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火星上的人類學家(3)

這個裝置有兩條厚重的木製斜邊，每條的麵積大概有1m2，上麵裹著一層軟且厚的墊子，被鉸鏈連接到一個又長又窄的基座上，形成身體大小的“V”形木槽。一端有一個複雜的控製盒，其中的重型電子管連接到櫃子裏的另一個裝置上。譚普也給我看了這個裝置。“這是一個工業壓縮機，”她說，“一般用來給輪胎充氣。”

“這個機器在這裏是做什麽的呢？”

“它能向我身上施加重重的但是舒服的壓力，從肩膀到膝蓋，”譚普說，“或者是持續的壓力，或者是變化的，甚至是顫動的，無論什麽總會如你所願，”她補充道：“你爬進去，我做給你看。打開壓縮機，就可以用手操縱所有的裝置了。那裏，就在你前麵。”

我問她，為什麽會希望向自己身上施加這種壓力？她告訴我說，當她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就渴望被別人擁抱，然而同時又害怕各類接觸。當被別人，尤其是被一個她最喜歡的身材高大的阿姨抱著的時候，她就會受寵若驚，完全不能控製自己的情緒，她既感到平靜快樂，又會感到恐懼害怕。5歲的時候她就開始幻想一種充滿魔力的機器能夠有力而溫柔地按壓她，就像被人擁抱著一樣，但是擁抱的方式又完全聽命於她，由她控製。幾年之後的少年時期，她在圖片上看到一種抓住或者束縛小牛的按壓槽，那時她就知道找到了：隻要稍作修改使其適合人類使用，這部機器就是她的魔力機了。她也考慮過其他的裝置，充氣套裝可以給整個身體施加均勻的壓力，但是按壓槽簡單易用，成為不二之選。

務實的性情使她很快就將幻想變成了現實。早期的模型很粗糙，還伴有一些未知的小故障，但是最終她將這部機器改造成一個舒服的、聽話的係統，無論她想要多大力度的擁抱，它都能夠勝任。她的按壓機正如她設想的那樣工作著，為她製造出孩童時代就一直渴望著的平靜和愉悅。沒有按壓機，她說，她就不能度過學校裏風雨飄搖的日子。她不能向人類尋求安撫和慰藉，但是她一直可以依賴它。她並沒有向別人展示這部機器，也沒有遮掩它的存在，它就公然地站立在她學校的房間裏，任由人們鄙夷或懷疑的目光掃過。在精神病學專家看來，這部機器是一種“避世的”或者“凝神的”物品，必須要用心理分析法才能解釋。多虧她固有的頑固、執拗、專心和勇敢，加上完全不知壓抑和憂鬱為何物——譚普睥睨一切評論和反應，下定決心要為自己的這種感覺找到一個科學解釋。

在做博士論文前後，譚普深入考察了重壓對於自閉症患者、大學生和動物的作用，最近她的研究成果已經被刊登在《兒童與青少年精神藥理學雜誌》上。今天，經過多重改進之後，她的按壓機正在接受大量的臨床試驗。她已經成為世界上頂級的牛類按壓槽設計師，還在肉類和獸醫類的期刊上發表過許多文章，探討慈愛約束和溫柔擁抱的理論和實踐。

講完這些，譚普跪下來，全身放鬆，伸直身體，麵朝下地躺進“V”形槽裏（填滿主缸花了一分鍾的時間），然後開啟壓縮機，扭動控製裝置。兩個木板合抱起來，將她緊緊地夾在裏麵，然後她稍微做了些調整，讓它們放鬆了些許。這是我見過的最為奇異的事物，然而盡管古怪，它還是簡單而靈活。它的成效無可置疑：躺在她的機器裏，譚普那一向響亮而有力的聲音變得柔軟而溫和。“我專注於我能多柔和地使用它，”她說，並告訴我“完全投入”的必要性。“現在我真的很放鬆，”她輕聲說，“我想其他人是從別人身上得到這種感覺的。”

譚普從這部機器裏得到的不僅僅是愉悅和放鬆，她堅持認為從它身上她能感受到其他人的存在。當她躺在機器裏的時候，她時常想到她的母親、她最愛的阿姨、她的老師。她能感受到她們的愛，也能感到自己對她們的愛。她認為這台機器為她開啟了一扇門，讓她能夠進入一個本來緊閉的感情世界；這台機器允許她，或者說，教會她如何同情他人。

大約20分鍾之後，她從機器裏出來，很明顯，她已經變得更為冷靜，感情上也更為放鬆。她說，即使是一隻貓也能很容易地嗅出她此刻的變化，並問我是否願意一試。

我的確很好奇，就爬了進去，但是我即刻就覺得自己有點愚蠢，而且渾身不自在——但是這些感覺並不像我預料的那麽強烈，因為譚普完全不懂什麽叫不自在。她又一次開啟壓縮機，主缸填滿之後，我便開始小心翼翼地操縱機器。這的確是一種甜蜜且平靜的感覺，讓我想起很久之前潛水的日子，那時我就能感覺到水壓在我的潛水服上，仿佛在緊緊地擁著我。

