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從河邊到東瀛的人生之旅(2)

這年臘月，閻錫山依父母之命，與五台縣大建安村望族徐一敬的大女兒徐竹青（字友梅）結婚。徐竹青與閻錫山同年同月生，隻不過比閻錫山小了20天，閻錫山是農曆九月初八日生，徐竹青是九月二十八日生。做這樁親事的媒人是徐竹青的堂姑徐該齡。她的丈夫是閻錫山的族兄閻錫祚。這徐一敬兄弟6人，是個大家族。家有良田上百畝，還開有1個經營煤炭的“店”，可說是家道殷富。徐氏兄弟多受過良好的教育，為人處事頗有分寸，在村裏很受人尊重，是一家耕讀門第。在當時很講究門當戶對的社會裏，這樣的大家閨秀能嫁給閻錫山，一方麵說明閻家經濟狀況良好，另一方麵也說明閻家為人確實不錯，不然的話，作為堂姑又對閻家熟悉的徐該齡，是不會來作這個月下老人的。再從晉北一帶的婚嫁習俗來看，一般情況下，多數男子是20歲左右結婚，若家境貧寒者，要到20大幾歲，甚至有的一輩子打光棍。而閻錫山才15歲便結了婚，這也反映了閻書堂經商賺了錢，家境更為富裕。

然而，好景不長，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閻書堂開的“吉慶長”破產倒閉。破產的原因，有些論者說是“打虎”生意失敗，其實不然。因為“打虎”生意失敗，主要是指在搞買空賣空的金融投機生意時，因對市場行情掌握不準下注失誤，導致虧賠，如若下注過大，則會破產。而從吉慶長的倒閉來看，它主要是因為銀根緊缺，發生擠兌造成的。這是由於庚子之變，京莊兌來款項被阻，使各地票號錢莊處於困境，五台縣雖地處偏僻，也受此影響。而閻書堂在其生意興旺之時，忘乎所以，所發的錢帖子數量大大增加，因此當京莊兌來款項受阻而引起擠兌風潮時，他原先發行的錢帖子便很難全部兌現。起初，閻書堂為了維持其錢莊信譽，還拆東補西，勉強支撐，後來銀根越來越緊，再無可兌之銀，隻好賣掉店鋪裏的雜貨和一些田地，但杯水車薪，仍無濟於事，最後還欠一屁股債。於是隻好上起門板，與倆夥計一起躲走。幸好，在閻書堂最困難時，其好友曲長和借給他二百吊錢，才保留下幾畝地和幾間房屋。所欠債務有的說是二千吊（《閻錫山與家鄉》（《山西文史資料》第67輯）第6頁），而據閻錫山所說，“年終結算，虧累約合銀六、七千兩之譜”。（台灣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一），簡稱《閻錫山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初版，第12頁。以下隻注書名簡稱和頁碼）。無論所欠債務的數字有多大差距，但從中可以清楚為數確實不少，否則，是不會不顧後果關門逃生的。因此，吉慶長的破產是因擠兌所至，而非“打虎”失敗。

不管怎樣，吉慶長是倒閉了。這對於閻錫山一家來說，無疑是災難性的打擊。錢莊的現銀全部折進去不說，還將部分房屋土地出賣，動了老底，就這仍負債累累。為了躲避債主的催逼討要，閻書堂父子不得不逃回本村。逼債討債的一幕幕場景，給閻錫山以極大刺激，因此，他執政山西後，曾反複講過，除非萬般無奈，能不借債就不借債。閻書堂回村後，一籌莫展，每天到曲成喜開設的“金泰昌”商號裏閑坐，以打發時光，有時也幫著掌櫃的幹點零活。而閻錫山，由於家道的急劇敗落，不僅結束了以往那種衣食不愁，無憂無慮的好日子，而且為了多少貼補點家用，不得不做起賣餅子的小生意。可他礙於麵子卻又不在街麵人多的地方擺攤，大聲吆喝著賣，而是提著個盒子，在村子裏走街串巷，碰上人小聲問“買餅子嗎？”，於是人們又給他編排了一句俏皮話，“萬喜子賣餅子—不敢吆喝”。但是，就連做這點小生意也不得安寧，這一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倉皇出逃，要路經山西大同、太原，前往西安，德隊尋蹤尾追，帝後忙命甘肅的馬玉昆、董福祥率部駐防於五台山龍泉關一帶，以防不測。駐軍的糧秣等供給和一應差事，自然要由當地百姓承擔。閻錫山曾被派去支差，給清軍擔水切草，喂馬遛馬，經常挨打受罵，吃了不少苦頭。

