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從禁煙到戰爭(3)

6月28日，英艦封鎖廣東海麵，鴉片戰爭正式爆發。英軍並沒有進攻已經作好戰鬥準備的廣州，而隻是封鎖珠江口後，便揮師北上。經過渣甸參謀過的這個戰略，一開始的目標便確定了在北方作戰。在廣州待過多年的渣甸深知，就中國的中央集權體製而言，權力來自中央，接近權力中心的效果會更加明顯。

7月5日，英軍占領了舟山群島上的定海，知縣姚懷祥自殺。7月10日，英軍封鎖寧波，繼續北上。8月15日，抵達天津附近的白河。在這裏，懿律將巴麥尊致道光皇帝的照會交到了直隸總督琦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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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則徐、琦善和義律相繼被免職在英軍一路北上時，林則徐的命運開始發生逆轉。他無懼於與英軍作戰，而且作了充分準備。然而，英軍北上，他訓練的鄉勇、新購買的200多門洋炮、巨型鐵索攔截江麵，都派不上用場。英軍每靠近京城一步，林則徐受到的批評和指責就增多一分。

當英軍抵達白河時，離京師隻有百裏之遙。朝廷與地方督撫責怪林則徐的聲浪增大。林則徐外不能斷絕鴉片走私，內無法清除鴉片煙販，既沒解決問題，反而生出事端。對此，道光皇帝憤怒不已。

已經停泊在大沽口的英國人，要求清朝皇帝撤換林則徐。於是，道光帝派拱衛京師的直隸總督琦善出麵應對。

琦善知道，論實力清軍遠非英軍對手。英軍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便推進到了白河口，長江口和沿海全被對方封鎖，在白河口親眼目睹英軍之“船堅炮利”，開戰勝算無幾。剩下的，也就隻能是倚重於外交和談判了。為此，琦善隆重地接待了義律等人，同時也堅決要求，既然廣州是一切問題的發生地，那麽它也應該是解決一切糾紛的所在地，應該在那裏將雙方爭論的事實真相查清，最後把問題解決。

1840年9月15日，英軍撤離白河，琦善兵不血刃地將敵軍退卻，讓道光帝暫時長舒了口氣。

“措置失當”的林則徐隨即被撤掉欽差大臣銜。林則徐後擔任兩廣總督，1841年5月離開廣州受審，7月1日被流放到大西北邊陲伊犁。有著柔性外交手腕的琦善取而代之，帶著道光皇帝的“撫夷”使命，南下與英軍交涉。

琦善在交涉中發現，事情遠非義律與林則徐之間的衝突這麽簡單，義律想要的與朝廷所能給予的，差距巨大。他無權讓步太多，但又必須講和。整個12月，琦善都在與義律進行著艱辛的談判。然而，雙方在香港問題上談判破裂，義律絲毫不放鬆割讓香港的要求，而琦善知道割讓土地是絕對不被允許的。為了讓琦善屈服，義律於1841年1月7日突襲虎門，大角和沙角炮台隨即陷落，廣州頓時無險可守。無奈之下，琦善隻得同意擬訂《穿鼻草約》。

1月20日，義律發布公告，宣告已簽訂初步協定：割讓香港本島及其港口，但仍由清政府征收捐稅；賠款600萬元；兩國官員在平等基礎上直接交往：開放廣州貿易。5天後（1月25日），英軍首批占領者從PossessionPoint（占領角，即現在上環的水坑口街一帶）登陸香港。第二天，海軍陸戰隊升起英國國旗。

對於這份協議，琦善並沒有加蓋他的官印，但同意上奏朝廷。

2月26日，當已經由主“撫”再次變為主“剿”的道光皇帝獲知琦善擅自割讓香港，且香港已被英軍占領，憤怒之情可以想見。他立即拒絕承認，將琦善革職鎖拿送京，並處以抄沒家產。在林則徐流放大西北一年後的1842年5月，琦善被判流放東北的黑龍江。

