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從河邊到東瀛的人生之旅(5)

首先，通過鬥爭，掌握軍權。閻錫山婉拒出任協統後，譚振法繼任協統。八十五標標統為齊允，是旗籍貴族，巡撫也得讓他三分；八十六標標統為馬龍標，不久，夏學津接任。黃國梁、閻錫山仍為教練官。第八十六標標統夏學津是巡撫丁寶銓的紅人，此人雖然思想頑固，生活腐化，但治軍上還有一套。閻錫山屈居於夏學津之下，要想掌握這兩標新軍，就得除掉夏學津、齊允這兩塊絆腳石。為此，山西同盟會內部，以閻錫山為首專門成立了一個有《晉陽公報》訪員蔣虎臣，趙萃珍、趙萃瑛兄弟，張樹幟和協本部的司書弓尚文等人參加，由李嵩山具體負責的宣傳小組，暗地裏搜集夏、齊的劣跡事實。當得知夏學津的妻子與丁寶銓有曖昧關係後，即將此醜聞公諸於《晉陽公報》，在這前後，齊允貪汙的種種劣跡也被揭露。丁寶銓對此非常惱怒，下令嚴厲查辦敢於詆毀長官者，趙萃珍兄弟在同盟會員南桂馨的大力幫助下，迅速逃跑。李嵩山、蔣虎臣、弓尚文不幸被捕（後被保釋）在外界輿論的壓力下，丁寶銓不得不將夏學津調離軍隊，改任軍械局總辦，馬龍標複任八十六標標統。

不久1910年發生的“文交慘案”，為閻錫山、黃國梁掌握軍隊，提供了機會。“文交慘案”的發生，全因禁毀文水、交城兩縣農村所種罌粟引起。清當局因山西種植罌粟屢禁不絕，於1909年又頒布山西六年禁絕種煙的命令，提前禁絕者，官員受獎。巡撫丁寶銓為了邀功，一麵謊報山西種煙已經禁絕，一麵大肆開展禁煙。1910年春，省谘議局派倡導禁煙和天足的太穀紳士孟步雲前往文水宣傳禁煙。但由於縣令劉彤光為使農民按期完糧納稅，謊稱轉請撫台明年仍準種煙，因而農民仍依曆年習慣，按時種煙。孟步雲下來時，煙苗已經出土，農民見要禁煙，群情激奮，堅決抵製。孟返省報告，丁寶銓為使夏學津重掌兵權，遂派他率第八十五標第一營及騎兵五六百人，進駐交城縣廣興村和文水縣城內。3月13日，夏率兵進開柵鎮，會同知縣劉彤光，強令農民鏟除煙苗。群眾跪地哀求，請對已出苗之處手下留情。夏學津不予理會，強行逮捕了武樹福等6名群眾，眾人便持農具刀棒，想把他們奪回來，於是與官兵發生衝突，夏即下令開槍，當場擊斃群眾40餘人，傷60餘人（胡思敬：《劾山西巡撫丁寶銓折》，《退廬疏稿》卷二，第13頁），接著夏又威逼農民舉竿橫掃，各村煙苗數日盡除，以後又將武樹福斬首。夏學津殘民無道，自以為在禁煙上立了大功。不料此事被《晉陽公報》所聞，報社總編同盟會員王用賓認為此事滋大，遂派訪員革命黨人張樹幟、蔣虎臣二人前往實地察訪。後將此事寫成新聞，揭諸報端。丁寶銓見報大怒，要報社經理劉錦訓登報更正，劉未照辦，還準備繼續報道，隻是迫於壓力，辭去報社經理一職，赴京暫避，遺職由王用賓兼代。丁寶銓次日閱報，隻見辭職啟事，並無更正字樣，便將張樹幟、蔣虎臣二人逮捕，並將對此事敢於講真話的谘議局議員張士秀（同盟會員）以“挾妓逞凶”罪名，判刑2年，解回原籍臨晉縣監獄執行。《晉陽公報》刊登的“文交慘案”一事，很快便傳遍全國，《申報》、《中西日報》以及各埠報刊，多予刊載。丁寶銓惱羞成怒，欲進一步加害劉錦訓和王用賓，大興冤獄。不料，此事被禦使胡思敬參奏，上諭“交直隸總督陳夒元徹查，擬議具奏”。5月15日，丁寶銓被交部察議。夏學津被撤差褫革，劉彤光革職永不敘用，交城知縣劉呈明革職。

