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中原大戰前後的沉浮(1)

1、“編遣”會議前後各方明爭暗鬥，閻錫山不動聲色暗中籌謀

北伐戰爭推翻了北洋軍閥的統治，基本上結束了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麵，這對中國社會而言不能說不是一個進步。然而，由於受帝國主義支持的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改變了北伐的革命性質，把北伐當作了擴充自己勢力，進而對全國實行獨裁統治的手段，所以，北伐的勝利，並沒有能夠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相反，由於參加北伐的各派勢力為保護或爭取到更大的利益而明爭暗鬥，以至最後大動幹戈，使中國社會陷入了更深重的災難。

北伐戰爭的硝煙尚未散盡，蔣介石為削弱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的軍事實力，以實現其對中國的獨裁統治，即加緊了“削藩”的步伐。1928年6月12日，國民政府發出對內施政方針通電，聲稱北伐完成後，將立即施行力行法製、澄清吏治、肅清匪盜、減免苛稅、裁減兵額“五要政”。不久，國民黨中央又提出因全年軍費開支與財政收入相差甚巨，要將軍隊縮編為80個師120萬人，軍費減至財政收入的60%。7月5日，蔣介石致電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稱：“今日非裁兵無以救國，非力行軍政財政之統一無以裁兵”（《中國國民黨大事記》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頁）。7月11日至13日，蔣介石又召集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李濟深、蔡元培、張靜江、李石曾、吳稚輝、李烈鈞、戴傳賢等人，在北平小湯山舉行會議，研究議定北伐善後事宜。會上劃定了各集團軍的轄區範圍：第一集團軍為廣東及華東沿海富庶地區；第二集團軍為山東、河南及原有的陝甘寧青4省；第三集團軍為冀察2省、平津兩市和原有的晉綏兩省；第四集團軍為湖南、湖北及原有的廣西省。對於這樣的劃分，蔣介石、閻錫山得益最多，當然沒有意見。而馮玉祥則因濟南和膠東半島為日本占領，山東是一個殘缺省份，原有4省又相當貧瘠，況且自己在北伐中又出力最多，所以，頗為不滿。李宗仁則嫌地盤太小，又無出海口，也表示不滿，會場氣氛頓形緊張。會議最後，蔣介石提出了一個在改組中央政府的同時，舉行“編遣會議”，整理軍事的議案，建議取消各種“總司令”、“總指揮”名義及相應的集團軍和軍一級編製機構，由編遣委員會負責在全隊中擇優編成國防軍50至60個師，其餘軍隊一律遣散，以集中財力進行國家建設，並要求會議原則通過其提出的《軍事整理案》。當四個集團軍總司令共同簽署《軍事整理案》後，蔣介石還當麵邀請與會的各集團軍主要負責人和他一塊去南京，立即舉行編遣會議。

小湯山會議後，蔣、馮、李相繼離開北平，而閻錫山卻借口身負平津衛戍之責，難以即刻南下，回到了山西。8月份，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通過了裁撤各政治分會，設立政府五院八部、《軍事整理案》等重要決議。但因閻錫山的缺席，最為關鍵和敏感的軍事整理問題，不能正式開會。由於閻錫山受到蔣介石的照顧，在北伐中受益最大，所以從有關裁軍問題一開始，就唯蔣介石馬首是瞻，言聽計從。而馮玉祥、李宗仁對蔣介石於上半年底前裁撤政治分會的決議卻予以激烈抵製，致使決議流產，故爾蔣介石亟待閻錫山來給他從中斡旋，以應付馮、李等人在軍事整理問題上對他的聯合進攻。馮、李等人則以為，裁撤軍隊也勢必傷害閻錫山的利益，閻與他們都是受蔣之害者，也盼閻錫山來“加盟”，共同對付蔣介石，於是乎，蔣介石與馮、李對閻寄予厚望，使閻錫山身價百倍，似乎閻錫山不來參加會議，編遣就進行不下去。而閻錫山卻穩坐太原，靜觀南京各方軍事首領的動態，以“療疾”、“侍父疾”、“侍疾勞頓致病”等等為托詞，遲遲沒有前去，直到12月12日，才在各方頻頻電邀下，行抵南京。

