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走向東方(4)
渣甸個人的噸位究竟如何處理，因為沒有留下記載而無從得知。不過，在噸位異常緊俏的當時，相信渣甸收獲不小。
渣甸初航東方，對那時英國對華貿易的整體情況有了直觀的了解，實際上，這時英國、印度、中國之間的貿易共分三個部分：一是渣甸所在的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二是像渣甸本人經營的個人貿易，三是一些散商從事的港腳貿易。
東印度公司的職員通過個人貿易分享到對亞洲貿易一杯羹的同時，也在不同程度上損害了東印度公司對亞洲貿易的壟斷權。不過，對東印度公司壟斷權構成最大威脅的，則是來自公司之外的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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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甸辭職“下海”此後，直到1817年離開東印度公司之前，渣甸在15年的時間內又先後6次作為東印度公司的職員遠洋來到廣州。在這些航程中，既有遭到台風猛烈襲擊時的心悸，也有遭遇海盜襲擊時驚心動魄的體驗，更有成為戰俘時的煎熬，這些經曆或許培養了他堅毅和冒險的作風。不過，也有令他難忘的興奮時刻，譬如與大名鼎鼎的威靈頓（Wellington）公爵的兄長——印度總督衛爾茲利（Wellesley）同船返英，巧遇英國出使清朝的阿美士德（Amherst）使團，等等。當然，更難得的是，自己在東方從事貿易的曆練，以及結識了更多日後生意場中的合作者。
其中，1816～1817年出航廣州，是渣甸最後一次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船醫遠航，這次經曆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他日後在中國經商的一些觀念。
當渣甸抵達廣州時，正遇上英國使團的阿美士德垂頭喪氣地從北京南返。阿美士德使團是繼馬戛爾尼之後英國的又一個大型訪華使團。1793年，英國派馬戛爾尼率團訪華，嚐試在慶祝乾隆帝八十大壽之時商談雙邊貿易。這次訪華，雖然馬戛爾尼以單腿跪地外加鞠躬的外交禮儀成功謁見乾隆皇帝，但在商貿議題上無功而返。
1815年，拿破侖在滑鐵盧戰役中敗北。英國作為西方第一強國地位得到鞏固後，開始重新審視對華政策。英商一直不滿廣州的貿易製度，擴大中國市場的呼聲強烈，進而促使英國政府派使團訪華，進一步打開中國門戶。由此，阿美士德使團於1816年2月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同年8月抵達北京。
然而，雙方在阿美士德覲見嘉慶皇帝的禮儀上再次產生分歧和爭執。盡管此前英國政府曾訓示阿美士德對待中國的禮數可“便宜行事”，但副使、東印度公司廣州管理委員會主席小斯當東等使團成員持強硬態度，強烈反對覲見皇帝時行三跪九叩之禮。結果使團不僅沒有見到嘉慶皇帝，而且被逐出北京。隨後使團南下，在廣州商館停留後返國。小斯當東經此事件進一步強化了這樣的認識：在中國，“屈服隻能導致恥辱，而隻要捍衛的立場是合理的，態度堅決卻可以取勝”。佩雷菲特著，王國卿、毛鳳支等譯：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三聯書店，北京，1993，588頁。正在廣州商館的渣甸通過此事也強化了自己在與中國打交道時的強硬態度。阿美士德因不服從中國禮儀而使使團被逐，主要是待在廣州多年的副使小斯當東的主意。事後我們看到，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結束後，英國派出的首任對華商務監督律勞卑聽從在廣州經商多年的渣甸等人的意見，導致了中英交往中的一個更大的失敗。
1817年，33歲的渣甸作出了他人生中又一個重要的決定，即告別東印度公司，“下海”經商，開創新的人生旅程。放棄東印度公司的職位，放棄從事了15年的醫生職業，渣甸並不遺憾。冒著遠涉重洋的風險到東方來，正是為了發財致富。在渣甸開始當船醫時，他就已經把一半的心思放在了做生意之上。
