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火星上的人類學家(2)

當我在倫敦見到弗利思博士時，我們詳談了這些話題。我說我一定要拜訪一位她見過的極為傑出的自閉症患者——跟她共度一段時間，去看看她在工作和家庭中的狀態。“去見譚普吧。”當我要離開她的辦公室時，弗利思博士對我說。

自閉症動物學家

我當然聽說過譚普·格蘭丁——每個對自閉症感興趣的人都聽說過她。1986年她的自傳《蛻變：一個公認的自閉症患者》問世時我還讀過。初讀這本書，我不禁產生懷疑；當時人們普遍認為自閉症的頭腦不能自知並知人，從而最終達到真正的內省和反省的。一個自閉症患者怎麽會寫出一部自傳呢？這明顯就是一種矛盾。當我注意到這本書是她與一位記者共同撰寫的時候，我懷疑該書那些出人意料的絕佳文字——其連貫性、尖銳性和通篇看來“正常”的口吻——是不是真正出自她的筆端。我對於譚普的書或者說對於全部自閉症患者自傳的懷疑一直揮之不去，但是讀譚普的論文（以及許多她的自傳文章）時，我感受到的細致、一致性和直率改變了我的看法。

讀過她的自傳和文章，人們會發覺當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她是多麽奇怪、多麽與眾不同、被正常人群排斥得多遠。6個月時，在母親的懷裏她就已經很健碩了，10個月的時候“像一隻受困的動物”那樣撕咬她的母親，在這樣的情況下，正常的接觸已經不可能。譚普將她的世界描述為一種情感的歇斯底裏，有時感官功能被提升到極度痛苦的程度（如果抑製的話又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她提到她的耳朵，兩三歲的時候耳朵就像無助的擴音器，無論什麽內容它都會以最大的音量傳輸——她的所有感官能力都缺乏控製。她對香味有著濃厚的興趣，嗅覺十分發達。她控製不了自己驟然間的衝動，當挫敗感襲來時，她就會暴怒。她不能理解人類關係中正常的慣例與規則。她時不時地發怒，難以捉摸，生活在一個完全失去控製的混亂的世界中。在3歲的時候，她變得頹廢而暴力：

正常的孩子用泥巴捏各種東西，而我用自己的糞便，還把我的成果扔得滿屋都是。我把拚圖放到嘴裏嚼，還把紙漿吐到地板上。我脾氣暴躁，感到挫敗時我會扔掉手邊的任何東西——珍貴的花瓶或者殘餘的糞便。我不停地尖叫……

但是，就像其他很多患自閉症的孩子一樣，她也迅速掌握了集中精神的巨大能力；精神的巨大選擇力為她在混亂和**中創造了一個平靜有序的世界，一片屬於她自己的天地。“我可以坐在海邊用幾個小時堆沙山，任沙子在我的指間滑落。”她寫道，“每粒沙子都能引起我的興趣，仿佛我是一個正在通過顯微鏡觀察事物的科學家。其他時間我會審視我手指上的每條紋路，沿著其中一條觀察，仿佛它是地圖上的一條路。”她會旋轉自己或者旋轉一枚硬幣，全神貫注到對周圍的事物全然聽而不聞、視而不見。“我周圍的人都變成透明的了……即便是突然間的一聲巨響也不能把我從我的世界中驚醒。”（不知道這種精力的過度集中——一種強烈然而有限的精力——是自閉症的一種主要現象還是對大量過分強烈、難以抑製的感情的反應或適應。類似的精力過度集中有時也是圖雷特綜合征的常見症狀。）

3歲的時候，譚普被帶去看神經專科醫師，並被診斷為自閉症。這預示著終身的製度化訓練在所難免，尤其是在這個年齡還不會講話更是危險的征兆。

我一直想知道她是怎樣從這個令人難以理解的摻雜著混亂、病態的注意力、冷漠和暴力的童年中擺脫出來——這種狂暴而絕望的狀態使得3歲的她不得不麵對製度化的訓練——從而成為一名我將要看到的成功的生物學家和工程師的。

