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中原大戰前後的沉浮(4)

蔣、閻雙方電報頻繁來往，唇槍舌劍，喋喋不休，所詰責的問題愈益尖銳，而所置措辭也更趨激烈。2月20日，閻錫山在複蔣的電報中，再次強調了“三全大會”的合法性問題，對實施編遣提出了“交兵於黨”的意見，指出“惟黨國是以黨為主體，個人中心之武力，是黨國之障礙，應一齊交還於黨，再實行編遣”。蔣介石則反唇相譏，在2月22日給閻的電報中說是“今日本黨之武力，乃總理千辛萬苦，艱難締造，付之吾人，以求國民革命之成功。中躬受總理之托付，創辦黨軍，……今日惟服從黨國之命令，執行黨國所賦予之職權，以為黨國掃除叛逆，何得指為個人中心之武力乎？兄於本黨革命曆史，或尚未盡明了，放騖禮讓之虛名，責中正以引退，而不知兄議果見實行，無異為反動者解除本黨武裝，阻止本黨革命，此中所以萬萬不敢從命也”。蔣介石這樣說，無疑是把自己置於了總理繼承人的位置，並把他的種種作為視為是中央授命的，是合法的，而閻錫山等則成了“黨國叛逆”，其存在自然是不合法的，是必定要由中央來“掃除”的。閻錫山毫不示弱，23日即聯名馮玉祥、李宗仁、何健、劉文輝等共45名反蔣派將領，向全國全黨發表黨統問題的通電，否定蔣介石占據中央權位的合法性。24日，又致電蔣，重申2月20日電報內容要點，並要求蔣介石交權於黨，“亡羊補牢”。這實際上等於是向蔣介石下了最後通牒。蔣介石很快作出反擊，2月26日致閻錫山的電報中，不但指責閻錫山拿三全代表大會做文章，是對中央的“詆毀”，指出當初三全代表的指派圈定，隻是代表產生的方法問題，包括閻錫山在內的不少人也是竭力主張的，“且兄本身當選中央執行委員，已將一年。果不滿於指派圈定，何以從無異議，亦不拒絕當選，忽於今日要挾中正同退，始振振有辭？真愛黨愛國者，果如此乎？無怪論者，謂兄別有用心，僅以此為倡亂之口實而已”。而且最後還警告閻錫山“中猶冀兄之不致此，故不憚煩而再盡最後之忠告，結果無益之辯論，停止不祥之舉動，臨崖勒馬，維持和平，固黨國大幸也”。

閻錫山在與蔣介石電報論戰的同時，還加緊了對反蔣聯合陣線的組織。在這方麵，他首先從政治上著手，來否定蔣介石南京中央政府的合法性，閻錫山為此把目光盯在了“改組派”身上。這個“改組派”是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蔣介石借口廣州起義指責汪精衛是“的尾巴”，排斥了汪精衛、陳公薄、顧孟餘、甘乃光出席會議後，汪精衛這一派在1928年成立的一個組織“中國國民黨改組同誌會”，簡稱“改組派”。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改組派主要領導人被開除，或被警告，從此處在了蔣介石的對立麵。閻錫山雖然不喜歡改組派，但是由於改組派在政治上主張以一、二兩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精神恢複國民黨“民眾運動，組織紀律、反帝、黨內民主”的“革命精神”，反對“惡化腐化勢力，喚醒並組織社會上一切民主勢力”的建黨宗旨，實現國家外交、軍事、政治、財政各個方麵的統一。這些政治主張適應當時民眾希望和平、民主建國的心理，也非常適合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口味，所以，汪精衛雖然手無寸鐵，但他在國民黨內仍有很高的威望和號召力，在1929年的反蔣浪潮中也一時成為各反蔣派“護黨救國”的精神領袖，因此閻錫山極力想將汪精衛拉在自己一邊。這樣不僅利於各派反蔣實力的團結，而且一但倒蔣成功後也利於自己通過“黨人治黨，國人治國”的口號把握局勢。而改組派自其中央負責人王樂平和潘行健在上海被殺害後，在蔣介石的巨大壓力下，已難在南方立足，便將總部移至北平，也正需要與北方反蔣實力派相聯絡。閻錫山豎起反蔣旗幟，陳公薄、王法勤等改組派頭麵人物很快到平津與閻錫山的重要將領天津警備司令傅作義、北平警備司令李服贗、市長張蔭梧、師長王靖國等人取得聯係，雙方逐步形成了“以閻錫山為首主持軍政大計，以改組派的‘二屆中央’為號召，集合全國反蔣的地方實力派，組成反蔣聯合陣線”的共識。受蔣介石壓製打擊的國民黨老右派“西山會議”的首領鄒魯、謝持、傅汝霖、覃振等人也來到天津，策動閻錫山反蔣。