視覺思考者

在按壓機上體驗結束之後，我們兩個都舒舒服服地得到了放鬆；然後，我們開車去學校的實驗農場，譚普許多基礎性的田野工作都是在這裏做的。我曾經以為她自閉的世界——或者說——與其公開的專業技能之間會有一個分野，或者至少有一道鴻溝。但是，我越來越明顯地注意到它們幾乎沒有分開。對於她來說，個人和職業，外在和內在，已經完全融合在一起。

“同自閉症患者一樣，牛群會被類似的聲音嚇到，比如說刺耳的高聲、嘶嘶的漏氣聲或者突然一聲巨響，它們無法適應這些聲響。”譚普告訴我，“但是他們不會被低音調的、隆隆的噪聲打擾。高對比度的視覺現象、陰影或者突然的運動都會讓它們受到驚嚇。輕輕的碰觸會讓它們退縮，而堅定的觸摸則會使它們平靜。當被碰觸時我也會像一頭野牛那樣閃躲，讓我習慣於身體接觸就如同馴服一頭野牛。”這就是她認識到的動物與人類之間的共性（從基本的感受和情緒上來講），正是這一點使得她能對動物表現出如此的敏感度，而且如此堅定地要求對它們進行人性化管理。

她覺得自己之所以會具備這方麵的知識，一方麵是由於自閉症的經曆，另一方麵就是因為她出身於農場世家，她的很多孩童時光都是在農場上度過的。而且她的思維方式不允許她脫離現實。“如果你是個視覺思考者，你會更容易與動物發生共鳴。”當我們開車去農場的時候她告訴我，“如果你的思考過程隻限於語言上的，你怎麽能想動物之所想？但是如果你從圖畫的方式思考……”

譚普一直是一個幹練的視覺思考者。但是當她發現自己那近乎幻覺的視覺意象能力並非人所共有之時，她大吃一驚——顯然，別人有別樣的思維方式。她仍然感到迷惑。“你是怎麽思考的？”她一直問我。但是她並沒有意識到她也是在28歲那年遇到一個製圖員並觀察過他怎樣畫圖之後才學會了繪畫和製作藍圖。“我看著他怎樣做，”她告訴我，“然後拿起同樣的工具和鉛筆——0.5毫米的HB鉛筆——然後把自己想象成他。圖就這樣畫出來了，完成之後我簡直不能相信這是自己的傑作。我不必學怎樣繪畫或者設計，我就假裝自己是大衛——我‘借用他’畫一會兒，一切就完成了。”

譚普在頭腦中不斷地“仿真”——她把這個過程叫做“仿真”——

“我想象動物進入斜槽的情景，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離，放大或者從更廣的角度遙想，甚至會設想出鳥瞰圖。或者，我會把自己想象成一隻動物，去感受它們進入斜槽時的感受。”

但是我不禁深思，如果一個人隻是用圖畫的方式思考，就不會了解非視覺性思考方式是什麽樣的，就會錯失語言的豐富、朦朧、文化預設和深度。譚普曾經說過，所有的自閉症患者都同她一樣，是重度的視覺型思考者。如果這是事實，我猜想，這是不是一種巧合呢？譚普的重度視覺思考是不是其自閉症的重要線索呢？

即使是很大的奶牛場通常也是一個安靜的地方，但是我們到那裏的時候卻聽到一陣巨大的吼叫和騷亂聲。“今天早上他們肯定把小牛從母牛身邊帶走了。”譚普說。的確如此。我們看到一頭母牛在圍欄邊徘徊、怒吼，尋找它的小牛。“這不是一頭幸福的母牛，”譚普說，“這是一頭悲傷、痛苦、不安的母牛。它想找回自己的孩子，為此而咆哮，為此而尋找。不過一會兒它就會遺忘而重新開始生活。就像哀傷、悲痛，生活並沒有給它們留有多少空間。人們也不喜歡放任它們的這種思想或感情。斯金納不會允許它們那樣的。”

還是新罕布什爾州的一名本科生時，她就曾經寫信給B.F.斯金納，一位偉大的行為學家，後來還曾拜訪過他。“感覺就像是要去拜會上帝，”她說，“我很失望。他其實就是個普通的人。他說，‘我們不必知道大腦是怎樣運行的，那隻是條件反射’。我實在沒有辦法相信那隻是刺激反應。”在譚普看來，斯金納的時代是一個抹殺動物感情而理所當然地把它們看做自動販賣式餐館的時代；那是一個殘酷的時代，不僅表現在動物實驗上，而且也表現在農場和屠宰場的管理上。曾幾何時，她在某處讀到“行為主義是缺乏溫情的科學”的說法，而這也正是她對此的感受。而她的渴望就是使從事農牧業的人們清楚地意識到動物的情感。