對於閻錫山在清軍駐防時的表現，另有一種說法，即當聞知馬、董二部開赴龍泉關“將由太原忻州路經河邊村”時，被村中推為永和堡糾首（略同村治保委員會委員）的閻錫山“與各糾首長者會談，慮有滋擾事端，且防土劣乘機竊發，為害地方。眾慮花費無著，先生乃私取陳太夫人首飾當出，用以糾合壯丁，略組訓，持刀矛土槍農具以自衛，本村及鄰村賴以未受大害”（《閻錫山年譜》（一），第12頁）。閻錫山被推為永和堡的糾首，倒有可能是真的，但後麵的說法就有些為尊者諡美之嫌了。清軍軍紀的敗壞和對地方的勒索攤牌等等擾害，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因此，為了防止駐軍滋擾以及地方上地痞流氓的乘機胡作非為，河邊村組織青壯年，加強自衛，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閻錫山作為糾首，提出這樣的建議也在情理之中，但將他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說到這種程度，就有些誇大其詞了。而閻錫山給駐軍支差受苦，則是不可避免的，當時這是官差，任何人不敢不應。它與組織自衛是兩嗎事。至於他私取繼母的首飾出當，以作組織訓練青壯年的費用一說，更屬不實。實際上，閻錫山“私取”其繼母的銀手鐲，是因為吉慶長倒閉後，迫於無奈，在外出躲債時拿的，說得難聽一些，也就是偷的。這事，閻錫山也自覺無理，1917年，他當上山西省長後，一次回家，曾向其繼母承認了此事，不但陪情道歉，還拿出一副黃燦燦的金手鐲，親自給繼母戴在手腕上。繼母則笑嘻嘻地說：“我早知道，隻是不和人說，怕丟了你的人。陳家營你外祖母幾次問我，我都說放在箱子裏”（《閻錫山與家鄉》，（《山西文史資料》第67輯，第44頁）。

轉眼間，年關臨近，一些債主趕到河邊村來向閻書堂討債，有的還雇了打手。閻書堂白天躲在朋友家，不敢出來，晚上才出來向人求情，好不容易熬到過年。過年之後，閻書堂父子二人眼看著在村裏呆不下去了，便決定南下太原，另謀出路。閻錫山受其父支使，先到陳家營的堂舅那裏借路費，被堂舅數落了一頓，閻錫山一氣之下，扭頭便走。接著他又去宏道鎮上向在那裏做買賣的叔父閻書典借錢，豈料叔父不僅不借，反而說什幺“好漢做事好漢當，自己跌倒自己爬，你們商號賠塌了，還想把我也累倒呀”！閻錫山碰壁後，又找到也在宏道鎮一家店鋪裏當店員的本家叔叔閻書康，閻書康聽說他父子倆借錢是為了外出躲債，就十分痛快地拿出僅有的幾個錢來，遞給閻錫山，還再三囑咐說：“回去趕緊叫你父親往省裏跑，不要走大路，要繞河北（滹沱河以北）各村走，不要叫人家攆上”。閻錫山返回家中後，又悄悄拿了他繼母的一副銀鐲子，加上他嶽父徐一敬資助的一些錢和妻子徐竹青積攢的一點私房錢，連夜與父親閻書堂動身出發。到天亮走到南作口村時，正好趕上去太原拉廢紙的蔣村人薄吉福，因為是空車，閻書堂便央告說想搭車，薄吉福很痛快地答應了。到達忻州後，閻書堂怕倆人在太原開銷大，便把閻錫山留在了“成鈺東”藥鋪。成鈺東藥鋪的掌櫃過去曾與閻書堂有交往，於是讓閻錫山先住下，在店裏幫忙。閻書堂安頓好後便一個人下了太原，不久，經過同鄉介紹，與人合夥包攬土木工程，過了一段時間，又在巡撫衙門“稿房”（負責管理收發公文）裏找了個閑雜差事。生活有些著落後，才把閻錫山叫到太原。從此閻錫山離開了他生活過十幾年的故鄉河邊村，踏上了他人生的新的旅途。