閻錫山到南京後，不僅受到各方麵的熱烈歡迎，而且就任了“冀察綏賑災委員會主席”、“國民政府委員”等要職，並且應國民黨中央黨部之邀，於12月20日在中央無線電台發表與蔣介石口徑相一致的題為《裁兵為建設之先務》的廣播講話，一時聲譽雀起。12月29日，張學良等奉軍將領通電宣布東北方麵“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在“國家統一”這一背景下，“編遣會議”終於在元旦時開幕。在此之前，就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一職的馮玉祥，曾在非正式會議上，提出了一個編遣四原則，即“強壯者編，老弱者遣；有槍者編，無槍者遣；有訓練者編，無訓練者遣；有革命功績者編，無革命功績者遣”。具體方案是“一、二集團軍各編12個師，三、四集團軍各編8個師，雜牌軍共編8個師”。馮玉祥的目的，本來是想把第一、二集團軍拉齊，把第三、四集團軍和其他雜牌軍壓低，以蔣、馮團結為核心，借此控製其他方麵。然而，他卻忘了蔣介石裁軍的目的正是要削弱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一切地方，況且馮玉祥的兵力僅次於第一集團軍，蔣介石又怎麽能讓他與自己平起平坐呢，因此，馮的這個提案自然不為蔣介石所喜，也未得到李宗仁的支持，還遭到了閻錫山的不滿，結果使自己孤立起來，並成了眾矢之的。

與此相反，閻錫山到南京後按照蔣介石的意思，提出的“在四個集團軍的轄區外，再加上一個中央區”。一、二集團軍各編10個師，三、四集團軍各編8個師，其他非正式隊伍編6到8個師由中央處理的提案，倒在編遣會議的正式會議上得到多數代表的讚成，閻錫山這個提案，在各集團軍編製的數量上，基本上與馮玉祥所提相同，為何馮案卻遭到各方反對，而閻案則得到大家讚同？其中的奧妙，就在於提案中增加了“由中央處理6到8個師”一條。而中央又是誰，明眼人一看便知，閻錫山更是清楚，但他不僅未予反對，反而按蔣的意見，自己把它寫進了提案。閻錫山這樣做，顯然是為了討好蔣介石，以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並把馮玉祥進一步推到不利的處境。果然，蔣介石很快就對閻錫山予以了回報，委派閻出任編遣委員會下設的一個管理編遣經費的經理組組長。而馮玉祥雖然在蔣介石的拉攏下，也同意了閻錫山提出的方案，但對蔣、閻的配合極端不滿，提出戰事剛畢，還不到裁撤軍隊的時候，以抵製閻案。在此情況下，蔣介石隻得同意先把編遣辦事機構建立起來，下半年再召開編遣會議，著手裁軍。這次編遣會議曆時25天，於1929年1月25日草草收場，雖然隻是通過了編遣方案，還未進入裁軍的實施階段，但從中卻可以看出，這次會議最大的贏家是蔣介石，因為，他不但在編的軍隊最多，連上“中央區”的6到8個師，在編的軍隊就要16至18個師，占到了整個在編軍隊總數的40%多，而且，張學良東北易幟後，他又增加了東北編遣區，獲得了張學良的好感，而馮玉祥則是這次會議的大輸家，他的提案不僅遭到了各方的反對，本想拉攏蔣壓閻、李，卻沒想到蔣不肯買帳，閻、李也對他產生不滿，而且蔣閻關係更趨密切，形勢對他極為不利，於是，編遣會議不久，他便以養病為由，於2月5日避居豫北輝縣萬泉村，其軍政部長一職也交由他的將領鹿鍾麟（時任軍政部常務次長）署理。

這次編遣會議雖然沒有什麽實質性的進展，閻錫山卻對蔣介石急於“削藩”的用心已了然於胸，也深為自己的處境感到擔憂。但他仍不露聲色，繼續觀察中央和各實力集團的動向，並依自己曆來未雨綢繆的做法，在暗中進行著防患於未然的各種準備。編遣會議結束後，閻錫山並未在南京留任“經理組長”，而是徑自返回太原，一麵整理轄區軍政事務，以鞏固新控製的平津兩市和冀察兩省，一麵加強了與張學良的聯絡。他縱觀全局清楚地知道，要對付蔣介石的“削藩”，僅靠一己之力，斷然難以成行。盡管眼下蔣介石對自己相當器重，但絕難保證他以後就不會對自己不動手，為防備起見，先得找到自己可依靠的力量，以引為奧援。馮玉祥軍事實力不謂不強，可是他與馮之間過去產生的芥蒂還未消除，李宗仁的第四方麵軍又與自己缺少曆史淵源，難以密切呼應。於是，他把目光放在了關外“故舊”張學良身上。閻錫山隻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在北伐中曾對奉軍有所回護，這次編遣會議在編遣區劃分上又對東北予以了關注，再則，張學良雖然易幟受到蔣介石的歡迎，但他遠在東北，也須要有人在中原互為依托。而張學良則認為閻錫山資曆深、又“老成持重”，在國民黨內聲望正隆，正可做為他之依托。因此，張對閻錫山表示了相當的尊重，在致閻的電報中謂“此後事件如承指導，無不願效步趨”，“嗣後關於時局重要事宜，尚祈遇事關垂，風雨同舟”，閻錫山也表示“屬在舊交，幸接鄰光，既深竭其綿薄，以副雅命也”。晉奉關係一時修好如初。1929年三、四月間，張學良還派曾任奉軍參謀長的鮑文樾為首的代表團到並見閻，通報了東北解決常蔭槐、楊宇霆的內情。鮑稱“張學良說，他年輕無知，對關內事不知如何應付，說閻是他的父執，請求閻指導他”（梁航標：《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的蔣閻關係》，《山西文史資料》第7輯，第6頁）。

