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從河邊到東瀛的人生之旅(3)

光緒三十年，清廷第六次選派留日學生，當年，清廷令山西巡撫張曾敭考選送日本學習陸軍生20名，其中3名由中央公費派送，17名由山西省財政支給。山西武備學堂經過篩選，閻錫山、姚以價、張維清三人獲北京政府公費，由此可見閻錫山在校期間的表現確實不錯。黃國梁、溫壽泉、張瑜、喬煦、榮福桐、焦崇禮、王寶喜、金鳳巢、吳友鬆、武滋榮、馬開鬆、顧祥麟等17人，由山西省出資。閻錫山、張瑜、黃國梁這三個當初在太原“裕盛店”換帖結拜的弟兄，全都入選，並且這20名學生中，很大部分後來都成了山西同盟會的骨幹和辛亥太原首義的中堅。第六批赴日留學生共260餘人，超過了前五批之總和，從這裏不難看出，清政府在培養中高級軍官上所下的工夫了。

然而，清政府對一批批留日學生總是放心不下，千叮嚀萬囑咐要他們專心學習，循規蹈矩，將來報效朝廷。這是因為清政府雖然於1901年搞起了“維新新政”，但是，由於庚子之後，人民群眾抗捐抗稅，反賠款、反洋教的鬥爭此起彼伏，連續不斷，呈日益興起之勢。與此同時，隨著資產階級的不斷發展，一些革命的先行者為了救國救民，不但在思想上進行著積極的求索，而且還建立了反清的組織。早在1894年，孫中山便在檀香山成立了“興中會”，提出了“振興中華”的響亮口號。在入會誓詞中，又將“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作為奮鬥目標。興中會成立後，雖然舉行的多次武裝起義被殘酷地鎮壓了下去，但其所形成的三民主義思想，及其革命舉動，卻在國內引起了很大震動，使不少人“對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共鳴”，“贏得了社會上相當一部分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戴逸主編：《中國近代史通鑒》（辛亥革命卷），紅旗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7—10頁）。

正因為如此，所以，清政府對這第六批留日的學生，也同以往一樣，要訓示一番。閻錫山他們從太原動身之前，山西巡撫張曾敭、布政使、按察使、提學使、道台，所謂的五大憲（撫台、藩台、臬台、學台、道台），就先後對他們諄諄告誡：朝廷資送遊學日本，應各專心學習，以圖將來報效，萬不可接近革命黨人，聽信邪說，誤入歧途，並對孫中山妄加詆毀，等等。

山西的這批留學生，由候補知事吳春康帶領，於7月先到北京集中，閻錫山等人在北京住了近一個月，其間，又有兵部侍郎姚錫光（時任山西新軍第四十三協協統姚鴻發之父）的訓示，及至全國各地學生會齊後，即在天津乘坐日本輪船前往日本。

這是閻錫山第一次走出國門，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走出國門。

輪船乘風破浪向日本進發。閻錫山和幾個同學在甲板上憑欄眺望，遼闊無垠的大海與碧藍的天空仿佛連接在一起，海天一色。一群海鷗歡快地鳴叫著上下翻飛，追逐著船尾翻起的浪花。這對於從未見過大海的閻錫山而言，感到一切都是那樣的陌生新鮮，又是那樣地讓人激動和愜意。更令閻錫山驚奇的是，船艙裏的走廊、扶梯和房間裏都是那樣的幹淨整潔，員工雖少，但個個盡職盡責，對乘客謙和有禮，服務十分周到。而他在國內所見到的則是“做甚的不務甚”，態度傲慢無禮，人多而事廢，這一對比，使他初步看到了落後與先進的差距。到日本後，耳聞目睹的許多事情，在令閻錫山感到新奇的同時，又不由思索著久縈於心頭的一個問題：日本何以國小而強？中國何以國大人多而弱？而當年日俄戰爭爆發後，戰勝國日本又將其勢力伸入中國東三省的事實，更使他感到無比憤慨，不但認為，康梁的保皇黨根本救不了中國，而且進一步看到了清朝政府的無能（《閻錫山年譜》（一），第15—16頁）。雖然初入日本的閻錫山對清廷官員出發前對他們的訓誡，仍言猶在耳，但是，這卻不失為閻錫山對清政府產生不滿的反映，也是他與之發生離心離德的開端。閻錫山的這些思想，並非閻錫山一人所有，可以說是當時許多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的共同心聲。而這種初步的反叛，既是中國黑暗的嚴峻社會現實使然，也是他們在日本受各種新事物強烈刺激的結果，是新與舊、先進與落後兩種事物碰撞後，在其思想上迸發出的火花。

閻錫山這批留學生到日本後，像前五批學生一樣，也是先在東京振武學校學習。振武學校是日本士官預備學校，它原來的校名叫成城中學，由於自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專辦訓練中國陸軍學生，所以改名為振武學校。在這裏，中國留學生要學習3年（其中包括1年實習），畢業後，才能正式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閻錫山入振武學校後，主要學習日語和近代科學知識。1906年秋季入日本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聯隊實習1年，1907年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學習。1909年畢業返國。