義律單方麵將草約公告於眾，也同樣是自作主張。4月10日，巴麥尊在接到送回倫敦的草約副本後稟告英國女王：“義律似乎已經把寄給他的訓令完全置之度外。”

4月13日，22歲的英國女王在致函其姻親比利時國王時說：“中國的事件很使我們懊惱，巴麥尊極其感到羞辱。如果不是由於查理·義律的那種不可思議的、奇怪的舉動，我們所要求的一切或許已經到手了……他完全不遵守巴麥尊給他的訓令，卻嚐試著去取得他能夠得到的最低的條件。”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一卷，306～307頁。

4月30日，英國內閣會議通過決議，否決義律單方麵簽訂的草約，要求中國付出更大數目的賠款，對將來貿易作出更大的安全保證，舟山必須重新占領，義律必須召回，派璞鼎查爵士（香港一般譯為砵典乍，SirHenryPottinger）前往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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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渣甸、馬地臣親密接觸的璞鼎查雖然英國政府在1841年4月底便指派璞鼎查接替義律，但由於距離遙遠，直到8月，璞鼎查才帶著義律的革職函到達廣州。因此在這3個多月的時間裏，依然是義律在主導英國政策。

清朝方麵，當琦善由奕山、隆文和楊芳集體接替後，廣州軍備加強，增援部隊由鄰近省份陸續調來。但統率英軍的義律則先發製人，發動了新的進攻，新式戰艦“複仇女神號”也投入了戰鬥。2月26日，虎門炮台失守，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不幸陣亡。經過談判，雙方暫時停戰，港口貿易重新恢複。

5月21日，戰火重燃。在幾天的戰鬥中，廣州城北各要塞相繼淪陷。27日，奕山不得不接受義律提出的苛刻議和條件：一周內賠款600萬元，6天內清軍退出廣州城。值得一提的是，英軍在隨後的撤退過程中，一部分在廣州城郊三元裏騷擾百姓的英軍遭到當地民眾痛擊。

此時，璞鼎查帶著義律的革職信，正在前往東方的路上。央馬地臣陪著他從孟買一路來到澳門。8月9日，馬地臣舉行晚宴歡迎璞鼎查。

璞鼎查此次帶著明確的巴麥尊的訓令而來。在倫敦出發前，便與已經成為英國阿什伯頓（Ashburton）議員的渣甸會麵，詳細傾聽過他的意見。正如布雷克所寫：“璞鼎查並不像義律般嫌惡鴉片貿易，他被任命後的頭一件事，就是向人在倫敦的渣甸請益，他倆在海圖和地圖中用晚膳，隻有央馬地臣做伴。”

璞鼎查於1841年8月占領廈門，10月攻取定海和寧波，1842年6月占領上海，7月占領鎮江。漕糧北運被封鎖，南京門戶洞開，據認為，璞鼎查揮師長江，將中國切為兩半，並在運河穿過長江之處（即鎮江）封鎖南方漕糧北運的作戰計劃，出自渣甸獻策。在前線抗戰的清朝將軍們最後不得不請求道光皇帝同意和談。

中國人民遭受西方列強羞辱和欺侮的一個世紀從此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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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鴉片生意戰爭的硝煙彌漫，並沒有影響到渣甸·馬地臣行的鴉片經營。從某種意義上說，戰爭反而使它處在了更加有利的地位。因為英商被趕出廣州後出現的動蕩局麵，以及傳到印度真假不明的混亂傳說，讓諳熟內情的渣甸·馬地臣行更加洞察到商機所在。

