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飄落(3)
上海的夏天明擺著趕不上海島的夏天，但這一年的暑假，化學老師梅亞莉卻拖著四年級的兒子許萌萌本末倒置地回上海去體驗熱得睡不著覺的滋味去了。島上的人們對她的舉動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大家一致認為：人家剛死了丈夫再不讓人家回上海的娘家散散心，說得過去嗎？
問題是，一個夏天，整整一個夏天都不見了她的影子，這讓習慣了記掛她的島上的人們心裏閃失得不行。再說，島上的學校也開學了，學生們都知道按時回學校上課去，你一個老師還不如一個學生懂事？慢慢地，有關梅亞莉的“嘴唆”聲又甚囂塵上了。
人們開始猜測她要回上海老家了，因為郵局的老李證實有一段時間她與上海的往來信件十分頻繁。老李說得對：“沒事誰花8分錢費那個事！”
對梅亞莉要回上海的傳聞，男人和女人們又一次出現了性格上的分歧。大部分的男人們心裏頭有一些惋惜和一些遺憾，但這些內心世界的是不太好展示給別人看的，首先自己的老婆那一關過起來就要惹禍。因此，男人們對梅亞莉這個與眾不同的女人又一次地聯手實行了緘默，什麽都不說，一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君子模樣。
女人們永遠做不到不動聲色，好像她們在梅亞莉的事情上也不準備不動聲色。她們心裏頭有什麽，臉上就要天真地掛出什麽，讓別人一覽無餘地看得清晰知道得明白。
女人們對梅亞莉又要冋到大城市的舉動十分惱火，她們幾乎沒有異議地認為梅亞莉這個女人“沒良心”。她男人死的時候，大夥兒對她娘倆那麽好，她卻跟個白眼狼似的，說翻臉就翻臉，說走連個招呼也不打拍拍屁股就一個屁不放地走掉了，“這不是個白眼狼是什麽？”
女人們這樣恨恨地罵她，把因為她死了男人剛對她建立起的那點好感掀了個底朝天。女人們除了罵她是個白眼狼，還罵她不是個東西，說男人的骨頭還沒涼透，她就耐不住寂寞又撲進了大城市的懷抱不出來了。在島上淳樸女人們的潛意識中，大城市似乎就是個很高很帥很搶手的男人。
梅亞莉回來的那個下午，天上正下著秋季的毛毛細雨。她提著簡單的幾件行李，神色十分匆忙，她的兒子追在她的身後不時要小跑幾步。當時路上的行人不少，但她一概不理不睬，像走在上海的南京路上對擦肩而過的路人一般。
大家停下步子，望著她被細雨微微打濕的後背，心裏頭十分不舒服。大家想：你即便要回天堂去也不必如此嘛！
她素著一張臉又問到簡陋的、質量不高的學校去上課下課。她的沉默寡言搞得大家心裏頭癢癢得不行，尤其是那些心裏頭擱不住事的女人們。好事之徒們半路樣下她的上小學五年級的兒子，三套兩套，知道了她上海之行奔波的無效和失意，人們心頭上的一塊石頭終於落地了。
男人們事後諸葛亮般地氣憤不已，罵了上海許多的娘。女人們則釋然，撇著嘴說：“上海又不是她家的，她想回就回啊？！”很為上海的原則性叫好稱快。
上海女人梅亞莉不得不在這個遠離大陸的偏遠的叫黃海前哨的小島上安營紮寨了。在她寡居的日子裏，她在眾目睽睽之下演義了一場又一場的生活風波，為島上寡淡的沒意思的日月平添了許多的新鮮和意思。
客觀地說，我母親是這個島上所有女人中對梅亞莉最公正也最友善的一個。我前邊說過了：因為我母親的出身，也因為我母親的經曆。老早以前也說過了：世界上絕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他老人家一針見血地就把這兩個女人關係的實質給無情地點破了。我不得不說實話：我母親和梅亞莉的確在某些方麵是一脈相承的。
首先，她們兩人都喜歡看小說，隻不過我母親看的中國古典小說多，而梅亞莉則看的外國經典小說多。但在那個年代，她們倆可看的小說幾乎被封殺得差不多了，因此她們像兩個饑渴難耐的人，基本上是逮著什麽看什麽，不挑剔什麽也沒什麽可挑剔的了。
小說的來源大部分來自我的母親，因為我母親的小說產地多。在那個學習蘇聯老大哥、爭當“英雄母親”的年代裏，我母親在海島上無事可幹地一鼓作氣地生了五個孩子。母親的這五個分布均勻的孩子，同島上各個年齡段的孩子們基本上都能銜接起來，因此，島上各家各戶文化革命中殘留的“毒草”就很容易被我們篦子似的篦到手。到了我們的手上就等於到了我們的母親手上，到了我們的母親手上，就離梅亞莉不遠了。
