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大革命潮流下的抉擇(4)

閻錫山向奉軍發動的第一次進攻，雖然以全線撤退而告終，並損失了5000餘人，但它卻打亂了奉軍南進的計劃，對奉軍也予以了重大創傷。奉軍被晉綏軍右路部隊“繳械約兩師”，特別是傅作義攻占涿州後的苦守三月，更具意義，由於涿州在北京、保定之間，對京漢、京綏兩線的奉軍造成很大威脅，迫使奉軍不得不集結重兵，力爭奪回，這樣就牽製了奉軍大量兵力，不但使守退山西的晉綏軍在軍事上減輕了壓力，而且對於正在河南與奉軍作戰的馮玉祥部，以及渡江北上，分向津浦、運河兩路並進的北伐軍第一、二兩集團主力部隊，也間接地起到了很大的支援作用。

4、與馮相聯，促蔣複出主持北伐，投桃報李，蔣讓閻接收兩市三省

閻錫山孤軍討奉的失利，使他深感要戰勝奉軍，必須借助南方力量。可是，當時由於唐生智心懷叵測，勾結奉魯，隱圖牽製，北伐軍總部不得不先行西征討唐，以除“內顧之憂”，防變生肘腋，況且，對南方境內的奉張殘餘勢力，也須肅清，一時難以調動主力大舉北進，遠水不解近渴，因此，就近而言，在北方所能依靠的隻有河南的馮玉祥國民軍了。但此時張作霖、張宗昌等部正由直隸、山東分路向河南進攻，馮玉祥自顧不暇。為此，閻錫山加緊了與馮玉祥的聯係。他認為“目下我與煥帥合則勝，不合則兩敗，尤宜開誠相與，一切均所不計”，並且對馮玉祥要求援助軍火一事，答應“就近在運城、長治兩處先行接濟”（《閻錫山年譜》（二），第837—838頁），後來給馮撥了200萬發子彈。盡管閻馮之間還遠未達到“開誠相與”，聯合一致的程度，也未能形成合兵伐奉的態勢，但是，他們所表示出的合作意願和相互聲援，則對解除各自的困境，並為爾後的共同討奉，起到了積極作用。

與此同時，閻錫山也看到，北伐進展緩慢，多因缺乏統一指揮及各部相互協調所致，因而，他屢請蔣介石出來總管北伐事宜。蔣介石被迫於8月13日宣布辭去北伐革命軍總司令一職，在滬通電下野歸裏後不久，9月16日遷都南京的武漢政府成立了以桂係和西山會議派把持的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決定寧漢合作，改組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並由特委會推舉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閻錫山等14人組成主席團。然而，汪精衛、唐生智等因不滿蔣介石戀棧不走，遂返回武漢成立政治分會，反對南京特委會。蔣介石在反對派的壓力下，遂於9月28日離開上海，前往日本。而胡漢民又深居上海，閉門不出，國民黨三巨頭，一個在武漢，一個赴日本，一個不出戶，皆不在位，實際上北伐戰爭已無人掌管。閻錫山第一次出師討奉開始後，所以形成孤軍作戰，各方無援，就與此有著很大關係。如今，奉軍正對山西大舉進攻，晉綏軍雖仍在頑強堅守，但再堅持下去，前途確實堪憂，不僅山西難保，北伐大軍渡江北上，也將困難重重。隻有讓蔣介石重新出山，統一指揮北伐軍事，方可挽救危局，完成北伐大業。