胡思敬參奏見諭後不久，黃國梁接任第八十五標標統，閻錫山接任第八十六標標統，實際上掌握了新軍的主要力量。黃、閻二人的接任，看似有些意外，其實全在情理之中。丁寶銓、夏學津的倒行逆施，終至垮台，可以說，閻錫山所組織的宣傳小組，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正是由同盟會員基本控製的《晉陽公報》對丁、夏等人惡行的不斷揭露，才使得丁、夏的陰謀接連遭到破產，從而為革命黨掌握軍權創造了條件。如果說，《晉陽公報》先前對丁寶銓與夏學津之妻苟且醜聞的暴光，迫使丁寶銓將夏學津調離軍隊，為閻錫山等掌握新軍清除了一塊絆腳石的話，那麽，後來它對文交慘案的如實報道，則進一步促使了丁、夏的垮台，給閻錫山、黃國梁二人接任標統，鋪平了道路。這是閻錫山、張樹幟、蔣虎臣、李嵩山、南桂馨、王用賓、張士秀等同盟會員與丁、夏所代表的山西反動勢力堅持鬥爭的結果。也是閻錫山對實現其掌握軍權這一目標的步步逼近。山西的革命黨人通過鬥爭的實踐，變得更加團結和富有戰鬥力。

其次，改造軍隊，培養骨幹

山西的軍隊分為新軍和舊軍兩部分。山西新軍始建於1902年。新軍為一個混成協即四十三協（旅），它下轄步兵兩標（團）、騎兵炮兵各1營，工兵輜重兵各1隊（連），後將騎兵營和工兵隊撥歸第八十五標代管，炮兵營和輜重兵隊撥歸第八十六標代管。全協共4000餘人，均駐於太原。舊軍為巡防協13個營，也是共4000餘人，在太原駐有3個營，其餘分別駐紮於綏遠、大同、代州（代縣）、平陽（臨汾）。對於舊軍，閻錫山認為其“保守太甚，不易向革命方向轉變”。而在新軍中，晉籍軍人不過十分之二，且多所謂“老營混子”。閻錫山接任第八十六標標統後，為使新軍的實際領導權掌握在同盟會的手裏，經他的推薦，常越任第八十五標教練官，南桂馨任第八十五標軍需官；馬開鬆任第八十六標教練官，喬煦任第一營管帶（營長），張瑜任第二營管帶，頑固保守的隻有第八十五標第三營管帶熊國斌和第八十六標管帶瑞鏞（滿族）少數幾個軍官。與此同時，為使新軍易於掌握，並能成為有朝氣有團結力之革命武裝，他還向山西省谘議局局長梁善濟、新軍協統姚鴻發，以及尚在任上的巡撫丁寶銓建議在山西實行征兵製。在他們的支持下，征兵製首先在山西實行。實行這一新製度的結果，新軍全協人數十分之六為新征的山西農工青年，同時也攆走了十分之六的外省籍老營混子。從而使新兵與舊兵的比例從二比八變成了八比二。由於新征的晉籍士兵，不僅因鄉土地域關係形成一團，為保衛家鄉而戰，而且這些出身農工家庭的子弟，也多能吃苦耐勞，從而使新軍更易於統領掌握，也更富有朝氣，並且在已升任督練公所總辦的姚鴻發向閻錫山、黃國梁提出了整理軍隊這一問題時，也正想促使軍隊革命化的閻、黃以及趙戴文、溫壽泉、南桂馨、張瑜、喬煦、常越等人，經過密議，遂由閻錫山出麵，與姚鴻發商定從標中挑選優秀士兵，成立1個模範隊。經過積極活動，閻錫山爭取到王嗣昌、張德榮（均為同盟會員）分任第八十五、八十六標的模範隊隊長。據閻錫山講，這支模範隊，“名義上作訓練的表率，實際上作起義的骨幹”（溫壽泉、黃國梁等：《辛亥山西起義始末》，《山西文史資料精選》第1輯，第9頁）。同時，他們還發起成立山西軍人俱樂部，“表麵研究學術，實際結集革命同誌，暗中發動革命”（《閻錫山年譜》（一），第35頁）。此外，借著整頓軍隊的機會，閻錫山還讓一批有文化的同盟會員開始下連隊當兵或任文書職務，以便深入軍營兵棚做兵運工作。

