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國民黨新右派的領袖 (2)

戴季陶主義發表後受到各方麵的批判，但他實際上沒有受到實質性的懲罰，相反，他還成為一個理論的創立者和宣傳者，備受關注的政壇人物。其實，從這裏我們已經完全可以預感到戴季陶主義的出台不是他一個人的突發奇想和性情衝動，而是代表著一股強大的反對國共合作的暗流。

事實上，在蔣介石意圖逐步明朗的過程中，戴季陶主義是迎合了蔣的這種心理，甚至蔣就是戴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所以，戴的主義出台後，在黃埔軍校就出現了孫文主義學會，它主要是以戴的思想理論為研究對象的。實質上，它是打著學會的幌子，作為負責的青年軍人聯合會的對立物，為蔣所控製的。蔣介石正是利用它牽製著左派勢力的活躍和發展。同時，也一直在為自己的企圖和有朝一日一舉摧毀，而培植力量和製造思想根基。

1926年底到1927年初，北伐軍在兩湖和東南戰場取得了決定性勝利，被戴季陶視為“國民黨後起之秀”的蔣介石，身兼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等要職，權勢日隆並逐漸增長了建立獨裁統治的野心。蔣到南昌後，把自己的心腹人物集結起來，形成一個新的決策核心，密議改變孫中山所確定的革命政策，同時尋求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

戴季陶應蔣之邀到南昌後，同張靜江、陳果夫、張群、黃郛等一起參與密謀策劃，共同為蔣介石確定了一個“謀略綱要”，其核心內容是：“必須離俄清黨”，放棄“聯俄容共政策”；在外交上首先謀求同日本、英國等的“諒解”，等等。1927年2月14日，戴季陶按照蔣的旨意，以國民黨中央“特派員”的名義出訪日本。戴此行主要是與日本外務次官、亞洲司長會談，向日本政府進一步闡明蔣介石對當時時局所持的立場和即將推行的政策，謀求日本當局對蔣“諒解”和“合作”，“結果甚為美滿”。從而促使日本統治者確定了“慫蔣”為主的方針，進一步對中國革命進行分化瓦解。

蔣介石在發動四一二政變前後，大量運用戴季陶所闡發的理論，並以清黨為名，實行白色恐怖，大肆屠殺人和工農群眾。戴為之搖旗呐喊，除積極參與一些密謀活動外，繼續為蔣介石的上台大造輿論。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戴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和法製委員會委員。5月，應蔣的電召戴趕赴南京，發表了《告國民黨的同誌並告全國國民》一文，吹捧蔣介石等人的倒行逆施，要人們在其統治下“建立起紀綱來，由紀綱的確定建立起紀律來，黨才可以有救，國才可以有救”。在以後的蔣介石政權下，戴季陶竭盡吹捧奉承之能事，蔣也對其投桃報李，予以重用，視為股肱。

3．對西山會議派又打又提

西山會議派形成於第一次國共合作初期，是國民黨內的右派組織。該派的主要人物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林森、居正、鄒魯、覃振、石青陽、石瑛、葉楚傖、邵元衝、沈定一、茅祖權、傅汝霖等，中央監察委員：謝持、張繼等。國民黨內的其他反對派基本上出現於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後，隻有該派例外，它與蔣派的矛盾鬥爭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後兩個階段。該派起家於反對國共合作，主張國民黨立即實行“清黨”，由此與蔣介石當時企圖利用國共合作、發展個人勢力的陰謀產生了矛盾。

蔣介石借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排斥、打擊了國民黨內進步力量，同時，又圖謀拉攏已經從國民黨內分裂出去的西山會議派重返國民黨中央，借以壯大反革命的勢力，但由於該派頑固堅持以蔣實行“清黨”為合作前提，致使蔣對它的拉攏未能奏效。國民黨“清黨”後，西山會議派與蔣介石雖在的問題上達成了完全的一致，但為爭奪國民黨中央的領導權又展開新的角逐。

