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辛亥風暴中的搏擊(1)

4、事出突然，閻錫山當機立斷，決定提前舉事，響應武昌起義

1911年10月10日（農曆辛亥年八月二十日），湖北武昌的革命黨人發動起義成功。從此拉開了推翻清朝反動統治的序幕。

武昌起義猶如一團烈火，迅速燃遍中華大地。湖南和陝西在同一天首先響應，十幾天後，江西也揭竿而起。

辛亥起義極大地震動了清廷。山西地處京畿，而陝西的起義又從側麵威脅到山西，這就使得清山西當局更為恐慌不安。因此，調任山西巡撫的陸鍾琦（進士出身，順天宛平縣人，前為江蘇布政使）一聽到武昌起義的消息，立即召集督練公所總辦姚鴻發和四十三協協統譚振德以及布政使王慶平、提法使李盛鐸、提學使駱成驤、勸業道王大貞、巡警道連印等高級官員會商對策。而在此之前，陸鍾琦因對同盟會的活動早有所聞，就予作防範，又是修理城牆，又是召見留日學生和到各學堂去視察，並且，以視察新軍為名，統計官兵無辮人數，還著人搜集同盟會會員名單，準備一網打盡（劉存善：《山西辛亥革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頁）。

陸鍾琦等還認為新軍不可靠，為防不測，應該將其調到省城太原以外駐防，立即調回舊軍巡防隊兩旗（每旗300餘人）到太原駐防，守衛巡撫衙門和彈藥庫等要害部門。山西管轄的巡防隊約有6000人左右，分為前、中、後三路，前路駐臨汾，擔任河東及上黨地區各州縣的防務；中路駐大同，擔任韓信嶺以北，外長城以南地區的防務；後路歸綏遠將軍節製，擔任口外各旗的防務。各路巡防隊原則上每路7旗，除此之外，還有太原巡防隊。從地理位置和防區上來看，這調入的兩旗巡防隊，顯然是從中路抽調的，其力量也是相當薄弱的，可是，這兩旗人馬，也未能抵達太原，因為當他們行至忻州時，太原起義已經爆發。

與此同時，陸鍾琦想出了另一對策，就是把他兒子陸光熙（字亮臣）召到太原，讓其聯絡革命黨人，隻所以如此，是因為陸光熙是閻錫山在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他也知道閻錫山是同盟會員，還參加了“鐵血丈夫團”，但他本人的主張與閻不同。陸鍾琦想以這層關係，讓其子勸說閻錫山並了解閻的意圖，這實際上是一種緩兵之計。據閻錫山回憶說：陸亮臣“來並翌晨即訪我談話，見麵即開口說‘我此次來即為與兄研究晉省對武昌事件當如何應付。兄有意見，弟對家父尚可轉移。’我當答‘武昌事件真相，我尚不知，黎元洪究竟係為革命而起義，抑係別有原因，我也不明白，我們談武昌事件，還有點太早’。他繼續說‘我們還可以再觀察幾天，不過我可和兄說，最後需要家父離開時，我也能設法。’我即笑說‘這話說到那裏去了，你今日來，我們更說不到那樣的話了’。他臨行時又和我說：‘過兩天我們是否可以和姚總辦一起談？’我說可以，你通知他，還是我通知？他說‘我通知他吧。’”閻錫山與陸光熙見麵的當天晚上，到督練公所去見總辦姚鴻發，問他亮臣是否來訪過他。姚說來過了，並對閻說他和你談的很好，是否再過幾天共同談談，閻說請總辦決定吧，遂辭出。閻錫山從督練公所回來後，趙戴文忙問他陸公子來究竟做什幺？閻說：“頂好也是想敷衍我們，完成運槍開兵的事，然後靜觀革命形勢的發展，如果革命有過半成功的成分時，擁戴他父親聯合大家，做個突變，與響應武昌起義不會有絲毫實際效用”（《閻錫山年譜》（一），第36、41、42頁）。