對於閻錫山來說，從1904年到1909年，這五年的留學生活，確實非同一般，可以說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轉折。就在閻錫山進入東京振武學校的第二年，即1905年8月，由法國返抵日本的孫中山，在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先後參加同盟會的有中國17省的留學生及華僑數百人。在此前後，孫中山曾多次在中國留學生和華僑的集會上發表演講。針對康、梁保皇派的種種謬論，進行了尖銳而深刻的批駁。閻錫山曾聽過孫中山的幾次演講，對其中的許多道理，他都深以為然。他在多年後憶及此事時，曾說過：“孫先生指出中國積弱之原因，在中國傾於保守，故讓西人獨步。中國從前之不變，因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以為我中國人文明極盛，如斯已足”。“由此可以說明政治不可失時，若不能適合時代的需要，一定要為時代所拋棄。清未不到百年之間，中國與世界交通，事事相形見拙，國勢日衰，成為列強瓜分之對象。應改革而不改革，能進步而不進步，使愛國之士，鹹認滿清政府為亡國的因素，救國的障礙，以致國人的目標，全集中於推翻滿清政府，即其所培養之人才，皆變成推倒其自身之力量”（《閻錫山年譜》（一），第18—19頁）。正是有了這樣的思想基礎，所以，在當年的10月，經穀思慎（字仲言，山西神池縣人，山西省最早的同盟會員）介紹，閻錫山由同盟會的重要領袖黃興主盟，參加了同盟會，當場宣誓表示奉行同盟會“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之後不久，閻錫山又介紹康佩珩、趙之成、徐翰文和趙戴文這4個五台老鄉參加了同盟會。

加入同盟會的閻錫山，多次前往居住於東京的孫中山寓所，拜謁請教孫中山。他對孫中山要以三民主義救中國，認為將“政治革命”同“民族革命”並行，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之時須同時改革社會經濟形態的主張，極表讚同。其中，他還聆聽了孫中山有關“平均地權”的解說，並與孫中山就此問題進行了探索。閻錫山後來回憶說：加盟誓言第四句“平均地權”，我當時對其意義不甚了解，曾向孫總理請教。總理說：“平均地權的‘權’字，不是說量，也不是說質，既非指地畝多少，也非指地質好壞，是說一種時效價值”。但自己還不明白，於是孫中山給他舉例說：“如紐約原來是大沙灘，可說不值一錢，現在繁華起來，一方尺即值銀七百兩”。他問美國也是用銀子，論兩數？孫中山說：“不是，美國的貨幣叫‘套如’（DOLLAR）。一套如差不多等於一兩銀子，我說七百套如，怕不懂得，所以我說七百兩銀子”。閻問“所謂‘平均地權’，就是平這原來不值一文而漲到七百兩的地價麽？”孫中山笑了笑說：“你對了”。又告訴閻錫山說：“原來一文不值，今天漲到七百兩，不是人力所為，也不是進化所予，純是國家經營所提高，所以不應讓地主所有，應歸國家所有”，“因此，我認為應該實行平均地權”。無論商埠碼頭，普通都市，“凡有此種事實者，均應如此”，閻問：“耕作地是否亦應如此？”孫中山回答說：“耕作地，因國家經營，提高地價之事實甚少”，閻錫山便問：“因人力改良而增漲之地價，可否歸國家所有？”孫中山答曰：“不可。因人力改良者，應歸出力者享有”。這次談話，持續了約半個小時，其間，孫中山曾不下十次地問閻錫山“你明白了嗎”？“孫中山的諄諄誨人，親切態度，至今述之，尤覺敬佩不置”（《閻錫山年譜》（一），第19—20頁）。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主張和平均地權的理論，對閻錫山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他從思想上逐漸清楚了中國落後挨打的原因所在，以及推翻清朝反動統治，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方向和途徑。如果說，他先前還隻是憑著一腔熱情在組織上加入了革命黨的話，那麽，經過孫中山這些革命理論的啟發教育，他已經在思想上也加入了革命黨了。

正因為如此，所以，他能夠服從同盟會的指揮，積極完成組織交給自己的任務。1906年暑期，他請假回國探親，趙戴文與之同行。臨出發前，同盟會總部指示他返晉後，秘密考察雁門關和五台山一帶形勢，並擬在五台山建立革命根據地。鑒於過去留日學生中的革命黨人返國後，屢遭清廷殺害，為防不測，閻錫山與趙戴文二人還各攜帶了一枚小型炸彈。這樣，過海關時就十分危險。船抵上海，在過海關時，閻錫山讓趙戴文把那枚炸彈交給他，並且在入關檢查時，閻錫山讓趙戴文走在前麵，他自己則跟隨其後。趙戴文不解，爭著要閻錫山前行，自己斷後，閻錫山則對他說，我站在後麵，畏畏縮縮，好象害怕檢查，容易讓人注意，一旦被檢查出來，我一個人頂著。果如閻錫山所料，海關檢查，對走在前麵的人檢查時就不像對後麵的人那樣仔細，結果二人得以順利過關。過關後，閻錫山有些自負地對趙戴文說：“事到危難宜放膽，愈危難，愈不可畏縮，畏縮反易被人生疑”。這話裏雖然有些自褒的味道，卻也反映了閻錫山的膽識。

