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3)

很有必要區分英國的知識分子自我實施的審查和因為某些團體施壓而出現的審查。眾所周知，有些話題因為“既得利益”而不能被討論。最有名的例子是對專利藥品的質疑。同樣的，天主教會對媒體也有很大的影響力，能在某種程度上封殺批評它的聲音。媒體很少會報道涉及天主教神父的醜聞，而英國國教的神父要是惹上麻煩（例如斯蒂夫海角的神父27），那就是頭條新聞了。舞台上或者電影裏也很少出現反天主教的東西。隨便哪個演員都會告訴你，如果某部戲劇或者電影攻擊或者取笑天主教會，那麽它肯定會遭到媒體的抵製，從而難以取得成功。但這種事情是無害的，或者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任何大型的組織都會盡量捍衛自身的利益，而且公開的宣傳並不值得反對。人們不會期待《工人日報》28刊登不利於蘇聯的報道，同樣也不會期待《天主教先驅報》29譴責教皇。但每個有頭腦的人都知道《工人日報》和《天主教先驅報》是什麽性質的報紙。令人不安的是，凡是涉及蘇聯及其政策，你看不到言之成理的批評，而且在很多時候，你連自由派作家和記者坦誠相告的文章也看不到，盡管這些人不會由於某些直接的壓力而被迫說謊。斯大林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的政策有好幾個方麵是不能被嚴肅討論的。這條規則自從1941年以來一直普遍存在，但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的是，它在那前十年便已經發揮了作用。自那個時候以來，左派對蘇維埃政權的批評很難被聽見。反俄羅斯的文獻資料確實有很多，但絕大多數是站在保皇派的立場上，充滿謊言，觀點陳腐，而且居心不良。從另一方麵來說，支持俄羅斯的宣傳材料也很多，而且也同樣充滿了謊言，這讓那些想要理性地討論重要問題的人心生反感。確實，你可以出版反俄羅斯的圖書，但你這些圖書肯定會遭到大部分高端媒體的忽略或者歪曲。無論在公開場合還是在私下，都會有人警告你這麽做“不太好”。你說的話也許是真實的，但這麽說“不合時宜”，這是為反動派“搖旗呐喊”。他們在為這種態度辯護的時候，通常會說這是國際形勢所需，因為英國急需和俄羅斯結盟，但這顯然是強詞奪理。英國的知識分子，或者說大部分知識分子，已經養成了一種忠於蘇聯的心態，他們由衷地認為，質疑斯大林的智慧跟褻瀆上帝差不多。他們用不同的標準來判斷俄羅斯的事情和其他地方的事情。那些畢生反對死刑的人為1936年到1938年大清洗30期間發生的無窮無盡的處決拍手叫好；印度發生饑荒會得到公開的報道，而烏克蘭的饑荒則會被刻意隱瞞，這種做法也被認為是合情合理的。戰前知識界的氛圍就是如此，現在也沒得到多大的改善。

但現在回頭來說說我這本書。大多數英國知識分子看到我這本書後的反應將會很簡單：“它不應該被出版。”自然，那些深諳貶損之道的評論者將不會拿政治立場來攻擊它，而是會另外找文學的理由。他們會說這是一本無趣而愚蠢的書，出版它純粹是浪費紙張。他們說的也許沒錯，但這個理由顯然是站不住腳的。人們不會因為一本書寫得很糟糕就說它“不應該被出版”。畢竟每天有大量的垃圾被印出來，而且誰也沒有在意過。英國的知識分子，或者說大部分知識分子，會反對這本書，是因為這本書背叛了他們的領袖，在他們看來是有害發展大業的。如果這是一本歌頌斯大林的書，他們是不會說它壞話的，哪怕它在文學上的缺陷比現在多上十倍。舉例說吧，左派圖書俱樂部31曾有四五年經營得很成功，這充分證明他們非常願意容忍刻薄的言論和邋遢的文風，隻要作者說的是他們想聽的話。