閻錫山對陸光熙造訪目的的判斷是對的。陸光熙、姚鴻發一再所說的與他談談，就是想穩住閻錫山等革命黨人，以便實施他們運槍開兵的計劃。即把山西原有的5000支德國造新槍運往河南3000支，並隨帶子彈（其時，已運走一部分）；再就是把同盟會掌握的兩標人馬調出太原，分別開往臨汾與代州，而由巡防隊接替太原防務。這兩項計劃如若實現，將對河南和山西的革命起義造成極大的不利。然而，清山西當局的這個計劃，還是被閻錫山等革命黨人得知了。因為，武昌起義後，早就躍躍欲試的山西革命黨人，不能不密切關注清山西當局的一舉一動，並積極做好響應武昌起義的準備工作。

按照當初同盟會決定的山西革命任務，是“俟革命軍到河南境內時，山西出兵石家莊，接援革命軍北上，此為辛亥革命以前之決策”。所以作出這樣的決策，是因為同盟會因種種關係，分革命任務為江南江北兩部分，中山先生與同誌們研究發動起義地點，都主張應在江南，一方麵江南離北京遠，革命發動後，清軍不易集中反擊；一方麵江南有海口，容易輸入軍用物資和得到外人援助，並且江南的革命潮，也要比江北高。

但是，由於清當局正在加緊實施運槍開兵計劃，迫使山西革命黨人不得不提前舉行起義。而提前起義，勢必要有很大風險，因為武昌起義後，清廷即派陸軍部尚書蔭昌、南洋水師提督薩鎮冰統海陸軍竭力攻之，若山西提前起義，清政府將會為除肘腋之患，而調攻漢之全力，以攻山西。然而，若不提前起義，南方的革命將會受到更大摧殘，如果趁清廷重兵南攻之機，在山西發動起義，也是對南方革命的響應。正是在這種嚴峻的事關大局的形勢下，閻錫山遂當機立斷，決定提前起義。正如他所說：“我未遵照原定計劃等到革命軍到河南，即在武昌起義後，大勢尚未分明，提早在太原起義，此非原定計劃，乃受形勢所迫，使我不得不提早行動”。原來，就在閻錫山從姚鴻發那兒出來後，向督練公所人員打聽，知道運槍與開兵之事，已經決定趕快實行。因此，他從督練公所回來後，正在等他的趙戴文在問完陸光熙來訪的目的後，對於運槍開兵一事，提出建議，說“事既如此急迫，是不是和大家商量個辦法？”閻錫山認為不妥，說“革命是危險事，與大家謀不易成功，反易泄露”（《閻錫山年譜》（一），第41—42頁）。

閻錫山等為了做好提前起義的準備工作，先是對革命黨人能掌握的武裝力量進行了分析。閻錫山認為第八十六標的三個管帶中張瑜、喬煦都是我們的堅強同誌，隻有瑞鏞是個旗人，其餘下級軍官都很可靠，行動的時候，隻要把瑞鏞一人囚禁起來，即無其它顧慮。騎炮營多是老軍人，不讚成，也不會反對。且炮兵中有不少下級軍官和頭目（班長）是我們的同誌，可能控製該營。工輜隊雖不同情，亦不會有劇烈的抵抗，且人數又少，關係不大。需要特別注意的，隻有八十五標，因為標統黃國梁雖然與我私交甚好，但不是同誌，他的3個管帶，白和庵、姚以價、熊國斌亦然，故不能從下邊運用，因為隊官（連長）與頭目之間，我們的同誌還不少。這時，趙戴文又問他：“姚以價不是你的同學嗎？”閻錫山說：“是，但按他的性情，不加逼迫，他不願意冒險，他所以不參加同盟會而參加保皇黨，就是因為不願冒險，不過逼迫的路子還有”（1968年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閻錫山早年回憶錄》，轉引自《山西文史資料》第66、67合輯，第48頁）。