我在丹佛機場給譚普打電話以確認我們的會麵——我可以想象她不太擅長更改計劃，所以時間和地點應該盡量明確。開車到克林斯堡需要一小時十五分鍾。譚普說，她為我指明了她在科羅拉多大學辦公室的具體方向，在那兒她是動物學係的一名助教。我一度錯失了一個細節，所以請譚普重複一遍，結果我吃驚地發現她又開始重複整個方向指南——花了幾分鍾，還是重複了完全相同的話。看起來方向嵌入了譚普的思想中，她必須整個重複它們，就如同它們已經被焊為一體，再也不能被拆分成原來的零部件。然而，有一點必須得說明：她起初告訴我，在某個以“塔克鍾”為路標的交叉路口需要向右拐到大學街；而在第二遍說明中，譚普在此加了一點，她說“塔克鍾”最近翻新了，被仿製成農舍，看起來再也不是“鍾般模樣”了。這個充滿魅力且異想天開的形容詞“鍾般模樣”讓我大吃一驚——自閉症患者往往被認為是沒有幽默感、缺乏想象力的，而“鍾般模樣”絕對是一個原創的詞，一種自發的、愉快的想象。

我開車進了校園，將車停在動物學係教學樓的旁邊，譚普正在那裏等著迎接我。她是一位四十多歲的女士，個子很高、身體強壯；穿著牛仔褲、針織襯衫、牛仔靴。她的裝束、外表、行為舉止平實、坦率而直接，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位強健的、嚴肅的頗有牛仔風格的女性，對於社會傳統、穿著打扮不屑一顧，沒有一絲矯揉造作，舉止與思想坦率而真誠。當她舉起胳膊表示歡迎時，胳膊抬得太高，由於**或者隻是一種固定的姿勢，還在空中停頓了一會兒——這是她曾經罹患的病症的一種暗示或反映。然後她用力地和我握了握手，便帶我去辦公室了。在我看來，她的步態略顯笨拙或者粗魯，就如同自閉症患者通常表現出的那種狀況。譚普將此視為由前庭係統和部分小腦發展障礙導致的一種簡單的不協調狀態。後來我做了一個簡單的神經試驗，專門關注她的小腦機能和平衡能力。我的確發現了一些不協調，但是我認為不足以解釋她奇怪的步態。

她隻是簡單地請我坐下，沒有客套話，沒有寒暄，也沒有同我閑談我的行程或者我對於科羅拉多的印象。她的辦公室被已完成的和未完成的論文充塞，牆上掛著她的圖表和計劃以及她在旅途中撿到的動物裝飾品，這樣的辦公室可以和其他任何學者的辦公室媲美。她開門見山，直接談論她的工作，講述她早期對於心理學和動物行為的興趣，這些又是如何與自我審視和自己的需求相聯係的，以及這項科學是怎樣把她的部分思想可視化、形象化並引導她投身於那些屬於她自己的領域：設計農場、飼育場、畜欄、屠宰場——諸多管理動物的係統。

她遞給我一本她撰寫了多年的書，其中介紹了一些她的設計。這本書名叫《肉牛的行為、管理以及設施設計》。我很讚賞書內美麗而複雜的設計，內容編排的邏輯性也讓我折服：開篇用圖解法說明牛、羊和豬的行為，然後轉到畜欄或者更為複雜的牧場和飼育場的設計上。

她講得很好很清楚，但是總帶著一種無法停止的衝勁。一個句子、一個段落一旦開始了，必須一氣嗬成；沒有一句話是言而未盡或者模棱兩可的。

我覺得筋疲力盡、饑腸轆轆、口幹舌燥——走了一天，而且沒有吃午飯——我一直希望譚普能夠注意到這一點並主動給我倒杯咖啡，但是她並沒有。因而一個小時之後，在她毫不含蓄且沒有感情的話語的狂轟濫炸下，我幾乎要暈倒了，我需要留心的事情不僅包括她所說的複雜而陌生的內容，而且包括她的思維方式和她這一類型的人，這讓我感到疲憊不堪，我終於開口向她要杯咖啡。而她並沒有說“抱歉，我之前就應該給您喝杯咖啡”之類的話，完全沒有過渡，沒有世俗的客套，她便馬上把我帶到樓上秘書的辦公室，那裏的咖啡壺裏一直煮著咖啡。她用略顯唐突的方式把我介紹給秘書，從而又給我一種這樣的感覺：這個人隻是粗淺地學會了在這種情境下應該如何行事，但是對於別人所能感到的——包括世俗禮儀的細枝末節等——她卻無法感同身受。