西山會議派痛恨蔣介石排除異己、獨裁，遂與各反蔣派別結成聯盟，共同策劃“擴大會議”和“非常會議”，繼續與蔣介石進行政治較量。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形勢下，西山會議派與蔣介石的矛盾得到緩和。西山會議派與蔣介石的矛盾、鬥爭長達六七年之久，對國民黨的曆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在孫中山確定改組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時候，國民黨內部隻有少數人對此政策表示理解和支持，很多人都是持觀望態度，也有一些人從骨子裏就極度反對，隻是礙於孫中山在黨內、國內的個人威望而不敢有所造次。

孫中山去世後，1925年9月23日，由鄒魯、謝持召集的所謂“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不顧廣州和各地國民黨人的反對，正式在北京西山碧雲寺舉行。參加會議的有鄒魯、林森、謝持、覃振、石瑛、居正、石青陽、葉楚傖、沈定一、張繼、茅祖權、傅汝霖等人，由林森任會議主席。乃通電上海執行部並轉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各省黨部：“中央執行委員第四次全體會議，於本日開始在北京西山總理靈前開會，廣東執行委員會應立即停止職權。”並謂：會議的中心問題，“專為解決共產派問題”，要“肅清”。

西山會議共開會22次，至1926年1月4日散場，長達43天。會議的中心議題，“以變更聯共聯俄這兩大政策為目的”，通過的各種反動決議、宣言、通電、文告等不下百餘種。

根據這些決議，西山會議取消員的國民黨黨籍，開除在國民黨中央擔任執委、候補執委的員的職務，解散孫中山於1924年7月親自組建的負責處理重大政治問題的中央政治委員會，遣送幫助中國革命的蘇聯友人鮑羅廷回國，開除汪精衛黨籍6個月，並開除所任職務。這樣一來，在西山會議派看來，國共合作的廣州國民黨中央已經不複存在，應由他們來組閣，並在上海重建了國民黨最高黨部。

國民黨右派麇集西山，召開非法的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反對國共合作，公開另立“中央”，標誌著西山會議派的形成。

不難看出西山會議派在國民黨內攻擊的直接對像是汪精衛。會議上，他們認真分析了廣州的政治局勢，研究了對待國民黨領導人的態度，並最終確定一個總體戰略方案，其核心內容為打擊汪精衛。

而在西山會議派與汪精衛的角逐過程中蔣介石是西山會議派希望拉攏的人物。這既是因為蔣出於自己的策略需求，也是因為西山會議派自作為一個派別，誕生時的先天不足性，迫切要求他們去爭取力量彌足薄弱環節。而蔣介石與西山會議派的某些成員的曖昧的個人關係，則成為雙方相互溝通和勾結的主要中介渠道。

1925年11月18日，西山會議派曾召開過一次預備會議，出席者除西山會議派各角色外，還有吳稚暉、戴季陶二人，並由吳稚暉主持了會議。吳、戴二人與蔣介石的關係非同一般。二人參加了預備會，卻沒有出席正式會議，其根本原因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新右派與西山會議派在問題上還存在著分歧，新右派們認為的時機尚不成熟，還須忍耐。

當然，在西山會議派剛出現的時候，蔣介石是反對情緒屬於主流的。西山會議派的罪惡行徑在於分裂中央另立政府，很顯然這主要是針對以汪精衛為首的廣州國民政府，而事實上，從廣東近期政壇人事變動來看，蔣介石是升遷得最快的一個，躋身於最高領導層，胡漢民的代帥製為汪、蔣合作的政治體製代替，蔣介石是既得利益者。因此，蔣對西山會議派是力主聲討的。然而，即使如此，蔣也並非馬上口誅筆伐，而是審時度勢，選擇最佳時機。

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前，蔣介石以孫中山忠實信徒的身份，指斥西山會議派是“反革命”，是“總理不肖徒”，“吾儕當鳴鼓而攻之”等。在會上，他又發表了《為西山會議告同誌》的講演，極力抨擊西山會議派。他說：容納，是孫總理幾經考慮後毅然做的決定，自改組兩年，成績俱在。

