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既生左,何生曾(7)

然而左宗棠卻停止不了對曾國藩的評論。曾、左失和,是當時天下人都關注的一樁大事。愛護自己名聲如同眼珠一樣的左宗棠當然十分重視別人因此對他的評價。然而天下左袒曾而右袒左者居多,一是因為曾國藩的為人居心久為人所知,二則曾國藩畢竟算是左宗棠的恩主,在傳統社會,忘恩負義是一個怎麽講也難以周全的事。左宗棠對此當然鬱悶殊深。

因此他一定要為自己辯解。所以許多筆記資料都記載,曾左失和之後,左宗棠每見一人,都要談他與曾國藩關係的來龍去脈。每談此事,則必“大罵”曾國藩。

曾國藩的部下薛福成就這樣記載說:

文襄每接見部下諸將,必罵文正。然諸將多舊隸文正者,退而慍曰:“大帥自不快於曾公斯已矣,何必對我輩煩聒?且其理不直,其說不圓,聆其前後所述,不過如是。吾耳中已生繭矣。”

同治五年郭嵩燾寫給曾國藩的一封信也驗證了薛福成的這一說法。

郭嵩燾對曾國藩匯報說:“退庵言:在營日兩食,與左君同席。未嚐一飯忘公,動至狂詬。”

“大罵”、“狂詬”這些詞匯給人的印象,是左宗棠一提到曾國藩就“國罵”、“三字經”不離口。其實斯文中人左宗棠無論如何都不至於把自己降到一個村婦的水平。薛、郭二人所要描述的,不過是左宗棠批評曾國藩時的痛快淋漓而已。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確,左宗棠勢必要列舉曾國藩一生用兵用人為人處世之錯誤之庸劣之不可理喻。正如譚伯牛君在《戰天京》一書中的精辟分析:左宗棠說話素來誇張激烈,如此淩厲的指責施諸大家以聖人視之的曾國藩,固不免駭人聽聞,以為“大罵”、“狂詬”。

麵對左宗棠的不斷攻擊,曾國藩采取了如下對策:

一是要求自己的親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擊左宗棠,避免火上澆油,而是鼓勵他們盡量與左宗棠搞好關係。他一再讚揚李鴻章:“閣下不與左帥爭意氣,遠近欽企。”並說這是李進德甚猛的表現。他還囑咐自己的兒子,不要因此與左沈等人交惡:“餘於左、沈二公以怨報德,此中誠不能無芥蒂,然老年篤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爾輩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氣,於二公但不通聞問而已,此外著不得絲毫意見。切記切記。”

二是對左宗棠的攻擊不聞不問,不予回答。

曾國藩收到郭嵩燾的信後,並不生氣,蓋這早在他意料之中。他在複郭氏信中委婉地說:

左公之朝夕詬詈鄙人,蓋亦粗聞一二。然使朝夕以詬詈答之,則素拙於口而鈍於辯,終亦處於不勝之勢。故以不詬不詈不見不聞不生不滅之法處之,其不勝也終同,而平日則心差閑而口差逸耳。年來精力日頹,畏暑特甚,雖公牘最要之件,瀏覽不及十一,輒已棄去,即賀稟諛頌之尤美者,略觀數語,一笑置之。故有告以詈我之事者,亦但聞其緒,不令竟其說也。

也就是說,我早就聽說左公早晚不停地罵我。然而如果讓我也這樣罵他,我口笨心拙,肯定罵不過他。不如以一不罵二不聽三不管的辦法處理,結果也一樣是“不勝”,卻省心省力。老來精力日頹,正事還忙不過來,聽那些頌揚我的話還聽不過來。所以有告訴我別人罵我的事,我隻聽個大概,不讓他們說完。

曾國藩的回信不溫不火,你可以說他達觀,可以說他淡然,也可以說他幽默。他相信自己的拙誠,終能白於天下,不必浪費精力與左宗棠爭無謂之口舌。

同治五年,左宗棠出任陝甘總督,受命鎮壓西撚軍。後又因為西北地區回教起義導致局勢動蕩不安,左宗棠繼續西征。曾左二人也因此有了平生最後一次交集。

左宗棠十分看重這次出兵,平定太平天國,他隻是曾國藩的配角,這次征西他卻成了主角。雖然頭發已白,他卻豪情萬丈,決心傾情出演。

然而這次出征麵臨著一個最大的難題,那就是籌餉。因為西北乃天下貧瘠之區,餉源不能指望當地,勢必要“用東南之財賦,贍西北之甲兵”。西征之初,他就對朝廷聲明,這次戰爭,“籌餉”重於指揮戰鬥。他在信中甚至這樣說:“仰給各省協款,如嬰兒性命寄於乳媼,乳之則生,斷哺則絕也。”