渣甸·馬地臣行依靠它從馬尼拉開出的沿海船隊，來往穿梭於中國東部沿海一帶。這段時期，渣甸·馬地臣行在印度鴉片出口中的份額，通常可以占到總額的2/3。

在動蕩不安的變化時代，再一次顯示了馬地臣善於捕捉商機的“本領”。當林則徐禁煙的消息傳到印度後，鴉片價格大幅下挫，從孟買和加爾各答運往中國的鴉片銳減。

馬地臣隨即運送10萬元到新加坡投資新上市的鴉片，同時向加爾各答訂購了同樣數目的新貨。

剛從廣州商館撤離5天（5月29日），馬地臣便寫信給加爾各答的“密友”，說正派渣甸的侄子安德魯·渣甸到馬尼拉去開設鴉片業務分店，和渥太打公司合作經營。

在馬尼拉設分店並非供應本地市場，而是將鴉片交給飛剪船運往中國沿海。馬尼拉政府對再出口的鴉片則給予了減半征收進口稅甚至提供貨棧的優惠政策。

渣甸·馬地臣行沿海船隊的船長們重新積極活躍在中國的東部沿海。銷量雖然不大，但利潤極高，一箱200元買進的鴉片可以賣到800多元，甚至1000元。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262頁載：在十月裏，沿海一帶，每箱價格大約在一千元到一千六百元，到年底降至七百元至一千二百元。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189頁則稱：怡和檔中列出此一時段的鴉片最高價格是一千元，且隻有極小部分賣到了這個價錢。

當加爾各答鴉片市價快速上漲後，渣甸·馬地臣行再次回到傳統的經營方式中。安德魯·渣甸被從馬尼拉召回。到了1840年4月，“貿易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至此，渣甸·馬地臣行壟斷這種通過馬尼拉的鴉片貿易已近10個月之久。

在清政府禁煙最嚴厲的時期，渣甸·馬地臣行在東南沿海販運鴉片，並非沒有風險和代價。該行的鴉片船“希臘號”（Hellas）曾受到當地政府的打擊，船長和水手均受傷，船也被付之一炬。沿海船隊司令裏斯船長辭職，不願再從事這種冒著生命危險的貿易。

然而，當英國遠征軍到達中國海麵後，隨著清軍在軍事上的節節潰敗，渣甸·馬地臣行的鴉片躉船在光天化日之下又可以接待取貨船隻了。曾經一度從《廣州紀事報》上消失的鴉片行情及價格，又赫然回到了版麵上。

隨著英隊北上，渣甸·馬地臣行運送鴉片的足跡也相繼跟隨到舟山、吳淞，甚至更遠的地方。鴉片並非戰時渣甸·馬地臣行經營的唯一業務。譬如，它也在沿海一帶推銷英國棉貨，並將茶葉運往倫敦。

麵對日趨激烈的競爭，渣甸·馬地臣行祭出的法寶是，以經營代理業務為主，低價多售，薄利多銷。同時，進一步保持運輸工具的領先地位。為此，渣甸·馬地臣行建造了更快速的飛剪快船。

不僅如此，麵對中英戰爭的持續，懸掛外國旗幟的老辦法又被重新利用到鴉片走私中。渣甸·馬地臣行多艘船經常變換船名及所懸掛的國旗。馬地臣作為“丹麥領事”，懸掛丹麥國旗“理所當然”，而懸掛瑞典和普魯士國旗也沒有什麽奇怪。利用一切能夠用的辦法，將鴉片貿易做到更好，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正是渣甸·馬地臣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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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洋行的勝利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的代表欽差大臣耆英、伊裏布和兩江總督牛鑒，來到停泊於南京江麵的英艦“康華麗號”（Cornwallis）上，與璞鼎查簽訂了《南京條約》。雙方的批準書於1843年6月26日在香港交換。在英國艦隊的炮口和英軍即將攻取南京的威脅下，中方幾乎對英方的所有要求都作出了讓步，渣甸和馬地臣等在廣州經營了多年的英國商人，終於得到了他們所一直想要得到的。而清朝在壓力下3天之內就被迫接受的《南京條約》，不過是此後一係列不平等條約中的第一個。在西方國家不斷將其意誌強加給中國的過程中，怡和洋行還會得到更多。從《南京條約》簽訂後，本書將渣甸·馬地臣行稱為怡和洋行或渣甸洋行。

