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中國式力量”是怎樣煉成的(1)
對許多人來說，曾國藩的主要意義證明了一個資質平平的人，在意誌力的推動下，可以達到什麽樣的高度。對於中國這個文化體來說，曾國藩的更大意義是他展現的“中國式力量”。曾國藩全麵展示了傳統文化的正麵價值，證明了中國文化有活力、有彈性、有容納力的一麵。
三十歲以前是庸人
一
曾國藩的老家是湖南省湘鄉縣大界白楊坪，地處離縣城一百三十裏的群山之中，雖山清水秀，風景不惡，但交通不便，消息閉塞。曾國藩在詩中說這裏“世事癡聾百不識，笑置詩書如埃塵”。2008年四月，我去探訪這個地方，發現它到現在似乎也不怎麽需要與外界打交道，班車次數極少。我從韶山出發，居然輾轉顛簸了整整一天，換了五次車（包括摩的），才到達這裏。在晚清時代，這裏的閉塞程度更可想而知。在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之前，幾百年間，這裏連個秀才也沒出過。不但“無以學業發明者”，也沒有出現過大富大貴之族，可以說是一處被世界所遺忘的角落。
傳統時代，農民們想要擺脫麵朝黃土背朝天的困窘生活，幾乎隻有供子弟讀書一途。曾國藩祖父曾玉屏中年之後的全部期望就是子孫們靠讀書走出這片天地。他不惜血本，供長子曾麟書讀書，“窮年磨礪，期於有成”。然而，曾麟書資質實在太差，雖然在父親的嚴厲督責下，兀日窮年，攻讀不懈，卻連考了十七次秀才都失敗了。
作為長孫，曾國藩身上背負著上兩代的希望。然而曾家的遺傳似乎確實不高明，曾國藩從十四歲起參加縣試，也是榜榜落第，接連七次都名落孫山（曾國藩的四個弟弟也沒有一個讀書成功）。曾家已經習慣了考試失敗後的沮喪氣氛，他們幾乎要認命了。然而，二十三歲那年，曾國藩的命運之路突然峰回路轉。這一年他中了秀才，第二年又中了舉人。又五年之後的道光十八年，二十八歲的曾國藩中了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老曾家一下子老母雞變鳳凰，成了方圓幾十裏的第一大戶。
雖然躍過了龍門，但此時的曾國藩整個眼眶裏隻裝得下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從氣質到觀念，與其他庸鄙的鄉下讀書人並無本質不同。在白楊坪這個小天地裏成長起的曾國藩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朝夕過往者不過是些鄙儒，其中甚至還有“損友”。進京為官以前，曾國藩耳目所聽聞的，不過是鼓吹變跡發家的地方戲；頭腦中所想的，不過是當官發財，給家裏爭口氣。好友劉蓉說他當時“銳意功名”，他自己也說當時最大的心事不過是“急於科舉”。在道光二十三年的一封家書中他說：“餘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
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因為人畢竟是被環境決定的。
二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國藩結束在家“把戲”，抵達北京，開始了漫長的官宦生涯。
剛過而立之年的曾國藩和每個普通人一樣，有著大大小小許多缺點。
一是心性浮躁，坐不住。曾國藩天生樂於交往，喜歡熱鬧，詼諧幽默。在北京頭兩年，他用於社交的時間太多，每天都要“四出征逐”，走東家串西家，酒食宴飲，窮侃雄談，下棋聽戲。雖然他給自己訂了自修課程表，但執行得並不好，認真讀書的時間太少，有時間讀書心又靜不下來。
道光二十年六月，曾國藩在日記中說，四月份“留館”之後，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覺過了四十餘天”。他總結自己四十多天內，除了給家裏寫過幾封信，給人作了一首壽文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
因此，他在日記中給自己立了日課，每天都要早起，寫大字一百，溫習經書，閱讀史籍，還要寫詩作文。
但這個日課並沒有嚴格執行，雖然比以前用功了些，但他還是經常“晏起”，喝酒，聊天，下棋，出門拜客。比如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日記載，早飯後，張書齋、曾心齋兩位朋友先後到他家來聊天。送走他們後，他寫了十行字，又出門“拜客數家”。然後又赴宴，與七個朋友一起飲酒吃飯。飯後又去朋友小珊家，一直聊到深更半夜才回家。這一天所有的“成績”就是十行字。
翻開日記，責備自己“晏起”、“無恒”、“太愛出門”的記載到處都是：
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
有俗事來擾，心亦隨之而馳……
見人圍棋，躍躍欲試……
說話又多戲謔……
應酬稍繁之際，便漫無紀律……
心浮不能讀書……
自定課程，以讀《易》為正業，不能遵守，無恒……
讀書悠忽……
自究所病隻是好動不好靜……
醒早，沾戀……
晏起，則一無所作，又虛度一日，浩歎而已……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二是為人傲慢，修養不佳。雖然資質並不特別優異，但曾國藩在湖南鄉下朋友圈裏總算出類拔萃，並且少年科第，所以一度顧盼自雄。在離家到京服官之際，他那位識字不多卻深有識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給他這樣的臨別贈言：“爾的才是好的，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當然不足以掃平他身上的處處鋒芒。在北京的最初幾年，“高己卑人”，“凡事見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這最常見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體現得很明顯，他接人待物，不周到之處甚多。他的幾個至交都曾直言不諱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陳源兗就告訴他“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又言我處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第二個是“自是”，聽不進不同意見，“謂看詩文多執己見也”。