這裏涉及的問題十分簡單：是不是每一種觀點，無論它是多麽不受歡迎，甚至是多麽愚蠢，都有資格被聽到？如果你這樣問，那麽幾乎每個英國知識分子都會覺得他應該說“是的”。但如果你舉個具體的例子，問他們“攻擊斯大林的言論呢？它有資格被聽到嗎”，答案往往是“沒有”。凡是觸犯到主流的正統思想，言論自由的原則就會崩潰。喏，當一個人要求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時候，他要求的並不是絕對的自由。隻要組織化的社會繼續存在，某種程度上的審查就將永遠存在。但是自由，正如羅莎?盧森堡說過的，就是“給別人自由”。相同的原則也可見於伏爾泰那句名言：“我反對你說的話，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知識的自由是西方文明的獨特標誌，如果說它有什麽含義的話，那就是每個人都有權利言說和出版他對真相的看法，隻要這麽做不會明確地給社會上其他人或者機構造成傷害。直到今天，資本主義國家和西方的社會主義國家依然信奉這個原則。我們的政府，正如我已經指出的，依然尊重這個原則。街頭巷尾的普通人——部分原因或許在於他們對那些讓他們無法忍受的觀點沒有足夠的興趣——也依然隱約認為“我支持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隻有文學界和科學界，反正主要是這些理應捍衛自由的知識分子，開始鄙棄這種原則，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

對自由主義的背棄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特殊現象。馬克思早就說過“布爾喬亞的自由”無非是幻覺，但姑且不提這句著名的論斷，當前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觀點，認為人們隻有通過極權主義的手段才能保衛民主。如果你熱愛民主，這種觀點認為，你必須不擇手段去摧毀它的敵人。誰是民主的敵人呢？那不僅包括那些公開地、刻意地抨擊民主的人，也包括那些通過傳播錯誤的信條而“客觀地”威脅到民主的人。換句話說，保衛民主就是徹底摧毀思想的獨立性。例如有人已經用這種觀點來為俄羅斯的大清洗辯護。就連最狂熱的親俄者也不會相信那些受害者全都犯了他們被指控的罪行，他們持有異端的看法，這就“客觀地”傷害了蘇維埃政權，所以不但屠殺他們是可以的，就連冤枉他們也是可以的。這種觀點也被用於為當年左派媒體抹黑托洛茨基主義者和西班牙內戰中幾個支持共和國的少數派的做法辯護。莫斯利32在1943年獲釋時，媒體反對法庭向他頒布了人身保護令，也是出於這個原因。

這些人並不明白，如果你鼓勵極權主義的手段，那麽終有一天這些手段將會被用於反對你，而不是擁護你。如果你坐視不經審判就將法西斯主義者投入監獄，那麽將來被這樣投入監獄的也許就不僅僅是法西斯主義者。在被查禁的《工人日報》複辦後不久，我到倫敦南區某個工人學院開講座。聽眾都是工人階級和中下層階級的知識分子——以前經常在左派圖書俱樂部各個分支機構聚會的也是這批聽眾。我在講座中談到了出版自由，講完之後，讓我震驚的是，有幾個人站起來問我，我是否覺得解除對《工人日報》的禁令是個大錯誤？我問他們為什麽這樣問，他們說該報對祖國的忠誠是很可疑的，而這在戰爭期間是不應被容忍的。我情不自禁地為《工人日報》辯護，而這份報紙以前曾多次誹謗過我。但這些人是從哪裏學到這種純正的極權主義觀點呢？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是從他們當中的者那裏學來的！英國人曆來有寬宏和大度的優良傳統，但這種傳統並非不能遭到破壞，我們必須通過有意識的努力來維護它。傳授極權主義教條的結果是削弱了自由的人民對什麽東西危險、什麽東西不危險的本能認識。莫斯利的案子就是例證。在1940年羈押莫斯利是完全正確的，不管他到底有沒有犯過罪。當時我們正在為祖國的存亡而戰鬥，絕不能讓一個賣國賊逍遙法外。但在1943年不經審判就把他關起來是一種暴行。社會上大多數人不明白這個道理，這是一種糟糕的跡象，不過釋放莫斯利引起的嘩然確實有部分是假裝出來的，還有部分是其他異議者的詭辯。但目前這種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傾向在多大程度上要歸咎於過去十年的“反法西斯主義”及其采取的那種不擇手段的做法呢？