閻錫山所以認準了蔣介石能行，主要是因為蔣介石堅決，這一立場與閻完全相同。再就是蔣介石有江浙財團和英美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的援助。北伐軍興後，隨著北伐軍作戰地域的不斷擴大，收編的軍閥部隊日見增多，軍隊人數已從廣東出發時的8個軍、10餘萬人，猛增到1927年的30多個軍，約130萬人，僅就軍餉一項，即較廣東時期增加了12倍，每月財政支出總計高達1700餘萬元。而當時南京政府的財政直接收入每月僅600萬元左右（曾憲林等著：《中國大革命史話》黨史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72頁），如果蔣介石不複出，這一龐大的軍費開支就難以解決，北伐也就無法進行。此外，蔣介石雖然去了日本，但他仍對晉奉戰爭予以密切關注。如晉綏軍撤回山西，涿州之師被圍困後，蔣即致電閻錫山，謂：“其他援助，皆非所能，如可與奉議和，則從速停戰，保存實力”（《閻錫山年譜》（二），第836頁）。而閻錫山也不時將晉奉戰況通報於在日本的蔣介石。所以，閻認為比起其他國民黨要員來，蔣對北伐更為關注，急切盼望蔣“即日返旂督師北來”。其實，還在蔣介石通電下野之前，閻錫山即幾次致電蔣，表示挽留：“傳聞我公有消極意，黨國存亡之秋，維持支柱，責在我公，遁萌退誌，竊期期以為不為，務請勉抑高懷，力任艱巨，無任企禱”（《閻錫山年譜》（二），第769頁）。而今，在南軍進展緩慢，山西和馮玉祥部隊又遭奉軍壓迫的情況下，閻錫山更覺得十分必要讓蔣複出，並主持北伐大局。因此，他奔走呼籲，不但多次致電劉槿，希望他聯絡各方，請蔣介石回國，並與馮玉祥聯名或自己單獨向蔣致電，要其複任，而且給國民政府軍委會主席團和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去電，謂：“當此九仞成功之際，黨務事小，北伐事大，尤宜蠲棄一切，努力殲敵，完成革命大業，……不失千載一時之機也”（《閻錫山年譜》（二），第856頁），“錫山等為完成革命工作起見，擬請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複任蔣中正同誌統一指揮，不唯弟等大願，大局實利賴之”（《閻錫山年譜》（二），第859頁）。蔣介石於1927年11月10日由日本回到上海，當他於1928年1月4日回到南京複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後，閻錫山又專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謂：“兵不統一，用兵大忌”，建議中央統一北伐全軍戰鬥序列，並提議由蔣介石任北伐全軍總指揮（《閻錫山年譜》（二），第1088頁）。蔣介石的複出，有著多方麵的原因，但閻錫山在其中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

蔣介石複出並統轄指揮北伐軍後，當年1月下旬即在開封召集軍事會議，決定全麵北伐之戰略部署。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也統一了北伐軍序列，成立了3個集團軍，第一、二、三集團軍總司令依次分別為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後又將駐紮於兩湖的廣西軍隊收編為第四集團軍，由李宗仁任總司令。由於奉軍4月1日開始集中兵力30個師，分中、北、東三路進攻山西，因此，蔣介石通令二、三集團軍於7日開始總攻，而在此之前的4月4日，他已令一、二、三集團軍分別從津浦路、京漢路、正太路向奉軍發起攻擊，從此，閻錫山開始了對奉軍的第二次討伐。

第一次討奉的晉綏軍撤回山西後，即深溝高壘、憑險固守，並多次擊退了奉軍的猛烈進攻。晉綏軍付出了很大代價，奉軍也損失慘重。晉綏軍可就地取給，糧秣充裕，奉軍卻長途運輸，補給困難。晉綏軍再無退路可退，故而頑強抵抗，士氣高昂，而奉軍長期與晉綏軍對峙，已成疲憊之師，所以，閻錫山第二次討奉，是從固守前進陣地出發，在態勢上是以逸待勞，加上有一、二兩集團軍的配合，更增添了勝利信心。這次，閻錫山在原來的基礎上把對奉軍的作戰部署做了一些調整，由他任總司令，朱綬光為參謀長，商震為前敵總指揮，兵分左、右、中三路，左、中路為主力，分頭出平型關、淶源和龍泉關、阜平，從側麵對保定形成南北夾擊之勢，並向京綏線方向派兵一支，由雁門關向大同方向出擊，以阻止察綏奉軍主力向南策應，同時，相機作預備隊，從北路圍攻北京，確保主力攻占保定、北京。右路軍則出井徑，搶先攻占石家莊及其以南之元氏、高邑，以控製京漢路，切斷石家莊、南口奉軍北歸之路，迫其轉向京漢、津浦兩路間第二集團軍的進攻地域，以遲滯馮玉祥部前進速度，並吸引奉軍增援隊到第二集團軍進攻地域，從而減輕晉綏軍左、中路的壓力，使之能迅速攻取北京。