其次，就是盡量拖延兩標新軍調離太原的時間，並研究應變的措施。太原起義的前幾天，即農曆九月初五（10月26日）閻錫山就對從五台會館征詢同盟會員對於起義意見返回的張樹幟說：茲事體大，非賴軍隊不為功，現有時機可乘，撫台陸鍾琦令駐城外八十五標標統黃國梁帶全標往韓信嶺南駐紮，以禦陝省民軍，以此要求儲蓄金及水壺、水碗、毛毯等件。按征兵規則，每兵月有儲金2兩，統計約有兵餉7萬餘兩，現時庫款支拙，斷難如數發給。即開出軍用要品，亦難一時備購，以此借口罷兵不動計。陸撫必以違抗命令論，我等先發製人，乘此即殺八十五標三營惡劣之管帶熊國斌，縱陸撫派我全標軍隊出為攻打，我以同室不操戈為辭，陸撫亦必以違抗命令論。我等乘機複殺本標三營管帶滿虜瑞鏞，令三營兵士勿離原駐地點，各安秩序，一麵令谘議局議長梁君善濟向陸撫呈明兵變情形，逼令陸撫出城，派人護送，或城南小店鎮、或城北陽曲灣，令其暫住，以避危險，俟大局甫定，即護送歸籍。一麵到谘議局大開會議，大舉都督，意不在傷一人，不毀一物，以收文明改革之效果（李茂盛、雒春普、楊建中著：《閻錫山全傳》（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77頁）。

清山西當局為了防止新軍生變，平時是不允許新軍攜帶子彈的，隻有在執行任務時，方發給子彈。有槍無彈，自然難以舉事，因此隻好等待時機。

正當閻錫山等積極籌劃的時候，1911年10月28日（農曆九月初七日）山西巡撫陸鍾琦命令第八十五標先行出發，並且，怕整隊出發，中途有變，反戈回攻太原，因而，令標統黃國梁隻帶先行步隊一隊出發，其它標各營待命出發，但未出發之前，不得發給子彈（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山西文史資料》第2輯，第86頁）。

閻錫山得到這一消息後，“即認為起義的時間，勢不得再緩，遂決趁九月八日（農曆）實行起義”，為此，九月七日，閻錫山派張樹幟去一標運動，“先運動同盟會的下級軍官和頭目，再影響非同盟會員的下級軍官，以下級軍官和頭目帶起軍隊來，逼迫管帶（營長），隻要他們不障礙，就不可毀傷他們”。另一方麵囑咐一標見習軍官高冠南（字麗江，五台人），糾合同誌暗中協助張樹幟，“先從一營入手，因為該營奉命於九月初八出發，出發前一日才發給子彈四萬粒。此時二、三兩營，尚未接到出發命令，未領取子彈”。並且規定了聯絡暗號，若運用好後，即以電話告閻錫山“債討起”，否則告他“債不能討”。張樹幟臨行前，閻錫山還特別告訴他，“你縱然運用不好，也不可離開一標的隊伍，如二標發動時，你在一標能拉多少算多少，至少要糾合我們的同誌，帶隊響應”（《閻錫山年譜》（一），第36—38頁）。

閻錫山這樣重視一標即第八十五標的兵運工作，是因為該標標統是黃國梁。黃國梁雖然與閻錫山是結拜弟兄，又同時留學日本，關係甚為密切，但他本人卻不是同盟會員，隻是革命的同情者，而南桂馨雖是同盟會員，在一標卻屈居黃國梁之下。而一標又是首先接到命令要開拔的新軍，隻有把一標的工作做好了，屆時，兩標新軍才能協調行動，形成合力，獲得起義成功，否則，即使閻錫山的二標再行努力，也隻會成為孤軍作戰，如若一標為反動軍官所掌握，再向二標發起平叛圍剿，那事情將會變得更糟。從這裏可以看出，閻錫山對於提前舉事的計劃，並非顧此失彼，而是有其全盤考慮的。