對於西山會議派分裂國共合作的“理由”：第一說之與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根本衝突，故不能相容。蔣反駁到：孫總理遺留給全國代表的是忠誠和明智怎麽會是危害呢？第二，總理讓加入國民黨，是要化合於本黨而非相反，現在有蠶食三民主義之危險。蔣反駁到：總理是如此怯小嗎？三民主義是如此容易撼動的嗎？這種說法是誣蔑總理，誣蔑本黨。對於西山派叫嚷“分共”、“清黨”，蔣介石給予有力抨擊。

正因如此，加之當時蔣介石在軍事上的表現，使他取得了國民黨二大的信任。他在國民黨一大時連代表的資格都沒有，卻在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又在二屆一中全會上當上常務委員、主席，不久又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監。

然而，當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大上的地位被確立之後，蔣對西山會議派的態度和立場就又有了新的轉變。蔣介石在大會討論對西山會議派的處置問題時，一反原來的猛烈抨擊，極力保護他們，二大不要討論西山會議案，留到三大再議決，企圖用延宕的辦法取消這項議程，使西山會議派繼續留在國共合作的陣營內。在大會討論彈劾西山會議派一案的前一天晚上，蔣介石召集出席大會的第一軍和黃埔軍校的代表開會，又邀請汪精衛參加，慫恿代表向汪提出從寬處理西山會議派，並要求汪在會上轉達代表們的意見。

於是汪精衛於次日在大會上提出，昨晚與部分代表討論結果，大家都以為對於此案，應該以總理之心為心，一兩個主力的，自該開除黨籍，一時受惑或受人利用的應從寬處分。汪精衛提出意見後，與會的員基於“聯絡中派”，避免國民黨分裂的考慮做了必要的讓步。大會最後通過決議，原提議把居正、石青陽、石瑛、茅祖權、覃振、傅汝霖、沈定一等7人“暫時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改為與張繼、林森，邵元衝、葉楚傖、張知本等5人一樣的“書麵警告”，僅把鄒魯、謝持兩人永遠開除黨籍，對戴季陶則“由大會予以懇切之訓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誤”。

1926年3月20日，發生了中山艦事件。這一事件發生後，引起了國民黨右派勢力的極度興奮。西山派當時正麇集上海。29日，開場第一天，謝持根據道聽途說，專門作了“廣州事變”的報告，稱蔣介石“忠於黨，而為徹底清黨運動”，主張“應由本會去電訓勉”。當天，偽二大發出電報，稱“祛惡必須徹底”。會議至第三天，還忘乎所以地通過《大會移粵繼續開會案》、《大會移粵應先派遣特派員案》、《大會移粵開會宣言》等文件，“分共”的叫囂充斥會場。

但是，蔣介石利用中山艦事件隻是他奪取國共合作領導權的重要一步，他還羽毛未豐，未敢徹底分共。因此，當蔣介石接到偽二大的“訓勉”電後，依舊擺出維護國共合作的姿態而對西山會議派“大罵一頓”。西山會議派失望之餘，又向蔣介石發出四則警告：擺脫政治環境的支配，糾正昔日袒護錯誤，遵照“中央”清黨決議，徹底解除共產分子。

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繼續策劃奪取國共合作的領導權。5月，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整理黨務案，人被排斥出國民黨中央的領導機關。整理黨務案使“西山會議議案的精神可以說有部分的實現了”。但是，西山會議派認為，這還不夠。他們認為二屆二中全會“約束則不足，限製國民黨則有餘”。鄒魯在給蔣介石、張靜江的信中，甚至認為“十五日之大會，其效等於零”。鄒魯認為，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鄒魯的反動立場很清楚，就是敦促蔣介石不要局限於“限共”，要從根本上與“分家”，實行“清黨”。盡管如此，西山會議派們仍對蔣介石寄予“希望”。

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前，他開始實施勾結西山會議派的陰謀。蔣介石首先拉攏了邵元衝、葉楚傖等人，並通過他們再對西山會議派的主要成員進行拉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