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群龍無首誰為首 (1)

乾卦九五爻“九五之尊”,曆代通常都把它解釋為帝王之位,是君德。那麽,九五爻往上一步,變成了“亢龍有悔”,看來帝王也有走到頭的一天,在“亢龍有悔”之上,又憑空出來一個“用九”,告訴人們“群龍無首,吉”,這看上去似乎真有什麽隱秘的含義在裏邊的。

這個隱秘的含義,國外倒有專家研究過呢。

這個研究是從一個二戰時期的問題開始的,關注點在於納粹德國這個由流氓和殺人犯的集團建立起來的政權。這個政權近乎於帝製,而且一度勢力鼎盛,用《周易》的話說就是正處在乾卦九五爻“飛龍在天”這個“九五之尊”的位子上。但是,這位子上的家夥以及他身邊的夥伴們,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壞蛋,那麽,問題是:壞蛋們爬到最高的權力中心,這到底是極權主義在曆史上的一次偶然巧合,還是極權主義發展下去的必然結果?也就是說,如果當初是一些是正派的人來做最高領導,同樣在極權體製之下,難道就不可能為社會帶來巨大的福音嗎?

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我們想想,中國曆史上的乾隆時代如果不是兩千多年來中國最鼎盛的時代,至少也是屈指可數的最鼎盛的幾個時代之一,但這既是一個皇權的時代,同時還是一個臭名昭著的時代——別忘了和珅可就是這時候的第一權臣,他很可能就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貪官。

很奇怪吧,超級盛世居然和超級並存?!

也許你的解釋是:“這多虧了乾隆皇帝是個好樣的,是個聖明君主。”不錯,在體製裏,獨裁者如果是個大好人、大能人,老百姓簡直想不到有什麽能比這更值得燒高香了。同樣,這也是中國曆代知識分子普遍夢寐以求的。

所以,從知識分子到普通百姓,大家全都呼喚聖主獨裁。

但聖主獨裁的問題是,當獨裁者是乾隆皇帝的時候,總體上國富民強,貪官們也貪得舒服,大家都滿意,可你很難保下一位獨裁者一定就不會是隋煬帝。古代知識分子對這個問題很傷腦筋,所以經常會有大儒勸皇帝要“正心誠意”,也就是說,希望獨裁者通過自律,通過接受儒家的道德準則,來做一位聖主,一位好人皇帝。

你知道嗎?我就是一個大好人,而且儒家經典我也讀過不少,所以,有時候我會就這個問題捫心自問:如果我看見地上有個大錢包,裏邊有十萬塊錢,並且我還知道當我把這十萬塊錢揣在自己口袋裏以後不會受到任何懲罰,那麽,我會這樣做嗎?

內心經過一番激烈的天人交戰,最終良知占了上風,我終於把大錢包交給警察叔叔了。

可是,如果錢包裏不是十萬,而是一百萬呢?

這真是個要命的問題啊!我得趕緊複習一下孔孟之道,想想什麽仁義禮智、禮義廉恥。可是,這可是一、一、一百萬啊!雖然從道理上說交給警察叔叔光榮,揣進自己腰包可恥,可是,無論我怎麽做,沒有任何人能製裁得了我啊!那、那、那……又一番激烈的天人交戰,良知流著眼淚占了上風,我終於用一雙顫抖的雙手把大錢包交給警察叔叔了。

可是,如果錢包裏不是一百萬,而是一千萬呢?

我終於出賣了自己的良知!

看,我已經很能夠“正心誠意”了,可如果給我無限的權力,我一點兒也沒有信心認為自己不會胡作非為。如果我真是皇帝,一旦“正心誠意”沒守住,一大片人就得跟著倒黴了。

但是,緊接著出現的問題是:我承認我做不到,可我既是個好人,又熟讀過儒家經典,所以呢,如果我這樣一個熟讀儒家經典的大好人都做不到的,別人就一定能做到嗎?

或者,即便剛開始的時候還做得到,時間一長還能做到嗎?

這問題在曆史上到處都是答案。所以,回到我們的《周易》,如果從君權角度來看乾卦的爻辭,那麽“飛龍在天”之後必然會是“亢龍有悔”。

外國專家的解釋是,雖然的效果會因為最高統治者是好人還是壞人而有較大的區別,但“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在我們看來似乎是構成了現存的極權主義製度的最壞特點的那些東西,並不是偶然的副產品,而是極權主義遲早一定會產生的現象”。這也就意味著,雖然聖主獨裁會創造出一個繁榮富強的局麵,但體製在權力領域裏可以說是一架壞蛋淘汰好人的永動機,是壞蛋和無恥小人的投機天堂。

有人可能會不以為然,畢竟很多人都相當迷戀漢武大帝和康熙大帝的時代,這可都是偉大的帝國啊,文治武功都很不得了,版圖也空前遼闊。

這種情緒並不是中國人的專利,偉大的蕭伯納就曾經主張過:“世界注定屬於強大的國家,小國必須並入大國的版圖,否則就一定要被消滅。”

如果“強大的國家”是由聖主明君領導著,開疆拓土至少乍看上去並不像什麽不可饒恕的壞事。

是啊,一個全國範圍內最偉大的聖人,最大的大好人,會做什麽壞事呢?