我們必須認識到當前這種俄羅斯狂熱隻是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的普遍衰落的一個象征。假如信息部橫插一手，下令禁止出版這本書，絕大多數英國知識分子將不會覺得有什麽不妥。現行的正統思想要求人們要忠於蘇聯，不能對其提出批評；在涉及蘇聯利益的時候，英國的知識分子不但能夠容忍審查，還可以容忍對曆史的故意篡改。舉例來說吧，在《震撼世界的十天》——記錄俄國革命早期的第一手資料——作者約翰?裏德33去世之後，這本書的版權落到了英國手裏，我相信這是裏德的遺贈。幾年後，在竭盡所能銷毀這本書的原版之後，英國發行了經過篡改的版本，徹底刪除了提及托洛茨基的段落，還拿掉了列寧撰寫的序言。假如英國仍然存在激進的知識界，那麽全國所有報紙都會揭露並抨擊這種造假的行徑。可惜實際上沒有任何抗議的聲音。對許多英國知識分子來說，這麽做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對這種明目張膽的造假的容忍不僅僅意味著崇拜俄羅斯正好是當今的潮流。這種特殊的潮流很可能持續不了多久。在我看來，等到我這本書出版之後，我對蘇維埃政權的看法很可能會被廣為接受。但這有什麽用呢？用一種正統思想取代另一種正統思想並不是進步。我想要反對的是那種留聲機的心態，那種正在播什麽唱片就隻聽什麽唱片的做法。

我熟知各種反對思想和言論自由的觀點——有些觀點認為這種自由不可能存在，有些觀點宣稱這種自由不應該存在。我的回應很簡單：這些觀點並沒有令我信服，我們四百多年來的文明是建立在與此相反的信念之上的。從差不多十年前到現在，我一直認為當今的俄羅斯政權是十分邪惡的，我認為我有權利這麽說，盡管蘇聯現在是我們的盟國，盡管我也希望英國和蘇聯能打勝仗。如果不得不選一句話來為自己辯護，我會選擇彌爾頓34的這句詩：

根據已知的古老的自由原則

古老這個詞強調知識的自由是源遠流長的傳統，假如缺乏這種傳統，我們獨特的西方文化是否能夠存在是很值得懷疑的。當今的知識分子正在遠離這種傳統。他們接受的原則是，要判斷一本書應該被出版或者被查禁，應該被稱讚或者被詛咒，標準不是它的優缺點，而是政治大氣候。有些人其實不持這種看法，但卻因為特別懦弱而對其表示讚同。這種情況的典型例證是，英國有無數和平主義者從來不反對當今社會上盛行的對俄羅斯軍國主義的崇拜。在那些和平主義者看來，所有武力都是邪惡的，他們在整個戰爭期間不停地敦促我們投降，或者至少要忍辱求和。但他們有多少個人曾經提出由紅軍發起的戰爭也是邪惡的？顯然俄羅斯人有權利保衛他們自己，而我們這麽做就是犯下了滔天大罪。這種自相矛盾的表現隻能有一個解釋：他們很懦弱地想要和大部分知識分子維持友好的關係，因為那些知識分子的愛國主義指向的是蘇聯，而不是英國。我知道英國知識分子的懦弱和虛偽是有很多理由的，實際上我能把他們為自己辯護的借口背出來。但至少讓我們別再胡扯什麽反抗法西斯主義是為了保護自由。如果說自由真的有什麽含義，那就是向人們說出他們不想聽的話的權利。普通人依然模糊地記得這個原則，並且也實踐這個原則。在我們國家——各國的情況不盡相同，共和國時期的法國35不是這樣的，當今【比如說1945年（！）】的美國也不是這樣的——害怕自由的正是自由主義者，想要玷汙知識的正是知識分子——而我寫下這篇序言，正是為了讓大家注意到這個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