晉綏軍依此部署，分頭進發，到1928年4月下旬，已先後攻克高邑、平山、元氏、井徑等地，及至4月26日馮玉祥部襲破奉軍在京漢路、石家莊南（南口）防線，奉軍開始向北潰退後，閻錫山即令右路軍集中優勢兵力對石家莊發起總攻。5月9日，石家莊被攻克後，由於察哈爾方麵的奉軍主力被晉綏軍左路部隊阻擊，無法南下增援，石南奉軍又在馮軍追擊下潰逃，於是，保定便被暴露在冀中平原，京津也指日可下。這時，奉軍已呈現頹敗之勢，第二、第四集團軍亦均進入河北境內。三路大軍，一齊指向北京。但是，當時據守京津的奉軍尚有40多萬兵力。並且日、英、美等國在京津設有使館和駐有一定部隊，他們都與張作霖的關係非同一般。因此，占領京津，這既是各集團軍所一直垂涎的一塊肥肉，又是一個十分燙手的山芋。到底由誰來接收京津較為合適，作為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不能不認真考慮。

對於蔣介石而言，他自然想坐享其成將這塊肥肉攫為己有，但他不能不有所顧忌，因為，在眼下這樣一種複雜形勢和這樣一個敏感地區，要想占住腳，首先得有自己的軍隊作後盾，可是他的第一集團軍尚在津浦路一線與山東的直魯聯軍及孫傳芳的殘部作戰。李宗仁的發祥地是湖廣，在北方根本沒有根基，難以勝此重任。馮玉祥倒是兵多將廣，其集團軍兵力數量與作戰能力均為北伐諸軍之翹首，而這又恰恰是蔣介石所顧忌的，況且馮玉祥還有親共傾向，雖然他在彌合寧漢裂痕，促蔣複出上有所貢獻，但也有過與武漢國民政府合作的曆史。經反複權衡，蔣介石認為，由閻錫山接收京津還比較合適。這是因為閻錫山是資深的老同盟會員，處事一向謹慎穩健，善於應付複雜局勢。他與日本方麵以及奉方高層幕僚之間，都有密切關係，便於處理有關外交事宜，並且，他的兵力僅次於馮玉祥，軍權統一，部署齊奏，有能力接收管理京津。更重要的是，他從派代表與蔣介石聯絡北伐事宜開始，在山西易幟、“清黨”，反對武漢政府等問題上一直站在蔣介石一邊，並在促蔣複出及由蔣掌管北伐軍事上，都出了大力，表示對蔣的忠心。閻錫山占領石家莊等地後，並未貿然進軍京津，而是向蔣電請戰地政務委員會迅速北來處理河北政務，還請蔣“移節北來”。因此，蔣介石於5月22日給閻來電，稱“奉軍退出關外，京津由第三集團軍和平接收”（《閻錫山年譜》（三），第974頁）。這也是蔣介石對閻錫山於己有恩的一種報答吧。

閻錫山受此重任，自然喜出望外，但他並沒有得意忘形，因為他深知其中的艱難。奉軍雖然於5月12日提出停戰要求，卻隻言漳德、正太，不言津浦，況且京津一線仍有重兵駐守。而日本方麵“為保障東亞和平，維持大局起見”，又“確望”閻錫山從速與反過激派之奉天講和，倘不講和，恐亦為日本之敵（《閻錫山年譜》（三），第966頁）。麵對這種狀況，閻錫山采取了軍事與外交同時並舉的策略，力圖以軍事上的勝利加重外交談判籌碼，以外交談判促進和平接收。為此，他督促第三集團軍加緊對保定門戶方順橋一線奉軍的作戰。由於奉軍為保住保定而在方順橋部署重兵進行頑抗，雙方在此膠著十數日，戰鬥空前激烈，晉綏軍一度幾乎被奉軍合圍。麵對危局閻錫山與白崇禧電請蔣介石，請他“迅飭第一集團軍急取滄州，籍資策應”，並“懇電請馮總司令飭第二集團軍迅速北進，保持第三集團軍右翼之安全”（《閻錫山年譜》（三），第976頁），以利第二集團軍在完縣方順橋之線與敵作戰，同時向馮玉祥求援。但因冀南之奉軍大部被吸引至馮玉祥部所在的豫北戰場，當馮部吃緊向閻求援時，閻卻以種種理由敷衍，按兵不動，致使馮部傷亡重大，所以，對閻的請援，馮部不予支援。幸虧第四集團軍先頭部隊趕到，晉綏軍才得以解圍，並於5月29日攻克方順橋，翌日攻占保定。在外交上，閻錫山則按照蔣介石關於“戰事達到京津附近，應以竭力避免惹起外交之方法為作戰之布署，如能以和平達到目的，自不妨曲予遷就”的指示（《閻錫山年譜》（三），第977頁），加強了對日本以及英美等國駐京使館的外交活動。

