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從禁煙到戰爭(2)

旗昌洋行的亨特事後回想起當時在廣州從事鴉片代理生意時,感到那的確是段幸福時光。他說:“我們不顧地方當局的命令,也不顧北京來的(命令),而且確實相信就‘鴉片貿易’而論,我們將永遠不受懲罰。”

然而,這次欽差大臣林則徐的禁煙卻是真刀真槍。經過一周的縝密調查,林則徐開始密集行動起來。以下林則徐的禁煙行動以亨特1882年出版的《廣州“番鬼”錄》為基礎,並參考其他史料。

3月18日,林則徐傳諭行商,斥責他們包庇鴉片貿易,聲言如果不立即停止鴉片貿易,將拿他們問斬。

同一天,林則徐向在廣州的外商發布諭令:3天之內,呈繳所有鴉片,並簽具永不夾帶鴉片的甘結;一旦違反,貨盡沒官,人即正法。

19日,馬地臣、顛地等人在公所與行商會麵,行商傳達欽差大人的口頭命令,強調如不執行命令,後果將很嚴重。

21日晚,外商沒有理會3天的期限,最後各家行號隻認繳1034箱。其中,伍浩官讓旗昌洋行多交150箱,錢則由浩官出。

不過,這點鴉片被林則徐斷然拒絕。辦事不力的伍浩官與盧茂官被戴上枷鎖。林則徐同時下令截斷與黃埔的船運交通,商館附近和河麵上布滿士兵。

22日,鑒於渣甸已經離開廣州,顛地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鴉片“夷目”。林則徐下令召顛地進城。

23日星期六,在英商一番討價還價後,林則徐同意顛地在周一(25日)上午十時前往麵見林則徐。

從3月17日至23日一周的以上安排,可見林則徐所下決心之大。

此後,義律到達澳門,林則徐采取了進一步的措施。

24日下午,義律從澳門趕到廣州,他立即承擔起英商的保護者角色。他不許顛地次日進城,聲稱絕不容許顛地成為在華英商的“替罪羊”,他將以官方身份保護顛地。

晚上,商館的數百名各種服役人員——從買辦到廚師全部撤離。同時,在商館後麵的街道和前麵的廣場上滿布清兵,禁止外商隨便進出。除非外商交出鴉片,簽具甘結,否則將持續封鎖商館。

這個所謂的“包圍”商館事件,在該年底曾被身在倫敦的渣甸,在國會辯論時作為借口刻意渲染,被描繪成暗無天日的囚牢。事實上,怡和檔案顯示,這些外商住在林欽差封鎖下的夷館裏生活得相當不錯。馬地臣儲藏了大量的酪肉和麵粉,他們喝著庫藏豐富的紅、白酒。行商已說服欽差大臣將士兵撤走,由行商們的仆役看守各商館大門,他們將新鮮的蔬菜等必需品在夜裏偷偷運入夷館,一名帕西商人則將其印度廚師借給了馬地臣。

在外商被困期間,真正如熱鍋上的螞蟻的,是十三行的行商。正如亨特所說:“在我們被禁錮在商館裏的6個星期裏,他們(行商)處在死亡的威脅之下,並經常在前所未聞的壓力下,盡可能去請求‘地方當局’以緩和我們的困境。所有這種做法,對他們都是極其危險的。”

義律對此事件的應對之策是:各英商將鴉片呈繳,英國政府保證全價發還。雖然馬地臣平時對義律的評價都是貶損之詞,這次他則認為義律的命令是“一個寬大的、有政治家風度的措施”。他在寫信給倫敦的渣甸和斯密斯時說,中國人已經陷入直接對英王負責的圈套之中。因為這些鴉片已經不是商人的私有財產,而是英國政府的財產。

馬地臣借此可照英國政府所擔保的價格將鴉片脫手,免去了將存貨留在手中的麻煩。而且由於大量鴉片被銷毀,接下來的鴉片價格將會上漲。而最重要的是,英國政府這時已直接卷進了旋渦。

5月21日,外商繳齊20283箱鴉片。在所有外國商行中,渣甸·馬地臣行交出的鴉片最多,達到7000箱,其次是顛地洋行和旗昌洋行。

不過,由於有賠償保證,馬地臣們對交出鴉片並不感到可惜,相反心懷歡喜。馬地臣慶幸自己“幾乎要將鴉片船開走以脫離看似危險之地,但幸運的是沒有開走”,否則將會置鴉片於英國政府的保護範圍之外了。

6月3日,舉世聞名的虎門銷煙開始。經過23天不間斷的努力,2萬多箱鴉片全部銷毀。到此時為止,林則徐禁煙在道義和法律上,以及在實際行動上初戰告捷。

05

為戰爭奔走呼號的渣甸當道光皇帝采取如此嚴厲的措施沒收不法英商的鴉片並嚴懲本地交易者時,鴉片貿易的末日似乎已經來臨。

在這一時期的英國-印度-中國三角貿易關係中,罪惡的鴉片正是維持這個三角鏈條運轉的關鍵。因此,當中國一禁煙,鴉片的來源地印度、銷售工業品到印度的英國,便炸開了鍋。

中國禁煙,首先使印度財政受到嚴重影響。1839年1月,加爾各答出售的鴉片每箱超過800盧比;2月,每箱價格約700盧比;4月,當林則徐廣州禁煙的消息傳到加爾各答後,每箱鴉片的價格暴跌至400盧比以下。

