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從河邊到東瀛的人生之旅(4)

閻錫山留學日本期間，日本明治維新已經進行了30多年。經過維新，日本積極學習吸收西方國家的先進文明，其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外交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取得了明顯效果，步入了世界列強的行列。在東京振武學校、士官學校學習的閻錫山，周圍的許多新鮮事物，不能不吸引他，因而，他除了功於學習外，對日本社會的現實狀況，也予以了相當的關注，並進行了仔細的觀察。後來，他在追述這段經曆時，曾感慨地說“最使我迄今不忘者兩事：一，無論有人向任何人問路，無不盡客氣告知，甚至送到所詢問之路口；二，有人無論在任何地方遺失東西，定有人想盡方法送還。如無法送還本人，則報告警察收存待尋”。而日本人民的敬軍精神，更使他十分感佩。他說：“我們參加野外實習，晚間有人爭讓我們換衣洗淨熨幹，再換穿。吃飯飲水之後，安頓寢息，問明早起時間預備早餐，並叫起床。一切周到，並在行軍路旁，見老年人拱手低頭，若敬神然，後經詢知，他們腦筋中以為軍人是真正保護人民者”。當時，正值日俄戰爭期間，戰爭結果，日勝俄敗，他對於此，認為這是由於“日本維新，以發揚武士道，提高軍人精神為其主要目標”（《閻錫山年譜》（一），第25—26頁）。其實，日本明治維新，並非完全是以提高軍人精神，崇尚武力建立軍事強國為主要目標。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增強國民教育，拓展海外市場，也是維新的主要內容。閻錫山這樣講，說明他當時對於日本的軍國主義是十分崇尚的，而這也許是他從日中兩國強烈反差的比較中，對清政府頑固保守，軍備鬆弛，致使國家落後挨打的一種反思吧。這也是他於辛亥革命前任山西陸軍學校教官時建議改行征兵製，執政山西後，又編寫《軍國主義譚》，大力宣揚軍國主義，主張“政府政策是軍國政策，人民教育是軍國教育，社會組織是軍國組織”的重要原因（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頁，以下隻注書名、頁碼）。

在日本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接受和明治維新後日本社會所表現出的一派振興氣象，使閻錫山不斷堅定了推翻清政府反動統治，振興中國的信念。而在士官學校畢業返國途中，路經朝鮮時的見聞，更深深地觸動了他，刺激了他，感到了國破家亡的悲慘。朝鮮當時已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閻錫山經過漢城時，偶見朝鮮人即是其高級官員，往來官署，多順著牆根而行，並且不時地向後窺視，其狀如鼠之畏貓。日本人上下馬車則以朝鮮人代足凳。及至住進旅館後，有朝鮮籍的記者來訪，當知道閻錫山是中國人時，欲言又止，含淚而出。到了平壤，看見一座嶄新的大樓，方知是妓女學校。因而他“深感亡國之民，其生命、財產、人格及廉恥，均不得自保”。淪為亡國奴的朝鮮人的如此遭遇，不能不使閻錫山觸景生情，因為中國自清末以來就屢遭列強欺淩，甲午戰爭的慘敗，八國聯軍在北京的燒殺，種種不平等條約的割地賠款，照此下去，中國將會國將不國，步朝鮮的後塵。因而，他發出如此感歎，並且，這也更加激勵了他奮發圖強，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決心。辛亥革命後，他提出的“亡國之民不如喪家之狗”，“救國要在國未亡之前努力”等口號，以作警示（《閻錫山年譜》（一），第27頁）。

在日本的留學生活，很快就結束了。這5年，對於閻錫山確實非同尋常。從其登上赴日輪船的最初感受，到抵達日本後所看到的種種振興之象，再到途徑朝鮮時的見聞，這一切都給他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雖然他是在校學生，無暇更多地去接觸社會，也不可能對其所見所聞產生的原因深入研究，然而，他從這些新與舊、先進與落後事物的對比中，卻領悟到了不少道理，盡管其中的一些認識還是片麵的，膚淺的，但其傾向卻是向上的、進步的。並且正是由於有了這些感性認識，使他更容易地排斥保皇派的種種謬論，而接受資產階級的革命理論，進而加入資產階級的革命政黨，積極進行革命的初步實踐和鍛煉。因此，閻錫山留學日本五年的最大收獲，可以說，不在現代軍事知識和軍事理論的增長與提高，而是其在思想觀念、人生價值取向的變化上，在革命道路上的成長與進步上。

對於閻錫山在日本的表現，也有另一些說法，如：“閻錫山當初加入同盟會的動機就嚴重不純，他一貫偽裝、善變，是在進行政治投機活動”，就是一個突出的觀點。然而，它卻沒有確鑿的，令人信服的論據。倒是從同盟會當時所處的不利環境，及其凶吉未卜的前景，閻錫山臨危不懼，勇敢闖關，以及他在家鄉的積極活動等事實上，有力地否定了加在閻錫山頭上的這些不實之詞。而更能否定這一觀點的，則是閻錫山返國後，對新軍的積極運動和對武昌辛亥首義的極力響應。不可否認，辛亥革命後，特別是1927年以後，閻錫山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某個時期確實有著一些消極乃至反動的舉措，但就其在日本留學這一時期的種種表現，還是應當予以肯定的。