“到吃飯的時間了。”我在她的辦公室又待了一個小時之後，譚普突然宣布道，“在西部我們吃得很早。”我們去了附近的一家西餐廳。這個餐廳安裝著旋轉門，牆上還掛著槍支和牛角。的確如譚普所言，下午5點的時候這裏十分擁擠。我們點了傳統的西餐：牛排和牛肉。我們滿意地享用著晚餐，席間還一直從技術層麵討論著譚普的著作，以及她是怎樣構思每一種設計、每一個問題的。離開餐廳之後，我建議去散散步，譚普便帶我來到舊鐵路線旁邊的草地上。天很快就變冷了——我們所在的地方有5000英尺高。暮色蒼茫，蚊蟲在空中穿梭，蟋蟀則在我們四周鳴叫。我在鐵軌下麵的一小塊泥地中發現了一些馬尾草（這是我最喜歡的植物之一），便立即變得興奮起來。譚普瞥了它們一眼，隻是說了句“問荊屬”，她似乎並不像我對它們的興趣那麽濃。

在去丹佛的飛機上，我讀了一篇9歲孩子寫的精彩文章。這是一個天賦異稟的正常孩子，她編織了一個充滿精彩神秘感的神話故事，創造了一個充滿魔力、靈氣、完全是洪荒狀態的世界。當我們穿過這一片馬尾草的時候，我在想譚普的太初世界是什麽樣子的呢？她對於神話或者戲劇有什麽反應？她能理解多少？我問了譚普一些有關希臘神話的問題。她說在孩提時代她讀過很多，尤為清楚地記著伊卡洛斯——飛行時太靠近太陽，他的翅膀熔化掉了，所以最後墜落而亡。“我也記得內莫希斯和修布裏斯。”她說。但是我確信，對於神的敬慕之情她肯定無動於衷，甚至大惑不解。麵對莎士比亞也有同樣的問題。她說，讀《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時候，她快發瘋了（“我總搞不清他們要幹什麽”）；讀《哈姆雷特》的時候她也搞不清這部戲的來龍去脈。雖然她將這些問題歸因為“事件排序困難”，但是真正的原因似乎還是她不能同情那些角色，不能理解複雜戲劇的創作動機與目的。她說她能夠理解“簡單的、強烈的、普通的”情感，但是卻被更為複雜的情感和人們所玩的遊戲所擾。“很多時候，”她說，“我感覺自己像是火星上的人類學家。”

她苦心經營自己的生活，想讓它簡單一點，讓每件事都明確而清楚。這些年來她一直修建著一座經驗圖書館，而且工程還在繼續。它像是一座錄像帶的圖書館——記錄著人們在不同情境下是怎樣行事的，在這裏她可以在大腦中播放它們，可以在任何時間查閱。她可以一遍遍地倒帶重播，逐漸與自己所看到的聯係起來，由此她可以預測在相似的情況下人們會怎麽做。靠不停地讀書，包括閱讀行業刊物和《華爾街日報》，她不斷完善自己的經驗——所有這些都擴展著她對人類的認識。“這真的是一個邏輯過程。”她解釋道。

