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國民黨新右派的領袖 (1)

一、利用黨爭，牟取私利

1．逼走胡漢民，擠走許崇智

蔣介石是個權力欲極強的人，從踏入黃埔軍校大門起，蔣介石便將此作自己發跡之所。孫中山去世後，他將所有精力投入到經營黃埔之中，希望憑藉於此，積累起雄厚的資本。

而正在此時，發生了廖仲愷遇刺案，蔣介石向獲取最高權力邁出了第一步。廖案是出乎眾人意料的，但又是偶然中的必然。

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中央權力出現了真空，而廖仲愷成了權力鬥爭的中心。廖仲愷從事革命事業曆史久遠，一直協助孫中山從事護法、北伐等革命活動，籌措革命經費，組織革命力量，協調國民黨內外矛盾，是孫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國民黨一大後，他身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大元帥大本營秘書長兼黃埔軍校黨代表，黃埔校軍的迅速成長與廖仲愷的關懷是密不可分的。

黃埔勢力的膨脹，引起了以胡漢民為首的“元老派”和以許崇智為首的粵軍將領的不滿，其他的地方軍閥和政客們也持敵視態度。8月，廣州城的氣氛已十分緊張，刺殺廖仲愷的謠言盛傳開來。然而廖對這些傳聞一笑置之，泰然自若。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愷攜何香凝乘車前往黨部開會，在黨部門前慘遭殺害。

案發當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軍事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推舉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3人組成特別委員會，“授予政治、軍事及警察全權”，實際上取代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權力中心的轉移再次削弱了胡漢民，而獲得7擢升的則是蔣介石。蔣在辦黃埔軍校和東征過程中雖然擴展了他的實力，但當國民政府成立時，他還不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政府委員，而隻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還未進入國民黨中央領導圈內。但是因為這個“三人特別委員會”，使他介入了最高領導層。

經初步審訊，廖案與胡漢民之堂弟胡毅生和其部下有染。這使得胡漢民坐立不安，誠惶誠恐。在廖案發生的第二天，胡漢民就向汪精衛打聽消息，汪對他提出的問題拒不回答。第三、第四天又去。第五天，蔣介石便派兵搜查了胡漢民的住所，當時胡住在大哥胡青瑞家中，胡漢民在搜查之時躲入附近一賣菜的人家中，他的大哥被帶走。之後，胡漢民趕忙來到汪精衛家中，汪不在家，他就請陳璧君找蔣介石問個明白。隨後蔣便派人將胡漢民帶到黃埔軍校，以保護其安全為借口加以囚禁。胡漢民此時的命運完全掌握在蔣介石手中，然而該如何處理廖案，尤其是如何處置胡漢民，仍舊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

汪精衛深有此感，故而他將此事全部交付給蔣介石全權處理。然而，胡畢竟有恩於汪，並且兩人共事多年，交往彌篤。最終，他對廖案表態，胡漢民隻負政治上的責任。

汪、蔣兩人商討決定，認為派胡漢民到蘇聯考察是結合當時情況最好的解決辦法，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隨即通過暫派胡漢民到蘇聯“考察”。因為汪、蔣兩人出於愧疚心理，羞於再見胡漢民，特請蘇聯顧問鮑羅廷出麵找胡漢民個別談話。

鮑羅廷表示蘇俄的同誌一定歡迎胡先生前去。事已至此，胡漢民確實也不宜呆在廣東。於是，9月22日，胡漢民從黃埔港登上蒙古號遠洋輪船，出訪蘇聯去了。汪終於實現了排胡的目的，國民黨的權力架構，從胡的“代帥”製，轉為汪、蔣合作體製。

胡漢民是汪精衛的政治對手，對汪有一種潛在的威脅力，胡走了，汪的政治資曆自然獨占鼇頭了。與汪精衛相比，胡漢民的政治失意對蔣的意義和影響似乎不太大。因為蔣是軍人，蔣介石晉升的障礙是許崇智。廖案中，牽涉到許崇智的心腹梁鴻楷等將領，蔣自然不會錯過這樣一個排除異己的絕好機會，當然許崇智也是最難搬動的一塊攔路石。