我清楚地記得，小時候找書成了我們家孩子們討好我們的母親的重要手段。誰都看得見母親拿到書後的笑逐顏開，誰都能感覺到母親對拿回書的孩子的和顏悅色。因此，在我們家中，到處搜羅小說成了孩子們比學趕幫超的一項經久不衰的活動。在這場活動中，我母親始終是受益者，當然也包括我們並不喜歡的梅亞莉阿姨。
我沒上學的時候就知道找到小說能討到好，因此我也就自覺地加入到這場活動中，開始了我察言觀色的人生曆程。
一次，我在一個叫方薇的女孩家中，看到床頭上放著一本很舊、舊得紙張都發了黃的厚書。我記得我母親好像就喜歡看這種舊書，似乎是越舊越好，哪怕是舊到了缺頭少尾的破爛的程度。我就把書借來，塞進衣服裏，小心翼翼地用胳肢窩夾了回來。
那天正好梅亞莉也在，她同我母親正坐在小板凳上擇一堆韭菜。我興髙采烈地湊過去，神神秘秘地說：“媽，我給你借了一本大厚書，你看不看？”我母親直了身子，不信任地望著我，說：“你能借到什麽書？”我馬上從胳肢窩裏抽出那本很厚很重的書，遞上去，說：“我怎麽不能？不信你看！”
馬上，有兩雙眼睛同時亮了起來，有兩雙胳膊問時伸了出來，有兩張嘴同時叫了起來：“給我，我看看！”
別看我那時的年齡不大，我卻知道孰遠孰近、孰親孰疏，我理所當然地把書遞到了我母親手上。
我母親激動地在圍裙上擦了擦手，有點把持不住地從我手上雙手把書接過去。另一顆女人的頭很近地貼上去，梳著兩種發型的頭緊密地貼在一起，爭先恐後地看起來。這是我很樂意看到的景象，因此站在一旁的我得意非凡。
隻一會兒的工夫，兩個靠得很緊的女人同時爆發出雷鳴般的笑聲。這笑聲令我吃驚，因為我母親從未這樣笑過。我母親笑著笑著一條腿就跪在了地上，頭幾乎紮到了水泥地板上，像是對我在頂禮膜拜。梅亞莉笑得站起身子按著肚子直“哎喲”，哎喲夠了，看到一旁瞪著眼睛莫名其妙的我，就把按肚子的手移到我的頭頂上，撫著我單純的腦袋說：“小政蠻好、蠻懂事的，這樣小就曉得給媽媽找書看心疼媽媽了。”
後來，我才知道，那不是小說，而是方薇的當軍醫的爸爸的業務書，名字叫《外科實用手冊》。
我母親同梅亞莉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喜歡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這種與時代格格不入的講究吃喝玩樂的生活習慣，使她倆看起來有些資產階級的嫌疑。其實，也不是什麽嫌疑，我母親本來就不是人家無產階級的苦出身。梅亞莉是什麽出身我不知道，但看她平時那種做派，和同我母親在這些方麵氣味相投的樣子，恐怕也不是什麽好出身。
隻不過，我母親懂得收斂，也知道盡量不露聲色、不惹人耳目的重要性。在吃喝玩樂這些個有著資產階級嫌疑的事情上，我母親做得極有分寸。
比如吃上。那時候還很少有現在這種張揚地聚在一起大吃大喝的毛病，吃吃喝喝的事情基本上都限製在自家的鍋碗瓢盆裏。關上房門吃喝是不大招惹別人的，隻要關緊門窗別讓香味三天兩頭跑出來就行了。至於吃完飯要切記擦幹淨油嘴也是不難做到的。關緊門窗和擦淨油嘴這兩點在我家是有著明確分工的，前一點我母親自己比較注意，後一點我們大家在我母親的督促下共同注意。因此，我們家除了都比較白胖外，還沒有什麽遭人議論的。
在穿上，我母親深刻地體會到越是大眾的越是安全的真理。在這種真理的指導下，我的家人的衣肴打扮在島上是不顯山不露水的。即便是塊好料子，也要做成大眾的式樣，這樣，自己穿著舒服不說，還不硌別人的眼睛。這種與人方便與己方便的訣竅是我母親掌握的人生原則之一。
梅亞莉就不行。或者說，在這些生活閱曆上，梅亞莉比我母親差了不知多少。
她好像天生就是一麵惹人注目的旗幟，走到哪黽，“呼呼啦啦”地飄揚到哪裏。在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中，這種獵獵飄揚的旗幟可能太多，也就不顯得什麽。但在這個三麵環水、一麵環山的孤島上卻不行了。她這麵旗幟簡直就“呼呼啦啦”地惹人討厭，尤其是惹女人們討厭。