因為修養不佳，脾氣火暴，曾國藩到北京頭幾年與朋友打過兩次大架。第一次是與同鄉、刑部主事鄭小珊因一言不合，惡言相向，“肆口謾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另一次是同年兼同鄉金藻因小故口角，“大發忿不可遏，……雖經友人理諭，猶複肆口謾罵，比時絕無忌憚”。這幾句描寫形象地描繪了曾國藩性格中暴烈衝動的一麵。
普通人在社交中最容易犯的錯誤是言不由衷，語涉虛偽。比如在社交場合常順情說好話，習慣給人戴高帽子。比如自矜自誇，不懂裝懂，顯擺自己，誇誇其談。人性中這些常態在曾國藩身上一樣存在，甚至更突出。畏友邵懿辰指出他的第三個缺點就是“偽，謂對人能作幾副麵孔也”。
在曾國藩的日記中，他多次反省自己的這個缺點。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雲來拜訪，“示以近作詩。讚歎有不由衷語，談詩妄作深語”。讚歎之詞並非發自內心。而且聊著聊著，自己就故意顯擺高深，誇誇其談起來。
這樣的記載數不勝數：
酒後，與子貞談字，亦言之不怍。
客來，示以時藝，讚歎語不由衷。予此病甚深。
學中無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
又說話太多，且議人短。
席間，麵諛人，有要譽的意思，語多諧謔，便涉輕佻，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也。
對於一般人來說，這是無傷大雅的社交習態，如同喝湯時不小心會出聲一樣，幾乎人人不能避免。但對於聖人之徒來說，卻是相當嚴重的問題。因為儒家認為，修身之本在於“誠”。對自己真誠，對別人真誠，一是一，二是二，一絲不苟，才能使自己純粹堅定。適當的“善意謊言”是社交必不可少的潤滑劑，但當言不由衷成為習慣時，“浮偽”也就隨之而生，人的麵目也就因此變得庸俗可憎。
“脫胎換骨”的操作過程
一
三十歲是曾國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嶺。
曾國藩之於後人的最大意義是，他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一個中人，通過“陶冶變化”，可以成為超人。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真誠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領可以增長十倍，見識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擴展十倍，氣質可以純淨十倍。愚鈍之人，通過自我磨礪，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說得出，辦得來。浮囂之人，也可以變得清風朗月般從容澄靜。偏執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開闊，不矜不伐。
道光二十年入京為官，不僅是曾國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個重要起點。
作為全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聚集了當時最頂級的人才，而翰林院更是精英之淵藪。一入翰苑，曾國藩見到的多是氣質不俗之士，往來揖讓，每每領略到清風逸氣。他在寫給諸弟的信中興奮地介紹說：
京師為人文淵藪，（朋友）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
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唐鏡海先生，倭仁前輩，以及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數人；窮經學理者，則有吳子序、邵惠西；講習詩書、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誌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佘、龐作人。
曾國藩發現，這些人的精神氣質與以前的朋友們大有不同。他們都是理學信徒，有著清教徒般的道德熱情。他們自我要求嚴厲峻烈，對待他人真誠嚴肅，麵對滾滾紅塵內心堅定。
這些朋友給了他極大的影響：
近得了一二良友，知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範（仲淹）和韓（琦）（這樣的名臣）可學而至也，（司馬）遷、韓愈（這樣的大學者）亦可學而至也，程、朱（這樣的理學聖賢）亦可學而至也。
三十歲前的曾國藩人生目標隻是功名富貴、光宗耀祖。結識了這些良友之後，檢討自己，不覺自慚形穢，因毅然立誌自新：
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汙，以為更生之人，以為父母之肖子，以為諸弟之先導。
正是在三十歲這一年，曾國藩立下了“學作聖人”之誌。
二
“聖人”是儒學信徒的最高生命目標。