其次，就是在軍事上加強了與各反蔣實力派的聯絡。從軍事實力上而言，反蔣實力派中，要數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最強，當初閻錫山把馮玉祥接到山西就是出於這樣的考慮，但由於中間受蔣介石利誘，他卻又把馮玉祥軟禁起來，這不能不引起西北軍將領的憤怒，於是遂有了1929年12月鹿鍾麟等人策劃的西北軍向蔣介石輸誠，石友三準備進攻太原，借以從閻錫山手中解救馮玉祥的軍事行動。馮玉祥事先已知鹿鍾麟等策動的這一行動，但他是堅定的反蔣派，因而，乘此時機，馮玉祥派代表向閻錫山作了三點聲明：一、石友三進兵之事馮完全不知；二、馮要同閻合作到底反蔣；三、事態緊急，請閻讓馮速回軍中，說服鹿、韓、石退兵，並以馮玉祥的名義保證決不做背信棄義之人。閻錫山這時也感到當初軟禁馮玉祥是不明智的，現在在政治上的籌劃已基本就緒，在軍事上若不把馮玉祥聯合在一起，就很難以倒蔣。於是，他決定放馮玉祥，對此，趙戴文堅決反對，因為他清楚如今閻蔣矛盾已經加深，大有兵戎相見之勢，若放馮玉祥回去，大戰很快就可能爆發，而閻錫山則認為“不放他二集團就跑了”。閻錫山決定後，即率領一幹人馬到五台縣建安村去見馮玉祥，“同馮玉祥又抱頭痛哭一番，彼此表示：‘同生死，共患難，反蔣到底’，並歃血為盟”（淩勉之：《中原大戰前的馮玉祥》，《文史資料選輯》第52輯，第122頁）。3月8日，馮玉祥在太原與閻錫山話別，他不但拿到了與閻錫山一致反蔣的協議，而且還得到了閻錫山贈送的現款50萬元、花筒手提機槍200挺、麵粉2000袋。在反蔣的共同前提下，閻、馮再度攜手合作。

與此同時，閻錫山還對各方軍事實力派進行了合縱連橫。北伐後不久，即被蔣介石打下台去的李宗仁、白崇禧，其第三集團軍雖然受到蔣介石打擊，元氣大傷，但仍有相當軍事實力，一直想報前仇，所以對聯合反蔣態度十分積極，為此他們曾派代表潘宜之赴晉，對促成晉、桂聯合穿針引線，做了大量工作。在此基礎上，3月初，閻錫山電邀各派主要人物到太原共議“國是”。李宗仁即派葉琪、胡宗鐸、麥煥章等桂係核心人物到會，他自己也欣然就任“陸海空軍副司令”一職。

對於投蔣的石友三、韓複榘，閻錫山也積極爭取。他清楚，蔣介石對於石、韓這些非嫡係部隊僅是拉攏利用而已，如果能把石友三爭取過來，不但可使之駐防的新鄉這一平漢、津浦交通要衝為已所有，而且因其軍力較強，也可壯大反蔣軍事力量。於是他許以趙丕廉相機用款權限，到新鄉與石友三聯絡反蔣事宜。出於利害，石友三痛快答應反蔣，趙丕廉當麵許以其軍費80萬元。不料趙回來複命時，閻嫌其出手太大方，不願認可趙許石之軍費，並另派人去與石聯係，石為此大為惱火，後經韓複榘勸解，始派人去太原見閻，接受了閻委任的第四方麵軍總司令一職和50萬元開拔費，歸順了反蔣陣營。在此前後，駐河南的劉鎮華、任應歧，駐安徽亳州的孫殿英，駐山東的高桂滋等北方大小實力派，對於蔣介石消滅異己的做法都感到如芒在背，他們在閻錫山的拉攏下，也都投入反蔣陣線。就連遠在四川的劉文輝以及湖南的何健，也主動派代表到晉洽款，願奉閻錫山為反蔣盟主。閻錫山逐漸成了反蔣派公認的領袖人物，納入他麾下的反蔣軍事力量，已有原來的第二、三、四集團軍和不少雜牌軍，而其所駐地區，除大部在華北、中原外，還有一部分分布於南方一些省份，在整個態勢上，比擁蔣實力派較為占優。