對印度英籍鴉片商來說,中國的禁煙讓他們直接受到打擊。他們一方麵請求印度政府推遲拍賣當年新產鴉片,使他們能將存貨賣出;另一方麵向英國各大城市的東印度與中國協會以及利益相關的公司發出呼籲書,要求他們“聯合大不列顛所有的商界勢力,以最強有力的方式要求政府,利用這次機會,采取適當手段,一勞永逸地把我們對中國的商務關係安置在穩固而榮譽的基礎之上”。同時,他們向英國政府發出請願書,要求英國政府盡快采取行動,迫使中國政府賠償由於禁煙而給他們帶來的損失。

6月1日的《孟買英籍商人和居民上樞密院請願書》中這樣寫道:“鴉片貿易是在不列顛政府和國會明令核準與授權的條件下,由印度政府鼓勵和推動起來的……事實證明鴉片貿易乃印度政府的一項收入來源,在過去20年中,每年這項收入從50萬鎊增加到近年的200萬鎊。從帝國觀點來看,印度收入的茂盛,其重要性並不下於祖國更直接的財源,因為自從東印度公司對華茶葉貿易專利權廢止以來,主要的正是由於有鴉片貿易的緣故,東印度公司才能夠經常地每年從印度收進大量的款項並以如此有利的條件匯到英國去作為‘國內開支’之用。也正因為同一理由,所以英籍商人才能夠順利地采購大量的茶葉輸入到英國去,而進口茶葉卻又每年給不列顛政府獲取非常重要的茶稅收入。”

6月3日的《孟買商會致大不列顛各地東印度與中國協會書》中寫道:“鴉片貿易的突然摧殘,其結果使不列顛在華財產遭受巨大犧牲。除這項犧牲外目前印度所存鴉片幾乎毫無價值可言,這項損失也是巨大的……不列顛政府至今一直沒有勇氣去堅持,把我們對中國政府的商務關係置於前所未有的更安全、更穩固、更合乎不列顛榮譽的基礎之上。”

9月初,渣甸抵達倫敦。已經得知林則徐虎門銷煙行動的渣甸決心去見巴麥尊。9月27日,在斯密斯安排下渣甸見到了巴麥尊。

為使巴麥尊“對於對手國家有個清楚的觀念”,渣甸隨身帶來了一些關於中國的地圖、表冊。他們討論了對中國沿海實行軍事封鎖的問題,並討論了“失敗的可能性”。此外,“艦艇的隻數、陸軍的人數、必要的運輸船隻等等,也全部討論到了”。

當渣甸在英國積極活動時,那些親曆了林則徐禁煙的廣州英國鴉片商,更是急切地希望英國政府盡快對中國進行武力幹涉。他們組成了包括馬地臣的侄子央馬地臣、胡夏米在內的代表團返英遊說。10月,代表團抵達倫敦,與渣甸會合。馬地臣在寫給渣甸的信中說,要努力說動英國的主要報紙,聘請最好的法律顧問來鼓動對中國的禁煙運動進行幹涉。10月26日,渣甸回複馬地臣的信中寫道,關於要求賠償鴉片損失的問題,“《泰晤士報》正在為鼓動我們的事兒鋪路”。

12月中旬,巴麥尊決定派兵要求賠償,並要求渣甸提出一份行動方案。12月19日,渣甸寫信給馬地臣:“我的建議是派遣海軍包圍長城以南到天白的中國沿海,或者說北緯40度至20度;軍力應包括專跑該航線的兩艘商船、兩艘戰艦及兩艘適於內河航行的平底輪船,並有足夠的運輸船……以運送六七千名士兵。軍隊應直逼北京,然後當麵要求皇帝為對英國的羞辱道歉……償還被銷毀的鴉片、簽訂平等商約,以及開放北方各港自由貿易……像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如果可能的話,還有膠州。”羅伯·布雷克著,張青譯:怡和洋行,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台北,2001,98頁。

義律在廣州以“英國女王陛下政府”的名義要求英商向林則徐交出鴉片,這就意味著英國政府要補償這些損失。而對英國政府來說,當然不可能讓本國納稅人為遠方的鴉片商們償付。麵對鴉片商們要求賠償損失的壓力,英國政府決定讓中國政府來支付這筆費用。

1840年2月6日,渣甸與巴麥尊再度會麵,討論出兵及賠償細節。20日,巴麥尊下達了向中國派出遠征軍的訓令,從印度派遣軍隊前往中國。

06

鴉片戰爭爆發在虎門銷煙過後,鴉片的價格大幅上漲。馬地臣帶著他的侄子央馬地臣和渣甸的侄子安德魯·渣甸主動出擊,迅速扭轉了渣甸·馬地臣行近兩年來因禁煙而導致的糟糕局麵。統計顯示,渣甸·馬地臣行成立後的第一個會計年度(1832~1833)淨利為309萬英鎊,而在禁煙高峰期的1837~1838年、1838~1839年分別跌至63萬和53萬英鎊。1839~1840年,又立即攀升至235萬英鎊。