閻錫山返鄉後，見到了闊別兩年的父母和祖父以及妻子。在河邊村的五天時間裏，利用種種機會，向親友和同學揭露清政府的腐朽無能和賣國行為。並與趙戴文到五台縣城、五台山上，向同學、教師以及僧人宣傳革命。在家鄉前後呆了三個月，於秋季返回日本。對閻錫山而言，這次返晉，確實經受了一次鍛煉，並且通過接觸社會，更感到發動革命，絕非易事，從而使他認識到進行革命必須經過長期的準備和各方麵的努力。

1907年秋，閻錫山經過在弘前步兵三十一聯隊一年的實習，結業後轉入東京士官學校。與其同時轉入該校的還有黃國梁、張瑜、喬煦、姚以價，他們被分配在步兵科；溫壽泉轉入後分配在炮兵科。士官學校不像振武學堂那樣，是專為中國留學生所設，而是日中兩國學生同校。但中國學生不與日本學生同住宿舍，並且有些秘密課程，也不願中國學生學得，上課亦多各在一堂。可見列強對落後國家總是歧視的，他們對落後國家的幫助，也總是有所保留的。閻錫山這六期士官生們，其隊長是岡村寧茨，教官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是閻錫山的同學。閻錫山與他們的關係都甚為密切，而這些人，後來都成為侵華日軍的首腦。

在士官學校，閻錫山加入了“鐵血丈夫團”。孫中山和同盟會總部所以要建立這樣一個純軍事幹部組織，是因為留日學軍事的學生回國後將成為清政府新軍的骨幹，如果同盟會能將一批同盟會中的積極分子發展到這個組織裏，那麽，對於將來掌握新軍，領導革命起義，則會發揮巨大的作用。從這個組織的名稱上來看，鐵與血是戰爭與革命的象征，而所謂“丈夫”即取自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曲，此謂之大丈夫”。因而建立這樣一個組織是有其深刻的內涵和重要的戰略意義的。“鐵血丈夫團”團員共有28人，山西籍的有4人，即閻錫山、溫壽泉、張瑜、喬煦；湖南的有程潛、仇亮；湖北的有孔庚、朱綬光、何成浚、李書城；雲南的有唐繼堯、羅佩全；江西的有李烈鈞；陝西的有張鳳翽、張益謙；四川的有尹昌衡；浙江的有黃郛；河南的有楊增蔚；直隸的有何子奇。這些人畢業返國後，在運動新軍，發動革命，組織辛亥起義中，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閻錫山留學日本期間，在加入革命組織，不斷吸取革命道理的同時，還刻苦學習，深入觀察日本社會現實。

經過在振武學校兩年的學習和在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聯隊一年的實習，閻錫山對現代軍事知識和軍事理論已經有了相當的掌握。他在廣泛涉獵與潛心研究兵書的基礎上，對於將來革命軍事的如何進行，給予了更多的關注。為此，還在實習期間，他就曾編寫了兩本軍事教義，一本是關於改善軍隊編製的《革命軍操典》，一本是側重夜戰的《革命軍戰法》。轉入士官學校後，閑暇之時，則常與李烈鈞、唐繼堯、朱綬光、李根源等人，分析時事，研究軍事，探討革命。對於學校的課程則不甚在意，由於對數學一科學習的放鬆，有時考試僅得及格分數。

閻錫山對於自己寫的這兩本教義，自認為很有價值，並想將之付諸實施。正好1907年春，廣東欽州三那地方民眾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抗捐抗稅運動。在孫中山的支持下，群眾隊伍曾一度攻入欽州城。閻錫山從上海報紙刊登的消息中得知此事後，非常興奮，很想回國參加，將其已經脫稿的《革命軍戰法》借機付諸實踐。為此，他向聯隊正式提出退學申請，由於聯隊沒有批準，再加上從報刊上得到消息說欽州已被清軍收複，因而，他隻好繼續學習。並且他在後來論及此事時，覺得自己“當時的舉措未免衝動”（《山西文史精選》（1）——《晉省辛亥革命親曆記》第36頁）。此舉雖未成行，但從中卻可以看出，閻錫山對革命黨是忠誠的，對革命是熱衷的，同時，也反映了他是重視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的。他這種注重實踐、注重實際的思想，對他後來的活動發生了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