15年過去了，東印度公司那壟斷東方貿易的銅牆鐵壁上，已經在散商的努力下鑿出了許多裂縫。1813年，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的貿易獨占被廢止，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正在成為時代潮流。而且，渣甸已經積累了相當的經驗和財富，正是離開東印度公司辭職“下海”做散商的好時機。
1817年5月，渣甸結束最後一趟行醫之旅後定居倫敦，與1802年相識於廣州的威丁（ThomasWeeding）合作。同樣是東印度公司船醫出身的威丁，1805年便已退出醫界，定居倫敦專門從事東西方貿易。1805～1814年，跟隨東印度公司船隻來往於東西方的渣甸與威丁進行了大量的貿易合作。威丁作為渣甸在倫敦的代理商，負責銷售由他帶回的私貨，並向渣甸報告倫敦的最新商情與商機。
1818年，在東印度公司一位新進董事索希爾（JohnThornhill）同意擔任提名人後，渣甸正式成為一名散商。當年11月簽訂的一份協議書這樣寫道：“威廉·渣甸開始在孟買以自由商人的身份進行商業活動。”
在離開倫敦之前，渣甸欣然幫助他大姐的兒子安德魯·江斯同（AndrewJohnston）跟隨他的腳步，在東印度公司少數幾艘“專屬”的船上擔任船醫，這類船上的高級船員向來被視為精英。19世紀30年代中期，江斯同一度加入其舅舅渣甸與馬地臣所開的洋行，並成為渣甸·馬地臣行的一名合夥人。
1818年12月，渣甸離開英國前往孟買。
190年前的孟買，鴉片煙土在這裏匯聚，靠鴉片發家的商行散布城區，帕西商人吉吉皮（JamseljeeJejeebhoy）便是城中靠鴉片發家而衣著光鮮的富商。1819年，渣甸與吉吉皮重逢於孟買。他們的初次相識，緣於1805年渣甸第二次東方之行因輪船在孟買維修。從這時起，他們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商業合作。MargaretReid：Jejeebhoy，Jamseljee，Thethistleandthejade，2008，p20.渣甸、威丁與孟買的富商吉吉皮合夥建造了“薩拉號”（Sarah），正式開始了他們在東方的新事業。
1819年，渣甸再次來到廣州。不過，他這時的身份已經從東印度公司的職員變成了自由商人；更重要的是，第二年，渣甸在這裏認識了本書的另一個主人公——馬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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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地臣：在東方的早期經曆1796年出生於蘇格蘭北部薩瑟蘭郡的馬地臣，其曆史久遠而極重門第的家族，長期以來一直和英國東印度公司關係密切。馬地臣畢業於愛丁堡大學，當時的愛丁堡大學學術地位之高，連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也有所不及。此外，醫生的社會地位在當時並不高。因此，雖然馬地臣比渣甸小12歲，但出身更有優勢，更有教養，地位也略高渣甸一等。事實上，即使馬地臣後來到達廣州，在廣州自由商人中，他也是唯一可與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管理委員會成員平起平坐者。
馬地臣從愛丁堡大學畢業後，與渣甸一樣前往倫敦尋找發展的機會。沒多久，19歲的馬地臣在家族的影響下，於1815年與東印度公司訂下自由商的契約，加入其叔父在加爾各答的麥金托什商行（Mackintosh&Co）。
在一些大的印度商行合夥人中，蘇格蘭人占有絕對優勢。經營港腳貿易的英國散商，來自蘇格蘭的比比皆是，譬如同馬地臣打交道的行號中，孟買的伯恩斯·麥克維卡公司（BurnsMacVicars&Co），加爾各答的詹姆士·斯科特公司（JamesScott&Co）、麥金泰爾公司（DMacIntyre&Co），等等。這期間，英國東方貿易的大部分是由蘇格蘭人開拓的，他們在好望角以東的許多口岸都有家族的聯係。