他不但隻會做好事,還很會教給人民好的道理。一般來說,聖主明君除了政治上的最高地位之外,同時還是所有國民的偉大導師,他會把自己所認可的道德標準強加在所有人身上,想當官的人需要認真學習帝王聖訓,以便通過必要的考試。其結果就是,在聖主明君之下形成了一個思想上整齊劃一(至少是貌似整齊劃一)的統治集團。

外國專家說:“這樣一個人數眾多,有力量而又相當誌同道合的集團,似乎在任何社會中都不可能由最好的分子,而隻能由最壞的分子來建立,這其中有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一般說來,各個人的教育和知識越高,他們的見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這很好理解,比如我們提出一個議題:“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製度就是好製度。”把這個議題交給十個文盲討論,最有可能的結果就是這十個人一致舉手讚成。可要是把同樣這個議題交給十個哲學家或者社會學家討論,十個人至少得有七種意見。

再比如說,第二個議題:“施琅是不是民族英雄?”如果交給十個對曆史毫無興趣的官僚來討論,答案很可能還是一致的:“愛是不是,根本沒聽說過這人。”可要是交給十個具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討論,結果可能就得打起來。

第二個原因是:社會上還有著很多缺乏獨立思考能力而且懵懵懂懂的人,他們是非常懶於思考的,隻要高聲地、喋喋不休地向他們鼓吹一套什麽,他們很容易就會接受。

第三個原因是:塑造出一個強大的敵人形象,這有助於團結和吸納更多的“我們自己人”。因為我們受到強大敵人的威脅,所以必須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所以一個聰明的獨裁者是非常善於製造敵人的。

嗯,這樣下去的結果會是什麽呢?

外國專家接著說:如果社會或者國家比個人更重要,那麽,這就會導致隻有那些為社會共同目標而奮鬥的人才會被認為是這個社會的成員,進而,個人的存在意義僅僅在於成為團體的一分子,而不在於個人的特質。而“把從前許多人獨立行使的權力集中在某個單個集團的手裏,會使權力膨脹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影響極為深廣,幾乎使它變成了另外一樣東西”。

我們在前文大段引用的,是哈耶克的說法,參考一下他山之石還是有必要的。好了,我們回頭再看《周易》,從“飛龍在天”到“亢龍有悔”,再到“群龍無首”,是不是有了些新的體會呢?

“群龍無首”被捧到最高位置,是不是暗含著對“飛龍在天”的反動呢?

有人可能會一撇嘴:“感悟歸感悟,可也不能悟得太離譜了吧,兩千多年前的人能有這麽前衛的思想嗎?”難道《周易》真的藏有反對獨裁的觀念嗎?那年頭的人怎麽可能會有如此前衛的思想呢?獨裁不一直都是中國的曆史傳統嗎?

這就需要好好查查《周易》的來曆了。

顯赫的出身,隱蔽的思想

《周易》的作者是誰?傳統的說法是:伏羲創作了八卦,周文王把八卦兩兩重疊,發展出了六十四卦,這就完成了《周易》當中的《易經》部分;後來孔子為《易經》編寫學習輔導材料,一共寫了十篇,這就是《易傳》,也稱“十翼”。《易經》和《易傳》一起構成了一部完整的《周易》。

所以說,一部《周易》是經由三個時代的三位聖人才創作完成的,這就是所謂的“人更三聖,世曆三古”。這樣一來,所有的經典再沒有比《周易》時間更早、出身更顯赫的了。

但是,我們一定要明白一個常識:凡是伏羲時候的事,三皇五帝什麽的,沒多少是靠得住的,隻要沒拿出紮實的考古證據,任何上古時期的言之鑿鑿你都大可不必當真;周文王雖然時代晚了不少,可情況其實也是一樣。所以,雖然說“人更三聖”,就好比“昆侖三聖何足道”,其實隻是一個人。這個唯一可靠的人,就是“三聖”的最後一聖——孔子。

那咱們就先從最可靠的部分說起吧。

孔子對《易經》的研究是極深的,對它的評價也很高。在《論語》裏孔子說過:“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句話主要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說:“再讓我多活幾年,五十歲的時候學學《易經》,就不會再犯什麽大錯了。”另一種解釋是:“讓我再多活幾年,花上五年、十年的工夫好好學學《易經》,就不會再犯什麽大錯了。”

誰讓孔子時代沒有標點符號呢,所以,這兩種解釋全能講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