《南京條約》文本，其正文第三條訂明割讓香港島予英國

而我們看到，在這最初的一幕中，可以說每一條款都使怡和洋行受益：賠款2100萬元——1200萬為軍費賠償，600萬為銷毀鴉片之賠款，300萬為償還商欠債款；割讓香港；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口通商，英國並可派駐領事；兩國官員平等往來；廢除公行壟斷貿易製度。此外，製訂一項劃一而適度的進出口稅則。

怡和洋行並不是一個坐享其成者。當初巴麥尊的出謀劃策者中，立下大功的就有渣甸和斯密斯。因此，當《南京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巴麥尊的耳中時，已經不在外交大臣任上的他立即在1842年11月28日致函怡和洋行駐倫敦代理斯密斯：“……基於你（我親愛的斯密斯）和渣甸先生熱心提供的協助和情報，我們才能給予駐華的海軍、陸軍及外交人員那些詳細的指示，從而導致後來令人滿意的結果。1839年秋天，我們從你們那兒及其他人處得到的情報，後來成為1840年2月我們訓令的基礎。那些情報是如此精確及完整，以至於我們的繼任者認為似乎沒有修改的必要。後來事情證明，決定性的軍事行動果然發生在長江，早在1840年2月我們便對海軍將領作出過這樣的建議。而且和談的條件也正如同當年我們對全權代表懿律和璞鼎查的指示一樣。”

在英國發動的這場鴉片戰爭中，渣甸、馬地臣及其怡和洋行相關人員無疑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誠如美國曆史學家費正清所揭示：“（鴉片貿易）這種近代史上延續最久的有組織的國際性的犯罪活動，為早期英國對中國的侵略輸了血。為了進行第一次鴉片戰爭，一些鴉片商大亨不僅幫助巴麥尊製訂計劃和戰略，而且提供必需的物資援助：把鴉片貿易船隻租給艦隊使用；鴉片貿易船隻的船長給他們當領航員，而其他職員則充當翻譯；自始至終給予殷勤的招待，並出謀劃策和提供最新情報；用販賣鴉片得來的白銀換取在倫敦兌換的匯票，以支付陸海軍的軍費。”費正清、劉廣京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85，上卷，233頁。

怡和洋行的一個鮮明特征，是與政治緊密關聯，在其以後的一百多年曆史中這一特性若隱若現，時強時弱。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怡和洋行既是大英帝國海外擴張的實踐者，也是擴張主義的維多利亞女王政府海外利益的享有者。

自由貿易的思想一旦與工業擴張的力量相結合，東印度公司壟斷東方貿易的體製阻擋不住，鄙視商業與身處農業社會的清朝，更是無法擋住這批亞當·斯密信徒的海外擴張的洪流。然而，讓人無法接受的是，邪惡墮落的鴉片充當了急先鋒。鴉片與槍炮的結合，迅速打開了清朝虛掩的大門。

從今天看回去，一邊是日漸衰敗的王朝，一邊是工業革命後的西方第一強國。無論從國際視野、政治經濟體製，還是武器裝備、軍隊戰術本身，此時的大清帝國與大英帝國都不在一個層次上，器物層麵、製度層麵和思想意識層麵的差距，堪比鴻溝。因此，當中西碰撞日益激烈之後，從1782年處在“天朝上國”的乾隆盛世，一個甲子（1782～1842）過去，清朝已經跌入向“番夷”割地賠款的境地，而這隻不過是清朝遭受恥辱的開始。在接下來的一個甲子（1842～1902）裏，清朝的統治者將不得不麵臨一場又一場的戰爭，簽下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形勢下，開始從一個集權的古老帝國向現代社會痛苦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