人類最基本的一種心理傾向就是使自己變得完美。中國儒、釋、道三家，對生命目標的設計都是極其超絕完美的。道家以為，人通過修煉，可以不食五穀，吸風飲露，逍遙無恃，長生久視，與天地同，成為“至人”、“真人”、“神人”。佛教則以為人皆有佛性，通過自修，都可以達到不生不滅斷盡的佛的境界。儒家自然也不例外。儒家的聖人理想，其完美與超絕不下於神仙或者佛陀。儒家經典說，所謂“聖人”，就是達到了完美境界的人。聖人通過自己的勤學苦修體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萬物運行的規律。因此可以“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載”，“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他的一舉一動，無不合宜，對內可以問心無愧、不逾規矩，對外可以經邦治國，造福於民。這就是所謂“內聖外王”。
超自然的誇張固然過於虛幻，不過，除去這些縹緲的因素，儒家的“聖人”理論畢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可操作性的人格理想，其中有著符合人類基本心理經驗的合理內核。
馬斯洛將人的需求分成五個層次。第一層是食色性也，第二層次是安全的生存環境，第三層次是人際交往的需要，第四個層次是功名榮耀、出人頭地，最後一個層次是自我實現。所謂自我實現，就是將自身的生命能量燃燒到最充分，把自己變成一個大寫的人。
儒學的聖人理想，基本上可以類比為馬斯洛所說的“自我實現”。確實，儒家的“聖人狀態”與馬斯洛所說的自我實現後的“高峰體驗”有許多不謀而合之處。
人的巨大潛力往往是人類所不自知的。所謂庸人，就是昏睡了一生的人，因為纏繞，意誌軟弱，智慧不明，普通人一生隻能動用上天賦予的很少一部分潛能。而英雄偉人則是醒過來的人，他們天性剛強，頭腦有力，可以把自身潛能發揮得比較充分。而“聖人”，或者說達到“自我實現”狀態的人，則是通過刻苦努力，穿透重重纏繞，戰勝種種困難，將自身潛能調動發揮到近乎極致。
儒家說，一個人修煉到了聖人狀態，就會“無物，無我”，“與天地相感通”。就會“光明澄澈”，“從容中道”，達到一種極為自信、極為愉快的情感狀態。而馬斯洛也說，當一個人充分自我實現時，也會體驗到一種難言的愉悅，欣喜若狂、如醉如癡。人在這時最有信心，最能把握自己、支配世界，最能發揮全部智能。在高峰體驗中主客體合一，這是人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諧的狀態。
應該說，儒家的聖人理想遠比馬斯洛的“自我實現”高遠和超越。馬斯洛給人實現自己的自然本能以充分的空間，而儒學要求以抽象的由“天理”構成的人，取代具有庸常情感的自然人。因此，儒家的聖人理想有著非理性的、反人性的一麵。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聖人學說”也不失為一個強大的心理武器。所謂“取法乎上”，它確實給傳統中國人提供了一個可以調動起全部潛能的奮鬥目標。隻不過，儒家學說所設定的自我完善目標如此高遠和超越，幾乎不可操作。由於目標的高遠難及，手段便非同尋常。
三
從曾國藩身上，我們可以悟出自我完善的必經途徑。
首先是立堅定不拔之誌。
立誌對一個人人格發展的意義是決定性的。
人的巨大潛力往往是人類所不自知的。
心理學家費約做過這樣一個實驗：他要求三群學生舉起重物，看誰堅持的時間長。他對第一群人什麽都沒有說。對第二群人說的是，想看看他們誰最有耐力。對第三群人，他則說，“你們舉起的這些東西關係重大，因為上麵的導線連著一個電網。如果你們一放下手，這個城市就要斷電，為了朋友和家人們，你們一定要多舉一會兒。”
結果，第一群人平均舉了十分鍾，第二群人竭盡全力，平均堅持了十五分鍾。第三群人，卻平均堅持了二十分鍾。
可見，人的能力發揮多少，與對自己的要求是密切相關的。或者說，精神力量直接決定著身體潛能的發揮程度。
因此，“立誌”或者說確立一個終身的奮鬥目標，對一個人的精神成長是至關重要的。曾國藩對這一點體認極深。他曾說過，立誌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業。……如居室然，宏大則所宅者廣，托庇者眾。誠信則置址甚固，結構甚牢。”隻有基礎廣闊、結實，才能在上麵蓋起宏偉壯大的生命之殿。曾國藩人生第一個成功之處，就在於立了最高遠的誌向。
馬斯洛將自我實現列為人的最後一重追求。越過從食色性也到出人頭地這些層次，才能達到自我實現。
而曾國藩直接把目標鎖定在了自我實現，也就是做“完人”。他認為，這一目標實現了，其他目標就自然而然能達到。他在給諸弟的信中說，不必占小便宜：“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必愛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說，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偉人，人生日用、建功立業自然也就不在話下。
道光二十二年，曾國藩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他已經立定了終身之誌。他說：
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至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於為天地之完人。
這就是他為自己立定的“終身大規模”。
以“完人”為人生目標，確實可以稱得上是“取法乎上”了。曾國藩一生成功的第一個要訣，就是立誌高遠。這一誌向，驅動他一生不在小誘惑、小目標麵前止步。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難麵前都不苟且，不退縮。促使他“洗除舊日昧卑汙之見，矯然直趨廣大光明之域，視人世之浮榮微利，若蠅蚋之觸於目而不留”。
四
有了誌向，接下來需要的就是實行力。
古往今來，立誌之人比比皆是，但是真正實行的人，卻是鳳毛麟角。曾國藩的真正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腳踏實地地實踐了自己的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