除此之外，閻錫山對張學良也積極爭取，但結果卻不甚理想。這除了閻錫山的優柔寡斷、出爾反爾外，其經濟上的拮據，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張學良是東北地區軍事力量最強的實力派，且與閻錫山有著良好的個人關係。張學良因也受蔣介石的狹製，因而具有反蔣的政治基礎，一旦把張學良爭取過來，不僅可增加一支反蔣的生力軍，同時也可徹底解除閻錫山在北方的後顧之憂。可是就在閻錫山對各方麵聯絡成熟，並擬好了討蔣通電，將電稿剛剛給張學良發走後，趙戴文攜蔣之命回到太原，勸閻放棄反蔣，說是“委座正在治理國家大事，全國人都很厭戰，希望過太平日子，你這樣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罵？再者，我在南京一年多，深知他的內部對他信仰很深，已經成了鐵桶子，軍隊力量也很強大。你以為聯合的人不少，還不是烏合之眾嗎？這些人見利則爭，見害就避，打起仗來，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取滅亡嗎？你看，來太原勸你的這些人，多半是一些流氓政客和失意軍人，你怎能聽他們的鬼話呢？這不是叫他們把你迷糊透了”（周玳：《閻錫山發動中原大戰概述》，《文史資料選輯》第16輯，第36頁）。趙戴文是辛亥元老，崇奉儒家之學，他雖然與閻錫山素有“半師半友”之公認關係，但他卻一向視蔣介石為孫中山的“正宗”傳人，認為反蔣各派均係“稱兵作亂”，況且，蔣介石對他不薄，現在被委為監察院院長，還許諾將來讓他兼任國府主席，因此，他才這樣勸。閻錫山聽他這麽一說，覺得也有些道理，反蔣決心有點動搖，遂電告張學良暫停發通電。張學良不知原委，特派秘書長王樹翰攜“寧事息人”的“國事主張”到太原聯絡。張接到王的報告後，對閻在政治上的出爾反爾很為不滿。事後，閻再度決定通電討蔣，已不便再請張在電報上署名，隻得先派薛篤弼、賈景德赴沈陽向張學良解釋，但張已被蔣介石先期派去的吳鐵城、何成浚、方本仁所說動，對閻錫山的代表隻是虛與委蛇。

其實，張學良的被吳鐵城、何成浚說動，倒不如說是被蔣介石的重金打動。在蔣、閻相互爭鬥不可開交的情況下，張學良可謂舉足輕重。他擁蔣則蔣勝，附閻則閻勝。蔣介石、閻錫山雙方對此看得很明白。張學良也清楚自己在雙方爭鬥中的重要作用，本來在唐生智事變後，他認為蔣介石力量加強了，閻的威信降低了，因而，他曾對其親信說，以後不可再輕言反蔣，但閻、馮若真停止反蔣，東北對於南京的壓力，仍然無法減輕，蔣介石對他自然也不會放心，所以，他又不敢說不反蔣。這也是他當初答應閻錫山由沈陽發出討蔣通電的原因。可是閻錫山卻出爾反爾，這不免使他對閻產生不滿。恰在此時，蔣介石派來的吳鐵城“建議蔣介石以各種名義（高價買沈陽兵工廠的武器、發行公債、撥給出兵費等）送給張約2000萬元，還通過請客送禮等手段，收買了張學良周圍的高級幕僚、秘書、副官以至衛士。有一次，吳設宴招待東北軍政要員，飯後打麻將，開了十幾桌，每人抽屜裏放了兩萬元，輸贏都歸你。所以，吳何時想見張，都會受到接待。而閻派去的代表賈景德和薛篤弼，賈隻帶了1000元，薛隻帶了500元，除了開支自己的路費和食宿以外，幾乎沒錢賄賂張的左右，所以在商談過一次之後，再想見麵，均被擋駕”（劉存善等編著：《閻錫山的經濟謀略與訣竅》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51—52頁）。張學良在重金收買之下，自然傾向於蔣。不過他與閻有共同討蔣之約在先，不能這麽簡單地拒絕，因而以“東北處境困難”，老前輩們“通不過”為由，客氣地拒絕了閻的要求，並說經他一再爭執，“決定采取善意的中立，就是對蔣先生這一戰爭，東北決定中立，但對閻先生，我們要加上善意兩字，請轉達閻先生多加原諒為感”（梁航標：《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的蔣閻關係》，《山西文史資料》第7輯，第9—10頁）。閻錫山對張學良的爭取雖然不甚成功，但能做到讓張學良“采取善意的中立”，也算是一個不小的收獲。張學良言而有信，中原大戰開始後一度保持了善意“中立”，這也是閻、馮聯軍取得暫時勝利的重要原因。然而，也正是因為閻錫山在爭取張學良上的出爾反爾及其在金錢拉攏方麵大不如蔣介石闊綽，才使得張學良最後倒向了蔣介石，導致了閻馮聯軍的最終失敗。從這一點上來講，似乎雙方大戰未開，已經可以料定誰勝誰負了。