2、考取武備學堂，東渡留學日本，改變了閻錫山的人生命運

義和團運動失敗後，清政府迫於內外壓力，於1901年開始，在較大範圍內搞起了“維新新政”，也就是人們一般所說的“清末新政”。“新政”包括官製、經濟、教育、軍事、司法、文化習俗等方麵的改革，如在軍事上就有裁汰製兵練勇，編練新軍巡警等內容；在教育上則決定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堂，獎勵遊學即出國留學等。

山西巡撫岑春煊，遵奉朝廷的旨意，於1902年成立了山西大學堂。其後又陸續成立了山西農林學堂、山西法政學堂等，並且恢複了山西武備學堂。說是恢複，因為在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九月，時任山西巡撫的胡聘之就奏請設置山西武備學堂，後因“戊戌變法”失敗而停辦。這次岑春煊借推行新政之風，奏請朝廷批準成立了山西武備學堂，（光緒三十二年改設為山西陸軍小學堂）。這所學堂以培養下級軍官為主，學製3年，課程以軍事知識為主。武備學堂一經成立，便發出告示，讓人們報名參加考試。

閻錫山見到這個告示後，便想報名考試。可是閻書堂不同意，他考慮的是好不容易在太原給閻錫山找了個差事，隻要好好幹下去，總會有點出息。這樣不僅能養家糊口，而且也好攢點錢給人家還債。但閻錫山卻堅持要考武備學堂，他對父親說：凡是從事農工商賈的人，操心勞力，辛苦所得，到頭來頂多也隻是“家室之謀，鍾釜之計”，況且經商很難成功，而易致敗。父親您倒是知能挺高，可是也往往遭到挫折，我不如您，那還有什麽希望呢？我想“有為於時，有益於世，若不繼續讀書，多求知識，無以白了，別的就更談不上了”（《閻錫山年譜》（一），第13頁）。閻書堂經兒子這麽一說，覺得倒也不無道理，同時也知道了兒子並非窩囊之輩，而是有其誌向的，於是便同意了閻錫山的請求。讓他報考武備學堂。閻錫山十分高興，與他到太原後在“裕盛店”當小夥計時結拜為把兄弟的黃國梁、張瑜倆人一商量，這倆人也要同他一起報考。

這武備學堂由於是培養下級軍官的軍事學校，對報考的學生，要求標準也不甚嚴格，隻要體格強健，通曉文字也就可以。況且是初次招生，考試題目也沒有走上規範，隻是由主考官想個題目，呈報巡撫批準即可，所以，考試的結果，閻錫山、黃國梁、張瑜三人均被錄取。這次，共招收了120多名學生，大多數是各縣應試的童生，還有一些秀才。與閻錫山同時考入的，還有溫壽泉、喬煦、姚以價、榮福桐等人。