首先這個娘兒們自己不開夥不做飯而是一直在機關食堂打飯吃。
這就令島上的男人和女人們看她不慣。男人們嫌她不會過日子，說她是個“敗家的娘兒們”；女人們則嫌她好吃懶做，說她是“有錢燒的！”說來也奇怪，島上的人們一致認為她家有錢，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錢財，也不知是根據什麽。也許是覺得他們兩口子都有工作都掙工資，養的孩子又少？但在她丈夫死後她一個人拉扯孩子的時候，人們還是不改初衷地認定她家有錢。可能在島上人們的潛意識中，還是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在作祟。他們樸素地認定：大城市裏有的是高樓馬路，蓋得起那麽高的樓，修得起那麽寬的路，沒錢行嗎？！
其次，是她的衣宥打扮。她總是隔三差五地換衣服，這套還沒穿髒呢，那套就又換上了。這就不太符合島上的人們等衣服髒了再換的習慣。再說，她這種衣櫥裏的衣服多得換不過來的架勢也挺讓島上的人們反感的，令男人們心裏有壓力，令女人們心裏有不平。
總之，她就像一麵旗幟，又像是一張靶子，在自己“呼呼啦啦”的飄揚聲中，被別人的目光和嘴巴射得千疫百孔。
我母親憂心忡忡地注視著梅亞莉的處境，私下裏對我父親說：“你看吧，她要是不改變自己，還有她好看的。”
我父親是個正派無比的人，他最討厭在別人背後說三道四，哪怕是夫妻也不行。我母親是在飯桌上說這話的，令我正端著飯碗的父親非常反感。父親皺著眉頭把碗裏的飯吃掉，聲音很重地把碗筷扔到桌上，邊抹嘴巴邊說：“你少說點別人，還是多看看你自己吧！”
母親在父親的身後氣得變了臉，她尖厲了嗓子說：“她是你什麽人，說說也不行？”
母親的氣急敗壞是有原因的，因為父親的話一下子就戳到了她的痛處。
母親也算個隨軍十幾年的“資深”家屬了，但母親總是不能同父親的同事們的家屬打成一片。她不待見別人，別人也不怎麽待見她，所以，她就在家屬中顯得挺孤立。
好在我母親懂得收斂，腦子裏還有“分寸”這根弦，因此，她僅僅是受到孤立，還沒到梅亞莉受到排斥那一步。
在這種情況下，我母親同梅亞莉的閉結就顯得有些被逼無奈。她們倆的密切往來，倒給一句老話提供了依據。
那句祖上傳下來的老話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接下來的日子瑣碎而漫長。
在瑣碎和漫長中，我上到了小學三年級。這個年紀使我對發生在學校的那件事有了講敘的權利，不必對諸位灌輸經過舌頭們攪拌的偽事實了。
這年柳條兒剛抽綠，人們從一冬的臃腫裏剛掙脫出身子，事件就發生了。
那是件攬進了三個人的桃色事件，也就是現今的人們見怪不怪的那種三角戀愛。但那時不行，“三角”關係遠沒有今天這樣時髦、新潮和理直氣壯。在偏僻閉塞的小島上，“兩角”都夠生活單調的人們興奮一陣子的了，別說“三角”了。
從初始的窺視、嘀咕到中間的添油加醋再到最後的評判、裁決，整個事情讓人們嚼得有鼻子有眼有滋有味。在他們津津有味的講述中，事情變得冗長拖遝，人物關係錯綜複雜，稍不留神就能把人聽得雲遮霧罩、不知所以。其實，隻要幫他們把亂七八糟的線脈捋一捋，事情一點都不難講。
人物是學校裏的三個老師：教語文的王老師，教美術的葛老師，再就是她，教化學的梅老師。
梅老師的介紹省略，王老師和葛老師還要稍費一點口舌。
王老師是個男的，年齡、籍貫、學曆、家庭出身我一概說不大清。那一年我畢竟隻有十歲僅上小學三年級，太苛刻的要求對我是不公平的。
我隻記得王老師個子挺髙，人挺瘦，整天陰著張臉難得見他有個具體的表情。他看誰都像看一個語文考試不及格的學生，不耐煩得厲害。頭挺大的，給人的整體感覺像一根受潮劃不著火的火柴。據說他挺有才的，別的我沒見過，春節漁民家大門上貼的春聯我是見過的，好像挺棒的。我還聽過他拉二胡，拉的什麽曲子我不知道，拉得有多好我也說不上，反正知道他會拉二胡就是了。
葛老師是個女的，當時大概有二十六七歲的樣子。葛老師是土生土長的島上的人，當地人把到了這種年齡還嫁不掉的女人統統叫做“老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