她說，她設計的廠房，機器總是不斷地出故障，但是這些隻是在一個名叫約翰的人在場時才會發生。她把這些事件“聯係”起來並最終推斷出約翰肯定在破壞這些機器。“我必須學會多疑，我必須以認知的態度有意識地去學。我可以把這兩件事聯係在一起，但是我看不到他臉上嫉妒的表情。”這類事件在她的生命中並不特殊：“一個自閉症怪物能進來並能設計各種機器，這讓很多人心理不平衡。他們也想設計機器，但是自己卻不會做，這使他們震怒。但是湯姆——一個工程師同事和我能做，我們已經在頭腦中設計出價值幾百萬美元的工作站了。”由於天真與輕信，譚普起初成為各種陰謀詭計和剝削手段的目標。這種無邪與誠實，不是源於倫理德性，而是由於她不能理解虛偽與做作，這幾乎是所有自閉症患者的共性。但是這些年來通過在“圖書館”裏的查閱，譚普已經間接地學到了這個世界的一些遊戲規則。實際上，她已經能夠找到自己的同伴，並為全球的動物設備充當自由顧問和設計師。從職業角度來看她已經非常成功了，但是其他的人類關係——社會的、兩性的——她卻無法企及。“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生活，”她跟我說過好幾次，“除此之外別無其他。”

她的聲音中夾雜著痛苦、決絕、堅定與逆來順受，這些也是她作品的字裏行間奔湧的感情。在一篇文章中她寫道：

我與城鎮和大學的社會生活格格不入。我的社會關係幾乎全是牲畜飼養者或者對自閉症感興趣的人。周五、周六的夜晚我都用來撰寫論文或者繪圖了。我的興趣是實用性的，作為消遣我主要讀一些科學和動物學出版物。對於人際關係複雜的小說我提不起興趣，因為我無法記住事件的順序。科幻小說中關於新技術的細致介紹或者對於異國風情的描述更有意思。如果我沒有這樣一個富有挑戰性的工作，我的生活將會是十分可怕的。

擁抱機

第二天是星期六，清晨譚普開著她的四輪驅動車來接我。這是一部堅固耐用的車子，它的足跡遍布整個西部的農場、牧場、畜欄和肉類加工廠。我們去她家的路上，我惡作劇似的考問了一些與她博士論文相關的問題。她的論文是研究環境的貧富對豬腦發育的影響。她告訴我這兩個群體間有諸多不同：生長在富裕環境裏的豬是友善而快樂的；相比較而言，生長在貧困環境中的豬則易於過度興奮、攻擊性強（而且幾乎是“自閉的”）。她一直想知道經驗的貧乏是不是人類自閉症的一個影響因素。“我漸漸地喜歡上‘富裕的’豬，”她說，“我對它們著了迷，我太迷戀它們了而舍不得殺它們。”在實驗的最後，動物們都必須被殺掉，因為它們的腦子要用來觀察。她告訴我最後豬如何信任她，任由她帶著它們走完了最後一程；當它們被殺時，她輕撫它們，跟它們講話以使它們安靜下來。它們的死使她痛苦不堪——“我哭了又哭。”

到家時她才講完這個故事。她的家是一座兩層樓高的獨立洋房，離校園有一段距離。一樓很舒服，有著日常的閑適——一個沙發、幾把椅子、一台電視機，牆上還掛著照片——但我感覺這裏很少使用。一張棕色照片是她祖父1880年攝於北達科他州的格蘭丁農場。她告訴我，她的外祖父發明了飛機的自動導航裝置。她覺得自己在農業和工程上的天賦是遺傳了這兩位老人的基因。樓上是她做研究的地方，放著打字機（但是沒有文字處理器），堆滿了手稿和書籍——書籍到處都是，將研究的氣氛揮灑到每一個房間（我自己的小房子曾經被描述為“工作的機器”，對於譚普的房子我也有相似的印象）。一麵牆上懸掛著一張牛皮，上麵全是各式帽子和身份徽章，這些都是從她發表過講演的會議上收集來的。我饒有興趣地注意到，“美國肉類協會”和“美國精神病協會”的標牌放到了一排。譚普發表過一百多篇論文，赫然分為關於動物行為與管理設施的研究和關於自閉症的研究。這些徽章肩並肩地混在一起，暗喻了這兩個領域的悄然融合。

最後，譚普毫不羞怯也不尷尬（這兩種情感對於她來說都相當陌生）地帶我參觀了她的臥室。這是一個簡樸的房間，幾麵素牆、一張單人床，一個頗為巨大、奇形怪狀的東西放在床邊。“這是什麽？”我問道。

“那是我的‘按壓機’，”譚普回答說，“也有人把它叫做我的‘擁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