看到了牛的悲傷，聽到了痛失親人的悲鳴，譚普被激怒了，這使她想到了屠宰場的殘忍。她沒有和小雞打過交道，但是殺雞的場景讓人作嘔。“當雞肉需要運往麥克哈格特蘭的時候，他們把雞拎起來，頭朝下懸掛著割斷它們的喉管。”同樣，牛也是這樣被綁起來，頭朝下懸掛著，這樣它們的喉管被切斷之前血液會衝到腦部。這在古老的按猶太教規的屠宰場中是常見的場景。譚普說：“有時它們的腿骨折了，隻能在痛苦和恐懼中尖叫。”值得寬慰的是，這種情況現在已經開始改善了。通過適當的操作，“與其本質相比較，屠宰已經變得更為人性化了。”她接著說，“喉管被割斷8秒後，人們就會給它們注入內啡肽；動物死亡時就沒有痛苦了。這就如同羊被土狼咬死丟棄後，大自然就用這種方法來減輕奄奄一息的動物的痛苦。”真正恐怖的是痛苦和殘忍，這其實是可以避免的，也唯其如此它才變得更為恐怖。致命一割前的恐懼和緊張正是她最想要消除的。“我想改革肉類行業。激進分子則想要把它關閉。”她說，並加了一句，“我不喜歡激進的東西，無論是左派的還是右派的。我極端地不喜歡極端分子。”

被分開的小牛和母親的悲鳴給譚普帶來的壓抑感深入脊髓。離開那裏之後，我們找到一片平靜的、安寧的奶牛場，母牛們正在悠閑地吃草。譚普跪下來捧起一些幹草，一頭奶牛走過來吃這些飼料，它柔軟的鼻子還輕輕地推著她的手掌。譚普的臉上泛起溫柔幸福的神情。“現在我回家了，”她說，“當我和牛在一起的時候，我完全不用思考就能知道牛的感受。”

奶牛似乎也能感覺到這一點，察覺出她的冷靜、她的信任，便都湊到她的手掌中來。它們不靠近我，也許是能感覺出我這個城裏人的不安。我大部分時間生活在一個充滿文化傳統和文化信號的世界裏，並不知道如何跟龐大的不會說話的動物打交道。

“跟人類待在一起感覺不同，”她接著說，重複著她之前像火星上的人類學家的言論，“在那裏研究人類就是試圖去理解本土人的生活，而跟動物們在一起則不是這種感覺。”

譚普對於動物的情感和信息會有即刻的直覺反應，而對於人類傳達的信號和規則、人類的行為、處事的方式，她卻很難理解，這種巨大的差異，這種理解上的鴻溝讓我大為驚詫。我們不能說她缺乏情感，或者缺乏最基本的同情。相反，她對於動物的情緒和感觸能產生強烈的共鳴，以至於有時會被這種感情控製和征服。她感覺自己能夠從生理上和心理上理解動物的悲苦和恐懼，但她卻不能同情人類的思想狀態和視角。小時候，她幾乎不能解讀最為基本的感情表達；她是後來才學會“解密”它的，但是依然感受不到情感。在倫敦，赫梅林博士曾經告訴過我一個類似的故事，一個相當聰敏的12歲的自閉症女孩向她描述另外一個學生：“喬安娜正在發出一種好玩的聲音。”去看了看，赫梅林才發現原來喬安娜在痛苦地大哭。這個自閉症女孩完全誤會了哭泣的意義：她僅僅將其視為一種生理現象，“一種好玩的聲音”。我又想起了傑西·帕克，她饒有興致地注意到洋蔥能讓人流淚，卻完全不能理解人們可以喜極而泣。

“我能分辨出人是在生氣還是在微笑。”她告訴我。對於感知——運動階段的、具體的、直接的感情，對於動物，譚普都能很容易地理解。但是孩子們呢？我問她。他們不是動物和人類之間的過渡嗎？相反，譚普說她很難理解孩子——曾經試著跟他們聊天，玩他們的遊戲（她甚至不能跟嬰孩玩“躲貓貓”，因為她會搞錯躲藏的時間）——當她還是孩子的時候她就已經麵臨這樣的困境。三四歲的時候她就覺得孩子們已經沿著一條路行進得足夠遠了，而在那條路上她從來也沒進步過。在她看來，很小的孩子已經能夠理解其他人類了，而這對她來說卻不可企及。

她是一個外星人

那麽她覺得把自己排擠在外的正常人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我又追著她問。她推斷說，那應該與熟知社會傳統和規則以及各種文化預設條件的隱性知識有關。每個正常人通過日常生活經驗以及與他人的交往而逐漸積累和萌生的隱性知識似乎是譚普大為缺乏的。缺乏這一點，譚普不得不“估算”其他人的意圖和精神狀態，然後做出演示性的、表麵化的動作，相對於我們來說這是第二天性。譚普覺得自己從來沒有構建正常社會知識的正常社會經曆。

而且這可能也是她很難理解手勢和語言的根本原因。這種困難是一種災難，險些使她成為一個患有失語症的孩子；而即使在她剛剛開始說話的那些日子裏，她總是混淆各種代詞，根本分不清不同語境裏“你”和“我”含義上的區別。

如果聽到譚普講述這一時期的故事或者從她的書中讀到相關描寫，你就會覺得這一經曆非常離奇。3歲的時候，她的家人都已經不抱太大希望了，而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將譚普送到一家專為精神病兒童和殘疾孩子所設的特殊托兒所，醫護人員嚐試用語言障礙矯正療法來治療譚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