再次，妥善處理舊兵，保存革命力量。在整理軍隊的過程中，對於舊兵的處理，曾使閻錫山等人處於了兩難之中，因為按照整理軍隊所確立的“舊兵退伍，補充新兵”的辦法，舊兵必須退伍，可是，在舊兵中有不少人已是同盟會員，而且有相當一部分是正目（班長），若將這些人也退伍，必將削弱同盟會的力量，同時也會影響到革命黨人對部隊基層的領導，以及正在進行的兵運工作，而對於老兵來說，退伍即是失業，因此，他們也都不願離開部隊，如果硬要將其裁撤，又將會激起兵變或其它不測之事。閻錫山麵對這個情況，向南桂馨說：“已決定的計劃，不易更改，隻有我們另想辦法，或者把裁下來的人，設法安插到巡防隊（舊軍）裏”。南桂馨不同意這個做法，決定另行商討，最後研究決定籌集幾千兩銀子，到綏遠後套購置土地，建設農莊，把退伍舊兵安置在那裏從事生產，使他們生活上有所保證，況且這樣集中起來，一旦有事，即可隨時調動。閻錫山與南桂馨還決定，在太原到後套農莊的路上，沿途開設旅棧，安置一些老兵，以作聯絡工作。南桂馨將此決定通過先前下連隊當兵的楊彭齡（字篯甫），轉告給各連營的退伍老兵後，大家都表示讚成。

事情這樣決定後，1911年10月6日（農曆辛亥年八月十五日），閻錫山、南桂馨等借中秋節之機，召集第八十五標第一、二兩營準備退伍的正目王澤山、王致嘉、於鳳山、劉德魁等10餘人，以及兩營營鋪經理和準備退伍的老兵共80餘人，在太原城內察院後德盛園飯店，歃血為盟，宣誓“從事革命，誓不背盟”，一旦遣散命令頒布，即按計劃分頭行動。然而，4天之後，武昌辛亥起義爆發，消息傳到太原，督練公所總辦姚鴻發害怕因裁退老兵引發事變，未敢宣布遣散命令。裁退老兵的問題也就不了了之。雖然如此，但從閻錫山、南桂馨等人所采取的措施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為了積蓄和保存革命力量是盡了很大努力的。老兵們雖未退伍，卻從這場風波中，受到了很大教育，更激發了他們團結一致，同仇敵愾的革命熱情。其中有不少人後來成為了太原辛亥起義的骨幹分子，有的甚至為革命獻出了生命。

閻錫山自留學回國後的這些活動，不但為爾後的太原辛亥起義，在精神和物質上都做了充分的準備，並在這一過程中，逐漸擴大和樹立了他在新軍中的影響，為其在太原首義成功後順利出任都督奠定了基礎，而且，因其對新軍的有力掌握和對軍事鬥爭形勢的準確判斷，使太原辛亥起義部署得當，在付出很小代價的情況下，取得了完全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