要自上而下。胡適認為，這些內容全都蘊涵在《易傳》之中。
可郭沫若倒不認為《易傳》真有孔子的手筆，也就是說，前邊胡適認為是孔子說的那段話（也是曆代基本公認是孔子說的話）不是孔子說的，他說這《係辭》什麽的很可能是孔子的弟子們搞的。但若幹年之後，郭沫若又把自己的說法給推翻了（推翻原論並不就意味著倒向胡適和曆代公論），原因是新證據的出現使得《論語》裏的那句“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變得靠不住了。
要知道，所有先秦文獻裏明確提到孔子和《周易》的親密關係的隻有這麽一句，如果這句話出了問題，那可真是出了大問題了。
問題在哪兒呢？原來，這句話裏的那個“易”字其實應當是“亦”，逗號也應該點在“亦”字的前邊，這就變成了：“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看，這就變得和《易經》一點兒關係都沒有了。
郭沫若接著又有一段論證，最後的總結有兩點，第一，孔子和《周易》並沒有什麽關係；第二，在孔子的時代《易經》還沒有成形。
這觀點好像太大膽了一些吧？就算孔子和《周易》無關，可《易經》卦爻辭的文字那麽古樸，難道還會是孔子以後的文辭嗎？
我在前邊已經介紹過了卦爻辭裏的“若”字和“如”字，其實還有一些明顯特征，有人專門從文字風格來分析過，認為《易經》的卦爻辭確實非常古老。
哦，如果非常古老，那就早於孔子；如果晚於孔子，那就不很古老。到底誰說得對呢？
可能都對。
這可不是和稀泥，因為卦爻辭雖然有不少文字可能非常古老，但也有一些不太古老，所以，《易經》不像是由“某某著”，倒更像是由“某某編著”，也就是說，這書是由什麽人，或許是晚於孔子的什麽人，把一大堆新的和舊的卦爻辭收集起來，再組織組織，再編輯編輯，再校訂校訂，一番拷貝粘貼的工夫，最後完成了這部《易經》。
那麽，這位編著者能不能查到呢？
郭沫若說他查到了，這個人就是馯臂子弓。
馯臂子弓，這個名字很古怪吧？不過他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複姓。他姓“馯”（這個字既讀“千”，也讀“漢”），名“臂”，字“子弓”。
《漢書》裏叫他馯臂子弓，《史記》裏叫他馯臂子弘，郭沫若認為“弘”是“肱”的筆誤，姓“馯”，名“臂”，字“子肱”，名和字的意思是呼應的，這很合乎古人的習慣。大家都該記得郭靖給楊過起的名字吧，姓楊，名過，字改之，“過”和“改之”就是意思的呼應，表示“過而能改”。不過我總懷疑郭靖那個老粗起不出這麽有水平的名字。
傳統上認為，《周易》的學問從孔子完成《易傳》之後就一代一代往下傳，有說馯臂子弓是第三代傳人的，也有說他是第四代。可是郭沫若卻說，馯臂子弓既不是第三代傳人，也不是第四代傳人，《周易》裏的《易經》部分根本就是這小子編著的，他才是貨真價實的第一代！
奇怪吧，創始人怎麽倒成了傳人了？
這不難理解。好比我去推銷一種包治百病的新藥，如果老實介紹“這藥是我熊大師的鄰居大媽精心研製的”，你聽著可能就會眉頭一皺：“哦，大媽級產品？！”
我還是改口的好，我會說這藥的研製者是紐約醫療中心愛德華·李博士的專利，而這位愛德華·李博士是位華裔科學家，他爺爺是李時珍，他外公是孫思邈。
馯臂子弓的遭遇正是如此這般，雖然他確實就是孔子的再傳弟子。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研究生的成果最後變成了導師的，這也是很多人都能理解的吧？
下一個問題是：如果《易經》的創始人是孔子的再傳弟子馯臂子弓，那《易傳》的作者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是孔子了。