對於閻錫山的考試，曾有一種說法，說是“閻錫山知道自己隻讀了三年私塾，文化太差，就想請人代考”，他父親想來想去，想到了在山西大學堂念書的趙廉佑。趙是代縣人，閻書堂在五台城做買賣時，曾與趙家有過來往，於是，閻書堂帶著閻錫山前去山西大學堂向趙求告，趙因情麵難卻，答應冒名頂替。考試的題目是“韓信點兵多多益善”。趙廉佑很輕易地就把文章做好，交了上去，結果替閻錫山考取了好成績，並且是名列前茅。這些說法，值得商榷。首先，閻錫山在私塾不是念了3年，而是念了近10年，他入私塾以來，一直勤奮好學，學習成績相當良好，因而，應當是學有所成，他對考試是有一定信心，而勿須旁人代替的。其次，“等到口試時，閻錫山態度謙恭，應若靈便，深得考官的賞識，結果被錄取了”（《閻錫山與家鄉》，《山西文史資料》第67輯，第29—31頁）。這說明，閻錫山還是有實力的。如果他在學業上太差，應答是不可能靈便的，即便是考官讓他複述一下試卷所答，他也不會支應下來的。再就是，閻錫山在武備學堂的三年中，每期各科成績都比較優秀，作文每為同學120人之冠。甚為主持人李廷颺（山西渾源人，進士出身）器重，贈字曰伯川，意在配山而百川匯海，義取高深廣大（《閻錫山年譜長編》（一），第14頁）。從這裏也可看出閻錫山的國學基礎相當紮實。不然，他的各科成績不會優秀，就是原來基礎不好，入學後努力追趕，也不可能有這麽大的進步。因此，說閻錫山被錄取是因旁人替考的結果，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從其在私塾的表現，到被考官賞識，再到主持人的器重，有理由認為，閻錫山考取山西武備學堂，是靠自己努力的結果。

山西武備學堂的開辦，為閻錫山提供了改變自己命運的良機。閻錫山抓住了這個機遇，在其人生的旅途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閻錫山考入的山西武備學堂，名曰新式學堂，其實，仍保留著不少舊的東西，像學生住的宿舍，就分“孝”“悌”“忠”“信”四個齋號。在教學內容上，除了有關軍事科目上引入了西方的一些教材、講義外，在文化課程的學習上，也多是孔孟之道一類的東西。這種現象並非山西一省才有，而是全國也都如此。但是，山西武備學堂畢竟是新式學堂，它又在省城太原，所以，在這裏學生們與外界有了更多的接觸機會，他們不僅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尋覓閱覽到省內國內的一些圖書、報刊，而且，對於不久前中國社會所經曆的變故，像“公車上書”、“變法維新”、“六君子”就義、庚子之變、義和團運動、“君主立憲”等重大事件以及中國社會的現實，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並引發種種議論和見解。這對於像閻錫山這樣從鄉下來的學生們而言，無疑會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新鮮感。同時，在這樣的環境裏，學生們隨著自己見識的增長，在新舊思想觀念接觸、交流、碰撞和相互滲透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會對自己的前程，國家民族的命運，進行著反思和探索。身在其中的閻錫山，自然也不例外。雖然對於他在武備學堂學習期間思想變化的有關史料，還未曾掌握，但從其爾後赴日留學時對清山西當局囑咐所持的態度上，以及赴日途中在輪船上的感歎中，則可以清楚地看出，閻錫山在這一期間的思想的確是有所變化的，他對一些事物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山西武備學堂的學習是緊張的，因為它帶有軍事組織的性質，對學生的要求相當嚴格，每天的活動從軍事上的集合跑步開始，直至晚上熄燈，課本上的灌輸，操場上的訓練，一課接一課。但是，又因為它是官辦的學校，所以，學生們的生活還是比較優裕的。學校除供給學生衣食外，還發給餉銀一兩，實際上是零花錢，這些費用加起來有三兩白銀。每個學生在當時已經頂得上了衙門裏一個小差役的月俸。因而有些學生尤其是一些貧苦人家出身的學生，往往把省下來的餉銀寄回家中，以作貼補。閻錫山每月就給他祖父按時寄去一兩白銀，讓其祖父買些白麵豬肉，加強營養。

在這裏，閻錫山學習相當刻苦，對出操、訓練等軍事科目，十分認真，對教官、督練官也很恭敬，因而頗為老師們喜歡，同學們也願意與他交往，後來還當上了學生班長。正因為如此，所以，一畢業即被清山西當局派出去日本留學深造。

清朝政府為了提高其新軍的素質，可謂不遺餘力，於各省開辦武備學堂，以培養下級軍官的同時，還挑選武備學堂中的一些優秀學生出國深造，以作為將來新軍中的高級軍官。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就已經派出六批學生赴日本學習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