隨著閻錫山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反蔣聯盟活動的加緊，閻、蔣之間的電報論戰也迅速升溫，字裏行間的火藥味愈來愈濃。當蔣致電閻錫山要其“臨崖勒馬”的電報發出後，由於閻錫山於2月25日去建安與馮玉祥已經取得一致，所以，在3月3日給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及蔣本人發去辭職的電報，準備另立爐灶，與蔣以武力說話了。對於閻錫山的這一手，蔣介石已經料到，在閻錫山於2月28日給蔣的電報中表示不與蔣再作口舌之爭時，蔣介石即於3月1日在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上，通過了開除汪精衛黨籍，查明閻錫山行動之真相等議案，並在濟南方麵進行了軍事部署，以對付閻馮聯軍。針對蔣介石此舉，反蔣一方很快作出反應，3月14日，以鹿鍾麟、商震、黃紹竑為首的原第二、三、四各集團軍57名將領聯名向全國發出責蔣通電，曆數蔣介石“非法毀黨”，“造成以個人為中心之武力，故冒不韙而弗恤”，“天下為私”，“但知利己，手段故自不擇”等十大罪狀。3月15日，他們又聯名通電擁戴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張學良、李宗仁為副總司令。4月1日，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分別通電就任總、副司令一職。閻錫山在其就職通電中又對蔣介石進行了兵戎相見前的最後一次口誅筆伐，斥責蔣介石“使黨權高於一切之黨，變而為一人之化身，獨裁，為所欲為。而政治上之一切錯誤，其責任悉歸於黨，以至賄賂公行，國人不敢詰責，土匪遍國，政府不加過問。籌巨款，借巨債，無非成全其篡竊之具；張撻伐、行暗殺，無非私張其篡竊之威，黨不黨矣，政不政矣，民不聊生矣……茲不得已，從黨員之催促，並軍民之請求，謹於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一日宣誓就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統帥各軍，陳師中原，以救黨國”。

蔣介石很快作出反擊，國民政府於4月5日發出對閻錫山的免職並緝拿令。緝拿令中也對閻錫山自辛亥革命以來至最近與國民黨的關係大加貶損，說閻“素昔狡詐，辛亥革命，遭遇時會，僭竊一省”，“袁氏叛國，該逆競懷祿貪勢，反顏事仇，……迄袁氏稱帝，該逆率先勸進”，“去年李、白、馮、唐之亂多為該逆所潛煽，一方密請政府聲罪討馮，一方密款馮氏以劫持政府”“閻錫山應即免去本兼各職，著京內外各省政府、各軍隊一體嚴拿歸案訊辦，以儆奸凶，而申法紀”。同時蔣介石還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名義發出《為討伐閻馮兩逆告將士書》，羅列了閻、馮二人“存封建之心理，具軍閥之積習”，“處心積慮必欲破壞統一”等罪狀，要求各將士“忠勇奮發，滅此朝食，以競革命之全功而奠國基於永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