3、幾經努力，閻錫山升任新軍標統，他利用職務之便，積聚革命力量

1909年4月，閻錫山這批留日學生返回國內。

當初，清政府選派他們赴日留學深造，就是為了給新軍培養中高級軍官的，所以，閻錫山等回到山西後，都被山西當局在軍界委以相當的職務。閻錫山被安排充任了山西陸軍小學堂（1906年由山西武備學校改名）的教官。溫壽泉當了山西大學堂的兵學教官，張瑜、黃國梁、姚以價、馬開鬆、李大魁等同盟會員則被分配在山西陸軍督練公所任教練員。據說，閻錫山回國後，打聽到時任山西新軍協統的姚鴻發之父姚錫光為清廷陸軍部侍郎，為使自己回山西後能有個靠山，他便繞道北京，專門拜謁了姚錫光，姚對他挺賞識，並寫信給其子，要他對閻錫山予以照顧。閻錫山回到山西後，能被安排到陸軍小學堂任職，是否與此事有關，尚無實據可查，但卻可以說明，閻錫山一回國便為自己能擠身軍界而開始了積極的活動。由於閻錫山教學有方，恪盡職守，不僅得到了學生們的愛戴和同僚們的尊重，而且也受到了他的頂頭上司姚鴻發的賞識。三個月後即升任山西陸軍小學堂監督（校長），閻錫山遂趁機與姚鴻發主動靠近，以取得他的信任。

與此同時，閻錫山還利用他父親的關係，加緊了與山西省谘議局議長梁善濟的聯絡。梁善濟是山西崞縣人，翰林出身，是山西立憲派的首腦人物。他與時任山西巡撫丁寶銓的關係十分密切。為了靠攏梁善濟，閻錫山又與梁的秘書定襄人邢殿元結為“金蘭之交”，有了這層關係，邢常在梁麵前褒揚閻錫山，逐漸取得梁善濟的好感，並且通過梁，又取得了丁寶銓的信任，從而為他自己在山西軍界的升遷打下了一定基礎。

1909年11月，清廷為了鑒定閻錫山這批留日學生的學習成績，由陸軍部召集從日本歸國的在各省服務的士官生，在北京舉行會試。會試的結果，閻錫山名列上榜，被賞予步兵科舉人，並授給協軍校軍銜。與他一同會試的溫壽泉名列優等，賞給炮兵科舉人，並授協軍校銜；黃國梁、姚以價、喬煦、馬開鬆、顧祥麟、武滋榮、王寶善、張維清、焦純禮等，被分別賞給步兵、，馬兵、輜重兵科舉人，並授予協軍校軍銜（《並州官報》1909年12月3日，第109號）。清政府推行新政廢除科舉後，又賞予這些人舉人的名分，隻是給他們的一種恩典，其舉人身份與通過八股考試取得的舉人並不相同。會試後，清廷陸軍部即發出指示：新軍協統以下軍官須以留日學生或帶過新軍者充任。這就為閻錫山這批學生擔任山西新軍領導職務提供了機會。不久，黃國梁、閻錫山分任山西新軍第四十三協所屬之第一、第二標（後改為第八十五標、第八十六標）教練官（相當於副團級）。溫壽泉被委任為督練公所督辦兼陸軍小學堂監督。閻錫山等同盟會員掌握軍權的計劃，邁出了第一步。

對於閻錫山從日本回國後，靠近姚鴻發父子以及議長梁善濟等權貴的活動，曾有論者說是他“走上層路線”，是為了自己的飛黃騰達，似乎他完全是出於利己的目的。不可否認，在封建社會裏，絕大多數十年寒窗苦讀的士子，都在追求著自己仕途的發展。閻錫山也不可能超然其外。但從閻錫山的一些表現來看，他主要的目的，還在於立足軍界，掌握軍權，以實現孫中山在東京再三囑咐的“以圖大舉”，即發動革命，推翻清政府統治這一遠大目標的。有一個事實可說明，即當閻錫山出任第八十六標教練官不久，與閻錫山交情甚篤的姚鴻發被調到山西督練公所當了總辦，總管全省兵事。姚鴻發出於對閻錫山的愛慕，想讓其出任協統一職。據閻錫山回憶說，姚曾告他，姚“已與北京方麵洽妥，使我出五千兩銀子，協統遺缺由我升任。因其父為陸軍部侍郎（次長），向主管人員說此事，甚有把握。丁巡撫梁局長亦皆勸我出此，我則以革命工作，貴在下層，若離開下層，即不易組織革命力量，掌握革命行動，遂婉拒謝之”（《閻錫山年譜》（一），第34頁）。從閻錫山與姚鴻發的關係上來看，姚鴻發確實想抬舉閻錫山，並且也完全可以辦成此事。而閻錫山後麵的那幾句話也並非自褒，因為，後來的事實說明，他確實是這樣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