而對英國政府來說,其對華政策是拒絕讓英國的鴉片商們服從清朝的司法管轄。義律更是在撤出廣州商館前,就曾把林則徐擬好的要求外商簽具永不夾帶鴉片的甘結式樣撕了個粉碎:“我立刻把它撕碎了,並叫他們告訴他們的長官,要命現成,再拿具結的事情來糾纏我和他們自己,實是徒然的。”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一卷,258頁。

1839年7月7日,一群英國水手在九龍尖沙咀酗酒滋事,不僅殃及婦女、兒童,而且毆傷村民林維喜,致使林維喜第二天死去。這一事件迅速激化了林則徐和義律之間本已緊張的關係。8月2日,林則徐要求義律交出凶手,義律斷然拒絕。

義律拒不交人,英商又拒簽甘結,且繼續從事鴉片貿易,林則徐於是開始對居住澳門的英商采取行動,同時發布兩項公告:一是斷絕居澳英商食物供應,一是所有為英商服務的買辦、仆役等必須撤離,違者即刻拿辦。

澳門的葡萄牙總管也通知英商,無法保證其安全。

8月26日,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英國人全部離澳,退至香港。

英商離開廣州後,已經簽具甘結的美國商人大發其財。一些不打算進行鴉片貿易的英船,對義律拒絕批準英商出具一般性的甘結感到不滿。英船“擔麻士葛號”(ThomasCoutts)和“皇家薩克遜號”(RoyalSaxon)兩船船長違抗義律的命令簽具了甘結,《澳門月報》(1839年10月號)刊登的兩船主甘結樣式如下:

具甘結夷人乃船之船主,今到天朝大憲台前具結:遠商之船帶貨物來廣東貿易,遠商同船上之夥長水手,俱稟遵天朝新例,遠商等並不敢夾帶鴉片,若察驗出有一小點鴉片在遠商船上,遠商即甘願交出夾帶之犯,必依天朝正法治死,遠商之船貨亦皆充公。但若查驗無鴉片在遠商之船,即求大憲恩準遠商之船進黃埔,如常貿易。如此良歹分明,遠商甘願誠服大憲。此結是實。

天朝道光年月日船主同夥人

船名雇用人被林則徐準許經營貿易。

11月3日,“皇家薩克遜號”駛往廣州通商,當駛至虎門時,英國兵船“窩拉疑號”(Volage)對著這艘商船的頭部發射了一枚炮彈。水師提督關天培為保護“皇家薩克遜號”而進行幹預。這時,義律就在“窩拉疑號”上,兵船炮口立即轉向了中國水師的船隻,在這場發生在穿鼻洋的戰役中,清朝4艘水師船被擊毀。

12月6日,中英兩國之間貿易中斷。

1840年1月5日,林則徐宣布廣州封港,“永遠”斷絕英船、英貨或英國船貨的進口。

一個多月(2月20日)後,在倫敦,巴麥尊已經在調兵遣將開赴中國沿海。對此,遠在廣州的林則徐一無所知。事實上,英國的民眾也被蒙在鼓裏。英國國會直到4月7日才在反對黨領袖皮爾(RobertPeel)的要求下舉行辯論,皮爾已決定對政府發動不信任投票。

長期以來,英國政府對鴉片貿易采取支持和鼓勵政策,保守黨執政時亦然,因此保守黨並沒有占據什麽道德高地。

在為期3天的英國國會辯論中,並沒有就問題的核心展開,而是夾雜著黨派之間的相互攻擊。倒是年輕的保守黨議員格萊斯頓(WilliamEGladstone)在辯論中的一番話振聾發聵:“我不知道而且也沒有讀到過,在起因上還有比這場戰爭更加不義的戰爭,還有比這場戰爭更加想使我國蒙受永久恥辱的戰爭。站在對麵的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談起在廣州上空迎風招展的英國國旗來。那麵國旗的升起是為了保護臭名遠揚的走私貿易。假如這麵國旗從未在中國沿海升起過,而現在升起來了,那麽,我們應當以厭惡的心情把它從那裏撤回來。”費正清、劉廣京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85,上卷,212~213頁。

國會最後表決的結果,對政府的不信任案因讚成票少於反對票而被否決。

1840年6月,義律的堂兄、海軍少將懿律(GeorgeElliot)作為遠征軍總司令到達廣州海麵。這時在中國海麵的英國兵力有:16艘戰艦、載炮450門,4艘武裝輪船,1艘運兵艦,27艘運輸艦,4000名各兵種陸軍。

懿律和義律被任命為英王陛下的正副委員和全權公使。英國政府給予他們的訓令是:要求清政府就“屈辱和損害”作出全麵賠償,割讓一個或數個島嶼,廢除公行製度及還清公行商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