這樣,曾國藩與左宗棠不可避免又要打起交道。因為同治九年,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其轄下的江蘇乃西征軍重要的餉源地。

晚清督撫之間的個人關係,對政治運作影響極為重大。事實上,雖然朝廷規定各省要按份額及時供給西征軍軍費,但隻有少數與左宗棠個人關係好的省份盡力供應,而那些與左宗棠個人關係一般的省份都沒能做到如數按期,《光緒東華錄》概括西征之餉的落實情況說:“各省撥解之數,有過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撥解不及十分之一,廣東、福建、四川欠解亦多。”

所以,當左宗棠聽說曾國藩回任兩江後,第一反應是擔心曾國藩不實心實意支持他,破壞他成就大功:“我即與曾公不協,今彼總督兩江,恐其隱扼我餉源,敗我功也。”

然而不久他就發現他判斷錯了。其後,曾國藩分內的那份軍餉就源源不斷,穩定而可靠地輸送而來,不但足額而且及時,這讓左宗棠大為意外。史載:“文正為西征軍籌餉,始終不遺餘力,士馬實賴以飽騰。”

除此之外,在左宗棠剿撚及西征中,曾國藩又將最得意的部下劉鬆山交給左宗棠使用,劉鬆山屢立巨功,對左宗棠幫助極大。“又選部下最悍將最健者,遺忠壯公鬆山一軍西征,文襄之肅清陝甘乃新疆,畢倚此軍之力,是則文襄之功,文正實助成之。”

左宗棠身上最大的弱點,就是執著於“爭功”。打一個不客氣的比方,左宗棠就是莊子故事中的那隻貓頭鷹,而戰功則是那隻死鼠。直到晚年,這種心態絲毫沒變。然而晚年曾國藩的心事,卻早已達到看破功名,躋身聖域的境界。在他晚年,念念不忘的隻有“責任”二字,至於浮名,他確實是可以置之笑談之外的。處理天津教案,他就分明是以自己的名聲為代價,換得了國家的平安。曾氏死後,他的老朋友歐陽兆熊寫了一副挽聯,其下聯曰:

省身留日記,讀到獲麟絕筆,將汗馬勳名、問牛相業,都看做秕糠塵垢,開拓萬古心胸。

這副下聯稍有拔高,但距事實不遠,應該說是讀懂了曾氏心胸。

雖然一直不斷挨著左宗棠的罵,對左氏之才,曾國藩卻一直是讚不絕口。在聽說左宗棠將要西征之時,曾國藩與常州呂庭芷之間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曾國藩問呂庭芷:“你對左宗棠怎麽看?請平心論之。”

呂庭芷雖然明知曾、左二人恩怨,但更深知曾國藩的為人,因此坦率回答:“他處事之精詳,律身之艱苦,體國之公忠,竊謂左公之所為,今日朝廷無兩矣。”

陳其無在《庸閑齋筆記》記載,曾國藩聞聽此言,擊案起身,雙目放光,大聲說道:“誠然!此時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無論我不能為之繼,即起胡文忠於九泉恐亦不能為之繼之。君謂之朝端無兩,我以為天下第一耳!”

這就是“曾國藩心目中時刻有左宗棠”的最好寫照。

二人心術差距如此之大,曾國藩自然就成了莊子故事中的那隻。曾國藩剛回兩江,左宗棠就漲紅了臉,羽毛豎起,怒目而視,發出嚇人的喝叫,一何可笑。直到曾國藩的舉動大出其意外,左宗棠才意識到,他誤解了曾國藩。他突然發現做了幾十年的朋友,他其實一直沒有真正理解曾國藩。

曾、左晚年這最後一次交集,確實頭一次感動了左宗棠。左宗棠第一次對曾國藩產生了發自內心的敬重和欽佩。在此之前,左宗棠是戴著“科舉情結”和“瑜亮情結”這兩副有色眼鏡,一直認為曾國藩是一個以術製人的偽君子,至此才徹底推翻了自己的判斷。這是曾、左關係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思來想去,曾國藩做得如此漂亮,我左宗棠也要表現得更為瀟灑。於是,在總結自己的剿撚之功時,他把大半功勞推讓給了曾國藩的老部下劉鬆山,並由此對曾國藩大加推許。在奏折中他這樣說道:

臣嚐私論曾國藩素稱知人,晚得劉鬆山尤征卓識。劉鬆山由皖、豫轉戰各省,曾國藩嚐足其軍食以相待,解餉一百數十萬兩之多,俾其一心辦賊,無憂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敝不支之晉,速衛畿甸,以步卒當馬賊,為天下先。即此次巨股蕩平,平心而言,何嚐非劉鬆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國藩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實非臣所能及……合無仰懇天恩,將曾國藩之能任劉鬆山,其心重於以人事君,其效歸於大裨時局,詳明宣示,以為疆臣有用人之責者勸。

奏折中還謙虛地說自己十餘年前就認識劉鬆山,卻沒有發現他的才幹。

公開是這樣講,私下裏左宗棠在寫給兒子們的信中解釋自己上這樣一道奏折的動機時這樣說:

吾近來於滌公多所不滿,獨於賞識壽卿(按:劉鬆山字壽卿)一事,最征卓識,可謂有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此次撚匪蕩平,壽卿實為功首,則又不能不歸功於滌公之能以人事君也。私交雖有微嫌,於公誼實深敬服,故特奏請獎曾,以勵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義:“筆則筆,削則削”;烏能以私嫌而害公誼,一概抹殺,類於蔽賢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與曾有齟齬者,觀此當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專鬧意氣者矣。

左宗棠本以為這樣一道奏折會顯露他“大丈夫光明磊落”的胸懷,“當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專鬧意氣者矣”。不想,此奏一出,讀者驚疑。官場中人都一時轉不過彎子,鬧不明白為什麽左宗棠突然出現這樣大的轉變。中國人習慣於陰謀思維,於是一致公認左氏動機不純,他故借揚曾以揚劉鬆山,揚劉鬆山也就是揚自己,揚自己則是為了貶低李鴻章。

曾國藩也是這樣推測。十一月初七曰,在致郭嵩燾信中說:“左帥表劉壽卿,謬及鄙人,論者謂其伸秦師(指左所統帥的軍隊)而抑淮勇,究不知其意雲何也。”

真是無可奈何。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國藩因腦溢血逝世於南京兩江總督府,年不過六十二歲。消息傳出,天下震動。

一時之間,同僚朋友、門生故吏雲集南京,曾國藩的葬禮成了一場詩文大會。蓋與葬者既多文學之士,撰文者又發自真情實感,所以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名作。比如老朋友老部下李元度的哭師十二首,就筆筆沉鬱,句句動人:

一夕大星落,光芒薄海驚。

九重悲上相,萬裏失長城。

傳說騎冀尾,虎圖富甲兵。

宗臣應附袷,天語極哀榮。

……

而李鴻章的挽聯後來更成了千古名作:

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

威名震九萬裏,內安外攘,曠代難逢天下才。

時人這樣評價這副對聯:“豪邁精當,亦自占身份,非鴻章不能亦不敢道此。”

在林林總總的祭文挽聯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當時身在西北前線的左宗棠派人千裏迢迢送來的,其文曰:

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更令人意外的是,在對聯後麵,居然署的是“晚生”二字。曾、左二人通信,從左宗棠為布衣時起,都是稱兄道弟,左宗棠從不肯讓一步。在曾國藩官拜大學士後,按慣例左宗棠對曾須自署“晚生”,左宗棠卻說,“惟念我生隻後公一年,似未為晚,請仍從弟呼為是”。所以生前左宗棠從來沒對曾國藩稱過晚生,這也成為當時官場上一則趣事,因此誰也沒想到左宗棠會在挽聯上署“晚生左宗棠”。

聽說曾國藩去世的消息,左宗棠十分震驚。他以前沒聽說曾氏有致命的大病,且六十二歲,對當時養尊處優的階層來說,並不算長壽。他沒有想到,曾、左之間的恩恩怨怨,這麽早就結束了。也許在奏折中寫上“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幾句之時,他就已經有與曾國藩和解的想法了。一方麵由於軍事匆忙;另一方麵,他以為時間還長。沒想到,機會永遠失去了。

坐在西北軍營之中,左宗棠回想起與曾國藩一生的林林總總,越想越覺得傷懷。他在給兒子的信中說:“曾侯(國藩)之喪,吾甚悲之。”“從前彼此爭論,……至茲感傷不暇之時,乃複負氣耶?……”隻有失掉了老朋友的這一刻,他才意識到他的損失是多麽巨大,他又是多麽的對不住這位忠厚長者。他和曾國藩較量了一生短長,總也不服氣。但是到了這一刻,靜心反思,他服了。他自甘同時代第二人的身份,所以以“自愧不如”四字作為二人關係的最後總結。這對心高氣傲的左宗棠來說,實在是太難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