事實上也證明了閻錫山對一標的積極工作是非常有價值的。首先南桂馨將起義的決定傳達給一標二營前隊隊管王嗣昌、二營右隊三棚正兵楊彭齡後，楊彭齡找到省城警界緝探隊隊管李成林，要他“在29日早上六點鍾前，務必把新南門打開，起義軍進城時，不要讓他的部下和起義軍發生衝突”（郭登瀛：《參加起義先鋒隊的回憶》，《山西文史資料》第29輯），這就為起義軍順利進城鋪平了道路。其次，通過張樹幟對一標一營各級軍官的工作，使他們打消了軍隊南下後借用哥老會的力量反攻太原的想法，擁護在省城舉事的計劃，並且，“又會本營士兵，持槍站隊領取子彈，一呼百應，蜂擁齊集，士兵要求速發子彈，官長言子彈庫汝等所知，可自行去取，遂一擁而入，任意攜帶”。同時在完全爭取到一營後，經過工作，二營各隊官也“鹹謂吾輩素有此意，豈肯讓人先我著鞭，卒至自失價值，遂報告本營管帶姚以價，以價立表同情”。再次，確定了一標起義部隊的指揮及其部署。姚以價不但表示同情革命，而且“願自任司令事”，並當即下令該營，“前左二隊攻撫署，右後二隊守軍裝庫，一營右後二隊派苗文華率領攻滿營”（張樹幟：《山西辛亥革命起義日記》，《山西文史資料》第19輯，第87—88頁）。

不僅如此，就在當天下午，閻錫山、張瑜、溫壽泉、喬煦、黃國梁、南桂馨等人，又在黃國梁家中開會計議起義辦法，隻所以要在黃國梁家商議這等大事，也是閻錫山等人對黃國梁的主動爭取。會上，南桂馨提議：“我軍開到河岸後，聯合陝軍，反攻運城、臨汾、太原”。而閻錫山、黃國梁、溫壽泉等“均主張在省起義，即是首府革命，影響極大，最好明早一、二營領到子彈，及時發動”（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山西文史資料》第2輯，第86頁）。

會議結束後，閻錫山又召集二標中下級軍官11人在他家中開會。他首先問大家：“我們是遵命開，還是起義？”大家同聲說：“我們應該起義”。閻又問大家：“一標不同情怎幺辦？騎炮營有沒有辦法？”大家說：“炮兵可以設法，騎兵沒甚關係，一標至少也能提出一半人來”。會議進行至半夜。這時，一標有電話來，按約定暗號，知道運用成功。於是當即決定讓他們回去按計劃於翌日早晨開城門動作，一標打撫署前門，二標打撫署後門。正當大家剛出了閻錫山的家門，突然被瑞鏞的弟弟瑞祿攔住，拉住排長李執中（崞縣唐林崗人）的手問：“你們開會做什麽來？”機警的同誌說：“研究開拔的事。”可是李執中卻以為事情已經敗露，遂跳了井（後被救起），他們返回來向閻報告此事，閻很著急，但他仍命大家隨時與他保持聯係，照原計劃行動（《閻錫山年譜》（一），第38頁）。

對於閻錫山提前起義的決定，從同盟會的綱領和同盟會員的責任這個角度講，可以說是太原革命黨人集體努力的結果。但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應當說是閻錫山。因為閻錫山是老同盟會員，又是“鐵血丈夫團”成員。自其出任一標教練官以來，就加緊了部隊下層的工作，而接任標統後，更把培養骨幹，提高部隊戰鬥力，當作了將來“以圖大舉”的重要環節。而黃國梁雖然也是標統，握有兵權，但他不是同盟會員，僅對起義持同情態度。否則，他也許早就在一標像閻錫山那樣積極開展兵運工作了，當閻錫山決定提前起義後，也就不需要閻錫山派張樹幟、南桂馨等人為一標操心，對一標那樣艱苦的工作了。再就是起義本身而言，它是相當冒險的事情，也是沒有掌握一定兵權且有一定影響和號召力的人敢所為、首先倡言的事情。閻錫山當時就具備了這些條件。溫壽泉、南桂馨雖然官職不低，但卻無實際兵權，至於管帶張瑜、喬煦等這些下級軍官，更不可能在會議上冒然提出起義之事。因此，閻錫山在作出提前起義的決定這個問題上，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換言之，提前起義的決定是以閻錫山為主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