就在閻錫山與張學良加緊修好，關係日密時，1929年2月，蔣桂戰爭爆發，本來，蔣介石是準備先向馮玉祥發動戰爭的，因為馮反對他的編遣主張，並稱病抵製編遣會議，但蔣考慮到馮的第二集團軍實力雄厚，為確保討馮軍事的勝利，他想拉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與之共同討馮，但李宗仁卻以“日益坐大，日本軍閥虎視在側”為由，予以婉拒。於是，蔣便把打擊目標放在了實力較弱，又近在肘腋的第四集團軍身上，以肅清湖北、武漢，先真正“統一”江南流域，然後再安定北方。蔣桂戰爭開始後，蔣介石為孤立桂係，一方麵連電閻錫山，要其赴寧商討國是，閻雖然知道蔣的用心，但考慮到眼下的形勢，不得不以“和事佬”自居，致電白崇禧，請桂係諸將“禮讓為國”，並遵照蔣介石的通電命令，於3月16日將原“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部”改為“第三編遣區辦事處”，3月29日又通電響應討伐桂軍。另一方麵，蔣介石則特派邵力子等人到馮玉祥的駐節地華陰見馮，勸馮與蔣合作，為使馮也通電聲討桂係，還答應讓馮任行政院院長，孫良誠回山東擔任主席，若有不便，亦可派西北軍將領石敬亭任該省主席，青島特別市歸西北軍接收；由馮在湖北、安徽兩省中任選一省為西北軍的地盤。蔣的這些允諾不謂不慷慨，但馮玉祥卻未作正麵答複，想拖延時間，以觀事態的發展，因而派出韓複榘為總指揮，率兵出武勝關，作壁上觀。豈料，由於桂係將領李明瑞被蔣介石收買，突然倒戈，桂係一敗塗地，這時，馮玉祥才趕忙發了個聲討桂係的通電，但卻成了“馬後炮”。蔣介石見討桂戰事已成定局，竟把當初答應馮的三個條件收了回去，同時，蔣在武漢行營約見韓複榘，盛情款待後，又送給韓10萬元，並通過韓給馮的另一員大將石友三送款30萬元，使韓、石萌生了投蔣之意。

蔣介石打敗桂係，南方基本平定後，即將馮玉祥作為了下一個打擊對象。為此，蔣介石一方麵利用其特務，散布種種謠言，說什麽馮玉祥與蘇俄勾結，蘇俄將支持馮玉祥向天津、浦口發展，進攻蔣介石；向山西發展，打倒閻錫山，將中國西北部與蘇俄連成一片，以造成反蘇的國民黨右派勢力更團結在蔣介石周圍，以及加劇閻、馮間矛盾的局麵；另一方麵，為逼迫馮玉祥，又在背後阻止日軍撤出山東，使山東省主席孫良誠接受濟南和膠濟路發生困難，隻得於4月25日稱病辭職，率軍返回河南。隨後，5月3日，蔣即派陳調元為接受膠濟路特派員、代理山東省主席，接管了路、省大權。5月7日，蔣介石又發布題為《和平統一為國民政府唯一之希望》的文告，稱“欲消弭內亂，非鏟除軍閥不可；欲鏟除軍閥，非根本撲滅封建地盤思想不可”，接著又令唐生智從河南進攻馮軍。

馮玉祥對於蔣介石的步步緊逼，也不甘示弱，先是在政治上予以反擊，其部將孫良誠、劉鬱芬等就通電指責蔣介石在外交上賣國，黨務上非法指派國民黨三全大會代表，行政上用人不當等，促其下野。並公推馮玉祥為“護黨救國西北軍”總司令，正式向蔣發難。接著，在軍事上將西北軍主力集中於豫西、潼關一帶，並炸毀橋梁。蔣、馮大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然而就在關鍵時刻，原來依附馮玉祥的劉鎮華、楊虎城、馬鴻逵等部先後宣布歸順中央。馮的心腹愛將韓複榘、石友三亦背馮投蔣，於5月22日通電“擁護中央”。在此情況下，馮玉祥在精神上已難支撐，更不敢貿然應戰，而是采取了避戰自保的防禦策略，於5月27日發表下野通電，謂“潔身引退，以謝國人”，“入山讀書，遂我初衷”，之後，即上華山隱居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