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2)

早在1937年，我就開始構思這本書的主題，但直到1943年年底才把它寫下來。等到寫完之後，我發現要將其付梓顯然是很困難的事情（盡管當前圖書十分稀缺，任何東西隻要冠以書的名義就能“大賣”），後來果然有四個出版商拒絕刊行這本書。隻有一個是出於意識形態方麵的考慮。其中兩個出版反俄羅斯圖書已經很多年，另外那個向來沒有明顯的政治色彩。某個出版商20剛開始倒是接受了這本書，但在做出初步的安排之後，他決定谘詢信息部21的意見；該部警告他，或者毋寧說強烈建議他，不要出版這本書。下麵的文字摘錄自他的來信：

我提到了信息部某個高官就《動物農場》給我的意見。坦白說，他的看法促使我深思……現在我明白它為什麽會被認為非常不適合在當前出版。如果這個寓言隻是泛泛地影射獨裁者和獨裁統治，那是毫無問題的；但現在我終於明白，這個寓言完全以蘇俄的曆史進程及他們的兩個獨裁者為藍本，它影射的隻能是俄羅斯，而不可能是別的獨裁國家。還有就是，如果寓言裏的統治階級不是豬，那可能還不是太得罪人（我不知道這個修改建議是某先生本人的看法，還是源自信息部，但看上去帶著官方的烙印——奧威爾注）。我認為讓豬來當統治階級無疑會得罪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有點敏感的人，而俄羅斯人毫無疑問是很敏感的。

這種事情不是個好跡象。政府部門顯然不應擁有對非官方資助的圖書進行審查的權力（涉及國家安全的審查除外，這在戰時是不會有人反對的）。但當前言論和思想自由麵臨的主要危險並不直接來自信息部或者任何官方主體。如果現在的出版商或者編輯利用職權不讓涉及某些話題的內容付印，那不是因為他們害怕受迫害，而是因為他們害怕大眾的意見。在這個國家，知識的懦弱是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必須麵對的敵人中最糟糕的，這在我看來已經是無需討論的事實。

任何有新聞從業經驗的人隻要憑良心說話，都會承認戰爭期間官方的審查不算特別討厭。我們並沒有受製於那種非常有理由出現的極權主義“調控”。新聞出版界的抱怨誠然是有原因的，但政府表現得很好，而且一直以來對少數派的意見也是出奇地容忍。英國出版審查的惡劣之處在於，它大體上是自願的。不受大眾歡迎的思想可能會被噤聲，可能帶來麻煩的事實可能會遭遮蔽，而且這完全不需要官方下禁令。任何人隻要在國外生活得足夠長久，都會知道有許多轟動的重大事件——足以成為頭條新聞的大事——完全被排斥在英國的媒體之外，這不是由於政府的幹預，而是因為大家普遍認為提到那些事情“不太好”。就報紙而言，這種情況是很容易理解的。英國新聞業的集中程度非常高，大多數報紙掌控在幾個富人手裏，他們有各種各樣的動機去封殺某些話題。這種披著麵紗的審查也出現在圖書和雜誌出版業，以及戲劇、電影和廣播等領域。反正英國社會向來有一套正統的思想，一些大家認為所有頭腦正常的人都會理所當然地接受的觀念。有些話沒人禁止你說，但是你說了“不太好”，就好像在維多利亞時代中期，人們在女士麵前提到褲子“不太好”那樣。誰要是敢挑戰這種主流的正統思想，誰就會很快被剝奪發言的機會。真正不合時宜的意見幾乎是不可能被聽見的，無論是在普通的報紙上還是在高端的雜誌上。

當前主流的正統思想要求大家對蘇俄隻能敬仰，不能批評。這是每個人都知道的，也幾乎是每個人都遵守的。任何批評蘇維埃政權的嚴肅文章，或者揭露蘇維埃政府寧可隱瞞的事實的報道，都沒有什麽發表的機會。而奇怪的是，這種全國人民不約而同地大拍盟國馬屁的事情，竟然會發生在我們這個真正提倡言論自由的社會。因為雖然你不能批評蘇維埃政府，但你至少有很大的自由去批評我們自己的政府。幾乎沒有人能發表攻擊斯大林的文章，但攻擊丘吉爾倒是十分安全，無論是在圖書裏還是在期刊上。這場戰爭已經持續了五年，開頭兩三年我們為國家的存亡而奮鬥，期間有無數提倡向德國忍辱求和的圖書、宣傳冊和文章沒有受到幹預就得以出版。另外，它們出版後也沒有引起太多的不快。隻要不涉及蘇聯的聲譽，言論自由的原則是相當受支持的。目前也有許多別的話題是被禁止的，我可以隨便舉出幾個例子，但最病態的是社會上對待蘇聯的主流態度。它和從前一樣是自發的，並不是任何團體施壓的結果。

自1941年以後，大部分英國知識分子總是照搬和重複俄國人的宣傳，這是很讓人吃驚的，但更令人吃驚的是，在後來幾件事情上，他們也表現得奴性十足。在許多有爭議的問題上，他們總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俄國人的觀點，然後再予以公布，完全不顧曆史事實或知識分子的顏麵。比如說，英國廣播公司在慶祝紅軍建軍二十五周年時竟然沒有提到托洛茨基22。這就好比紀念特拉法加海戰23而不提納爾遜24，但英國的知識界沒有人出來表達抗議。而在談到幾個被占領的國家的內部鬥爭時，英國的媒體幾乎都站在俄國人支持的派別那邊，譴責對立的派別，有時甚至不惜掩蓋真相。南斯拉夫祖的領袖米哈伊洛維奇25上校是個特別引人注意的例子。俄國人在南斯拉夫扶植的是鐵托26將軍，他們指責米哈伊洛維奇和德國人勾結。英國的媒體很快就報道了這種指責，米哈伊洛維奇的支持者得不到辯白的機會，而與此相反的事實則徹底登不了報。1943年7月，德國人懸賞十萬金克朗捉拿鐵托，也為活捉米哈伊洛維奇開出了相同的賞格。英國媒體大肆報道了捉拿鐵托的賞金，但隻有一家媒體用很小的字體提到米哈伊洛維奇也被懸賞的事情，而且他們還繼續指控後者跟德國人勾結。西班牙內戰期間發生的情況也差不多。當時英國的左翼媒體也抨擊了俄羅斯人打算摧毀的幾個支持共和國的少數派，任何為這些派別辯護的言論都是登不了報的，哪怕是以讀者來信的形式。在目前，英國的媒體不僅會指摘對蘇聯的嚴肅批評，有時候還會刻意掩飾這種批評的存在。比如說，托洛茨基在去世之前，寫了一本斯大林的傳記。這本傳記自然含有不少偏見，但它是有銷路的。有個美國出版商準備將其推向市場，並且已經下廠印刷，我相信他還寄出不少預讀本請人撰寫書評。但這時蘇聯參戰了。這本書立刻被收回。英國媒體上沒有一個字提到這件事，盡管這本書的出現和它被封殺的事情是值得寫上幾段的新聞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