事實上，不僅在東方世界的英國貿易中蘇格蘭人擔當著重要角色，而且18、19世紀蘇格蘭人的足跡，早已隨著大不列顛帝國的船隻踏遍了從幾內亞到剛果、從美洲到澳洲等世界各個角落。在美國殖民地的開拓和發展中，蘇格蘭人同樣起著重要作用，並參與了早期美國與美國企業精神的創建。1700年，蘇格蘭還是個歐洲貧窮的獨立小國。1707年與英格蘭正式合並成為大不列顛聯合王國時，英格蘭同意“不列顛的貿易、航運以及海外商業都在共同的關稅和國內稅的框架內向蘇格蘭敞開”。隨後，勤勞而精明的蘇格蘭人的商業天賦被更大地激發出來。不僅如此，到18世紀中葉，蘇格蘭在各方麵都釋放出驚人的能量，出現了經驗主義哲學家休謨（DavidHume，1711～1776）、《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AdamSmith，1721～1790）、改良蒸汽機的瓦特（JamesWatt1736～1819）、詩人彭斯（RobertBurns，1759～1796）等近代文明史上的巨大身影，曆史學家、畫家、劇作家、建築師等如繁星般湧現，燦若星河。參見阿瑟·赫曼（ArthurHerman）著，韓文正譯：蘇格蘭人如何發明現代世界，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台北，2003。
英國東方貿易擴張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大部分由家族或宗族集團所開拓。對參加中國貿易的蘇格蘭人來說，血統關係正是一種凝聚和團結的力量。就渣甸洋行（怡和洋行）而言，其前身的合夥人中，包括兩位比爾和三位麥尼克兄弟。渣甸的兩個侄兒和馬地臣的兩個侄兒，也都先後成為渣甸洋行（怡和洋行）的合夥人。
這些人成為富商巨賈的兩條路徑，也是當時人們常說的從蘇格蘭到廣州的兩條捷徑，即“賬房”和“甲板”。格林堡著，康成譯：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商務印書館，北京，1961，35頁。如果說渣甸起家於東印度公司的貿易船上，走的是“甲板”之路的話，那麽，馬地臣則是從倫敦和加爾各答商行的“賬房”中開始學習生意經，並在廣州走上了成功之路。
馬地臣從加爾各答到廣州做生意的原因，怡和洋行在公司百年誌慶的書中這樣寫道：
“某日，他的叔父委托他把一封信遞交給即將啟程赴中國的英國船船長。他忘記傳遞這封信，而且船已經開航了。被這樣的疏忽激怒了的老人家，對馬地臣斥責道：‘你最好回家去!’他聽從叔父的話，便去購買了回英國的船票。這時，一位老船長勸他說：‘為何不到廣州去碰碰運氣呢？’於是，他改變了主意前往廣州一試。
“此事好像發生在1818年，或許發生在大約與威廉·渣甸在澳門立足的同時，為了趕上從十月持續到來年三月的茶季提前去廣州。”Jardine，Matheson&CoafterwardsJardine，Matheson&Co，Limited：AnOutlineoftheHistoryofaChinaHouseforaHundredYears1832～1932，editedbyJamesSturant，London：PrintedinGteatattheWestminsterPress，1934，p4~5.
此事的確發生在1818年。這年6月，馬地臣遇到了過去在東印度公司中印貿易船上的泰勒（RobertTaylor）。在這位老船長的勸說下，馬地臣來到廣州，以非正式的合夥關係經營生意。
第二年（1819），馬地臣與泰勒一道從事鴉片買賣。結果馬地臣幾乎破產，年長的泰勒於1820年8月亡故，身後負債累累，留下馬地臣獨自麵對殘局。不過，隨後鴉片價格的暴漲挽救了他。馬地臣把一批寄售的鴉片賣了個好價錢，從而度過了這段讓他心力交瘁而終生難忘的艱難時期。
不過，對馬地臣來說，好日子很快就要到來了。就在這一年，來自蘇格蘭高地的馬地臣在廣州與來自蘇格蘭低地的渣甸相識。雖然要到幾年之後他們才共同組建公司，合力謀劃，但就在這年之後，他們各自以澳門、黃埔為基地經營鴉片，日漸做大，最後逐漸走到了一起。
一個新的世界正在他們眼前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