郭沫若的意見是：《易傳》的作者以南方的楚國學者為主，主要都是荀子的學生。《易傳》裏不是有那麽多的“子曰”嗎，方才胡適不是還引了《係辭》裏孔子的話嗎？郭沫若說：這都是《易傳》作者為了掩人耳目，其實“子曰”難道一定就是“孔子曰”嗎？不一定的，很可能不是“自己曰”就是“荀子曰”呢。
荀子是先秦時代最後的一位儒家大師，此人學養深厚，思辨能力極強，還教出了李斯和韓非這兩個很不儒家的著名學生。
荀子是趙國人，後來到南方的楚國發展，老板就是“戰國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上海有個簡稱“申”，就是從春申君這兒來的）。荀子沒趕上好時候，他的時代正是秦滅六國如火如荼的當口，而且，很可能在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他老人家仍然健在。
荀子如果遙想當年，儒門之中，祖師爺孔子雖然一生都無法施展政治理想，但好歹也能周遊列國，講學授課，傳播自己的主張和學說，一般也能受到各國國君的禮遇；孔子的後學們，子夏講學西河，做了魏文侯的老師，聲譽極隆；曾子在魯國的時候，魯繆公簡直拿他當爹當媽似的伺候，可人家曾子還挺挑理；孟子也不得了，一開路就帶著一大幫研究生一起，浩浩蕩蕩一個車隊，走到哪兒吃到哪兒，整個兒一群蝗蟲。最可恨的是，他拿著韋爾奇的薪水還不知足，一輩子到處跑，就是要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唉，唉，唉，可到了荀子這裏，前輩們的所謂苦難都變得比蜜還甜了——對於一個思想家來講，再沒有什麽能比生活在時代更加不幸了。荀子悲涼地看了看四周，全國上下忽然變得隻有一個秦始皇思想了，人民群眾至少在表麵上取得了思想上的高度統一，而為了維護秦始皇思想的權威性、絕對性和唯一性，開始出現了無所不在的秘密警察。
中國人都知道“焚書坑儒”，“焚書”消滅了著書自由，“坑儒”消滅了——
得為秦始皇說句公道話，其實“坑儒”並不像很多人以為的那樣是坑殺儒家知識分子，是對全國的知識分子起到殺一儆百作用的殘酷大屠殺。“坑儒”所坑的“儒”其實並非儒家人物，而都是些方士，也就是神棍一類的人，而且秦始皇是具體針對這批神棍來“坑”的，並沒有要擴大打擊麵或者剿滅一切反動知識分子的意圖。
所以，雖然“焚書坑儒”是一直連在一起說的，但性質大不一樣，“焚書”是全國性的政治行為，意在愚民，而“坑儒”則是一個小範圍的具體行動，端掉了一個以神棍為主要成分的反動團夥。
天下一統了，秦帝國需要穩定。對老百姓來講，國家讓你往東，你就別想往西；國家讓你打狗，你就別去罵雞。每個老百姓都不是有獨立思想的獨立個人，而是秦帝國國家大機器裏的一個小小零件。
對於零件來講，最好多幹活兒，少讀書，手腳要勤，大腦要懶，這才是好零件，好國民。
在焚書令之後，好國民隻有三種書可看：醫書、算命書、種樹書。
大家先想想南宋大英雄、大詞人辛棄疾有一首詞，詞中有很著名的一句是：“且將萬字平戎策，換取東家種樹書。”這裏的“種樹書”是個很高明的修辭，如果你不知道它另有出處，單從字麵上理解，也能夠正確理解作者的意思，但如果你知道了“種樹書”可能是藏著用典的意思，那你就更能體會到辛棄疾當時憤懣的心境了。
恰恰就生活在這個時代裏的荀子難道不會比辛棄疾更加憤懣嗎？
那些荀門學者，那些懷著亡國之痛的楚國知識分子，難道不會比辛棄疾更加憤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