其實，閻錫山對此已未雨綢繆，早有籌劃，還在1927年春，他即派諳熟日方情況且善於折衝尊俎的南桂馨，赴北京繼任了因病去世的田應璜的駐京首席代表一職。南上任以後，積極活動，很快與其在日本時的舊交、日本駐京公使武官本莊繁（後任日本關東軍司令）少將取得聯絡，事先向他通報了山西方麵準備出兵北伐的信息，使日本方麵有所了解，並且和英國駐京公使蘭普森舉行了會談，針對蘭氏所提出的怕馮玉祥軍隊進駐京津“發生意外”這一問題，解釋了閻錫山不會是武漢政府的做法，如閻錫山接收京津，一定並且必須遵守與各國的既定條約。從而為以後閻錫山開展對英美的外交活動作了鋪墊。晉奉開戰後，南為躲避奉方緝捕而遷至天津。在這裏，他不僅很快將張作霖因在華北用美國借款修築鐵路一事與日方交惡的情報告知閻錫山，而且還向閻傳去了日本駐京公使芳澤關於“隻要閻軍打入保定，我們日本就可壓迫奉軍退出華北，如果退出時，潰不成軍，恐怕山海關也不易出去了”的情報，加上事後更為準確直接的有關情報，對堅定閻錫山二次討奉時采取“中心突破，側麵接敵，先下保定”的戰略方針，起到了很大作用。與此同時，南桂馨在天津還先後聯絡了北京“安政府”的內務部警政司長李新培、督察總監署司法處長蒲子雅等人，從他們那裏及時獲取日方、奉方主張與國民黨合作的新派以及掌管京津治安衛戍大權的北洋皖係勢力對時局的看法。在張作霖行將敗逃時，南又與日本天津駐軍司令新井達成諒解，由日方放出不惜一戰的口風，堅拒馮玉祥部接收天津，而由從保定奉方軟禁中跑出來的傅作義指揮由張宗昌撤離時留下的一個團，負責接收天津。為使接收京津順利進行，閻錫山甚至對京津冀察的主要人事安排都通過南桂馨取得了北京外交使團的“諒解”。正因為有了這些事先的充分準備工作，所以，5月30日蔣介石赴石家莊與閻錫山會晤時，兩人對接收京津及善後事宜問題，很快達成共識，並於6月4日由國民政府委任閻錫山為京津衛戍總司令。

閻錫山攻占保定後，鑒於同在京漢路上北進的第二、第四集團軍隻推進到石家莊及其以南地區，為不失時機搶占北京，遂令其第三集團軍以張蔭梧、孫楚為左、右路先鋒，兼程向北京挺進。由於奉軍在石家莊、保定戰役中連連失利，在京漢一線的部隊也被北伐軍所殲滅，加上日本方麵的逼迫，張作霖知道大勢已去，不得不於6月2日離京返奉。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傷殞命。同時，由於南桂馨的工作，掌握北京警政的地方維持會王士珍等人出麵維持了北京秩序，並拒絕了試圖接收北京防務的第二集團軍韓複榘部，所以，孫楚所部於6月8日進入北京，順利接收了奉軍留京衛戍部隊的防務。同日，閻錫山電令南桂馨接收天津防務，並報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蔣介石，請任張蔭梧、傅作義分別擔任京、津警備司令。6月12日，國民政府批準了對張、傅的任命。6月20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將直隸省改稱河北省，北京市改稱北平市，並以北平、天津二市為特別市，後又任何其鞏、南桂馨分別為北平、天津兩市市長，商震為河北省主席，趙戴文為察哈爾督統（不久又調任國民政府內政部長），徐永昌為綏遠督統。同年12月，察哈爾、綏遠由特別區改省，督統改為省主席，兩省主席分由楊愛源、徐永昌擔任。這樣，閻錫山遂控製了北京、天津兩市和晉冀察綏4省，成了北伐中的大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