許崇智是一職業軍人，當時為粵軍總司令，在曆次革命活動中，支持孫中山，建有大功，但所部粵軍，軍紀廢馳，個人生活也不檢點，被蔣找到借口。

1925年7月1日，蔣介石撰成《對軍政意見書》，有9項內容。7月26日，蔣介石出席軍事委員會會議，建議統一軍隊名稱，廢除粵軍、湘軍、滇軍的舊稱，統一名稱為：國民革命軍，得到與會者的一致認可。

8月26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決議將國民革命軍編組為5個軍，蔣介石被任命為原黨軍改組之第一軍軍長，第一軍絕大部分是黃埔師生。

此決議的出台，標誌著蔣介石第一次成功地分解了粵軍，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是粵軍部分，是由原建國粵軍第一師改編而成的，而第五軍則是由粵軍第三軍改編而成。此外，第一軍中的一部分也是由粵軍演變而來的，原來的粵軍被肢解。引起粵軍不滿，甚至有暗殺蔣介石之行動。

在偵察廖案中，蔣介石發現凶手與梁鴻楷第一裝備司令梁士鋒等人有牽連，便急忙派黨軍將兩梁拘捕，其部下也被圍繳械，廣州城內頓時空氣緊張。許崇智聞訊後痛心不已，因為兩梁所部，可稱之為許之左膀右臂，兩部收繳，猶如折臂斷膀，令許心痛不已。但許自知理虧，遂不得不在《悼廖仲愷同誌並告人及本軍同誌》一文中，做出引咎自責和負責追查的表示。

隨之，蔣介石便以許崇智縱容部下，勾結右派刺殺廖仲愷以及把持地方財政、為所欲為等罪名，製造輿論，對許崇智大加貶斥。並爭取粵中主將李濟深、陳銘樞的同情和支持，又對許部旅長譚曙卿等加以收買，進行釜底抽薪。同時蔣介石還裝出一副好心腸，親自到許崇智處說：粵軍將領，漸生異誌，各懷鬼胎，已不可靠，甚至會對許崇智下毒手。為了確保許崇智的人身安全，最好將許公館的警衛全部改由黃埔軍校學生擔任。這實際上是要把許崇智監視、軟禁起來。

起初，許崇智還以為蔣是出於兄弟之情對自己加以勸告，實為善意之舉，但漸漸地許發覺事情有些不對頭，沒有行動自由，一舉一動都有人密切注視，猶如監禁。當他完全意識到處境不妙時，立即電令粵軍精銳部隊許濟、莫雄速回廣州解救自己。

得知粵軍的行動，汪精衛焦急萬分，因為手中無兵，不得已再度授權蔣介石全權處理廣州局勢。蔣介石隨即命令黃埔學校師生行動起來，武裝占領諸多要地，將廣州城牢牢控製在自己手裏。接著蔣介石清除了廣東財政廳等所有重要機關裏許崇智的親信，並夥同國民黨中央任命宋子文為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兼廣東省財政廳長，從而牢牢抓住了廣東的財政經濟權。廣州城內穩定後，蔣介石隨即部署第一師和黃埔學生等嚴密監視駐廣州城的粵軍，並赴東莞、虎門和石龍包圍許的部下。

同時派人將自己的親筆信在淩晨兩點送給許崇智，信中一一列舉了許崇智的罪狀：一、回師廣州後，“百無一舉”，致使軍隊散漫如故，餉糧之艱窘倍前；二、掠沒稅收和粵軍餉額，飽私囊圖利己；三、圖謀推倒中央銀行而謀自立銀行以圖私利；四、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當，致使害黨叛國者均為粵軍所部，更慫恿所部強捐、勒租、截稅、包煙而害國殃民。

第二天早晨，蔣介石按計劃將粵軍許濟、莫雄兩部繳械，將其並入第一軍第三師，派譚曙卿任師長。當天，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根據蔣介石的提議，決定“準予軍事部長兼粵軍總司令、財政監督許崇智卸職。”下午，派陳銘樞拿了張回上海的船票和兩萬元現金，強行“護送”許崇智出境。許臨走，蔣還假惺惺地許諾：“欺以了目，師出長江，還日坐鎮，恢複名令。”

許崇智被蔣介石逐到上海後，住在英租界一套豪華的洋房裏，過起了寓公生活。蔣介石以粵軍部下“集獻”的名義送去20萬元供許開銷，以後就在軍費開支項目下每月撥給1萬元。當時鄒魯、居正、謝持等人籌劃召開西山會議，拉許崇智參加。許因為對有朝一日回粵還抱有幻想，隻是私下表示支持，沒有公開露麵活動。1926年1月，在廣州舉行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他沒有被繼續選為中央監察委員，而西山會議派後來在上海舉行的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則被列名為中央執行委員。

蔣介石逐去了許崇智後，便出師再次東征陳炯明叛軍，自任總指揮。由於得到人、蘇聯專家的幫助和海陸豐等地工農民眾的聲援，第二次東征大獲成功，徹底消滅了陳炯明叛軍。蔣介石儼然一位英雄豪傑，英姿颯爽、不可一世。1926年元旦，在廣州30萬民眾參加的慶祝集會上，他身披拿破侖式鬥篷大衣登上主席台，接受群眾的歡呼。

接著蔣介石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向大會作軍事報告，概述兩次東征的勝利和軍事方麵的其他成績，著實炫耀了一番。在大會選舉中，他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僅比得全票的胡漢民少一票，在一中全會上又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接著他又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監。之後，他任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大大加強了他在國民黨內的統治地位，在軍事上代替了許崇智而成為廣東國民政府的軍事領袖。

2．利用戴季陶主義

戴季陶與蔣介石從相識、結交到訣別前後共曆40餘年。1905年秋，戴季陶赴日本留學。1908年春，蔣第二次到日本，進入日本東京振武學校，編人炮兵班，戴與蔣在留學生聚會時相識，以後成為至交。

1924年5月5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舉行慶祝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三周年紀念活動時合影。三排右一為戴季陶

戴季陶是老資格的革命黨人，也是國民黨內著名的理論家和政治活動家，1924年，國民黨改組後，任中常委、宣傳部長和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但此人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頗為不滿。1924年11月，戴季陶作為孫中山的日文秘書，隨孫中山北上。孫中山病逝後，戴發表題為《孝》的短文，以宣傳孫中山人格、思想為名，歪曲孫中山思想。1925年5月，戴季陶到廣州參加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執筆起草接受孫中山遺囑宣言。此時，他寫成《民生哲學係統表》，提出以建立“純正三民主義”為中心思想的國民黨“最高原則”，並進行所謂“做團結舊同誌，造成新同誌的工作”，拉沈定一脫離了。6月，戴季陶寫成《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其主旨在於“劃清三民主義與的界線”。

7月，戴季陶出版《中國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這本小冊子與《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等文，構成了以反對“黨內合作”，排斥人為基本內容的“戴季陶主義”。

這個“理論”的特點：一是打著孫中山的旗號，閹割孫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內容，而將孫中山思想的消極方麵加以誇大和利用；二是以維護國民黨的“純潔性”為名，攻擊中國，排斥打擊工農革命力量。

其基本內容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反對工農開展反抗地主、資產階級壓迫的階級鬥爭，斷言中國沒有階級鬥爭，不能用階級鬥爭的理論指導中國革命。提出了道統說，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源於中國“正統思想”的“中庸之道”，是繼承了孔子的“仁愛”學說，是來之有據的，反對唯物史觀和。反對國共合作，反對人加入國民黨，戴季陶說員加入國民黨是實行“寄生政策”，意在“篡奪”國民黨。

與張繼、謝持的“黨統”之說相比較，“戴季陶主義”的“新意”，就在於“純正”二字，企圖通過排斥和來“淨化”國民黨。當時，戴季陶是以國民黨的高級幹部、理論家的資格，利用孫中山剛逝世的時機，以闡析孫中山思想的姿態來發表他的“主義”的。他的思想，反映了在五卅運動革命到來的形勢下，國民黨右派對革命的動搖和對及革命人民力量發展的恐懼。台灣有學者曾說：“此書（《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出，從上海到廣州，的視線開始集中，的勢力開始形成，各地孫文主義學會的成立及運動的醞釀，莫不受戴氏理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