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大革命潮流下的抉擇(3)

閻錫山在山西的“清黨”，迫使在山西的活動完全轉入地下，陷入低穀。直至抗戰爆發前夕，特別是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東征後，鑒於抗日的決心和華北危局的加劇，閻錫山為了利用抵禦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中央的壓迫，並號召民眾進行抗日，以維持其統治，才逐步由轉向“迎共”、“聯共”，在山西的組織也才得以恢複發展。至於山西的國民黨組織，“清黨”過程中因內部派係鬥爭而分化成了CC派和“中山主義大同盟”派。改組後的省黨部，閻錫山雖然派了趙戴文等參加，但他對黨務工作向來不感興趣，而CC派的首領苗培成、韓克溫在閻錫山支持下，通過“清黨”則勢力漸大，把持了省黨部。但是，苗培成、韓克溫本就不屬於閻錫山的地方勢力，閻錫山對他們的支持，也隻是因為在問題上雙方目標一致。及至CC派勢力坐大，閻錫山認為於己已有所不利時，即想利用“摻沙子”的辦法控製省黨部，此法盡管收效不大，但從此卻也使CC派基本上失去了對山西政局的影響力。因此，直至抗戰爆發前的20多年中，山西的政治經濟等方針大計，基本上都實行的是閻錫山的一套山西版本的“三民主義”。這中間，雖然1930年中原大戰期間，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及各縣黨部負責人，紛紛被汪精衛、閻錫山兩派打倒，大部流落外地。可是，當閻錫山戰敗離開山西後，他們便以勝利者的姿態返回山西，又囂張起來。一方麵積極反閻，對閻本人漫罵、諷刺、偵察，並在國民黨內部通緝、開除、清洗閻汪分子，另一方麵，繼續，大肆破壞山西省地下組織。閻錫山對於省黨部對自己的攻擊，自然十分惱怒，但卻無可奈何。1931年8月5日閻錫山由大連潛返老家五台河邊村後，在靜觀時局變化的同時，積極籌劃自己的東山再起。不久，“9·18”事變爆發，國人要求抗日救亡的呼聲日益強烈，愛國運動不斷興起，太原的大中專學生也積極響應。12月初，太原學生派出代表向山西當局請願，要求開放抗日救亡運動。省黨部常務委員、省教育廳廳長苗培成出麵接見學生代表時，態度蠻橫，激起代表們的憤怒，高喊“打倒苗培成”的口號，苗見勢不妙，扭頭逃跑。學生代表第二天又找省主席徐永昌，又受阻。憤怒的學生分頭將苗公館和教育廳加以搗毀。12月18日上午，太原學生三、四千人到省黨部大門前請願，省黨部應允學生派出代表進入，豈料，學生代表進入省黨部後，突遭糾察隊圍攻毆打，並槍殺了穆光正，從而引發了震動全省的“12·18”慘案。閻錫山聞知後，即要清鄉督辦楊愛源命令太原市警備司令榮鴻臚，於當天下午派部隊將省黨部糾察隊繳槍，並將韓克溫、姚大海及糾察隊長等扣押在警備司令部，還會同學生代表查封了省黨部及《民國時報》社，隨後各縣縣黨部亦一律停止活動。其領導人則流竄到北平、西安等地。從此，蔣介石在山西的勢力消失殆盡。

閻錫山曾支持過國民黨山西省黨部，但後來卻又查封了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排除蔣介石在山西的勢力，這看起來似乎有些矛盾，其實不然。因為，在的問題上，他們是一致的，並因此而協力同心，但是在關乎各自利益的問題上，由於蔣介石想通過他在山西的國民黨省黨部來逐步控製山西政局，從而達到一統天下的目的，而閻錫山則不願意受中央的約束，總想自成一體，維護住本集團的利益，這就不能不發生衝突。在省黨部的問題上是這樣，北伐結束後的編遣會議及不久爆發的中原大戰，也是這樣。

3、出師討奉，參加北伐，晉軍初戰得勢，不久全線撤退

閻錫山的易幟，讓張作霖感到了事態的嚴重。因為他的這位盟友態度上的這種轉變，不但在政治上對奉方陣營是個不小的衝擊，而且也因寧漢之爭使其在南方形成的與北伐軍軍事上的均勢產生了不利於奉方的變化。但是，張作霖並未對閻立即采取激烈行動。其原因主要是閻錫山的易幟僅僅是其政治態度上的表示，而在軍事上尚未有什麽異常變化。如若貿然對閻動手，情急之下，閻錫山必然作出反映，如此一來，奉方必然要抽調相當兵力對付閻的還擊，這樣就不能不影響到南方的戰事。所以，他在震驚之餘，還是對閻采取了緩和的態度。為此，1927年6月18日，他在北京就任“安海陸大元帥”後，即委閻為“安副元帥”。同時，請閻推薦“軍政府官員”，但閻均婉言拒絕，並向張作霖表示，他在山西的易幟，隻是為了自保，並不意味著與張為敵，今後立場絕不改變。同時還勸張取消“大元帥”稱號，改易“東北國民革命軍”。看來，閻錫山主觀上一直想勸促奉方與蔣介石合作，加入“討共大同盟”，來共同對付的。這可說是閻錫山易幟後，遲遲未出兵伐奉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如果勸促奉方成功的話，那麽，不但加強了勢力，也可避免他與奉方的軍事衝突，更好地保存自己。

另一個原因，就是寧漢之爭使南方軍事上進展緩慢，無暇北顧，而奉方在北方的勢力又基本上未動，如若晉綏軍與奉軍孤立作戰，後果可想而知，因此，閻錫山不得不繼續與奉方周旋，一方麵希望張作霖能改弦更張，一方麵加緊與南京政府的聯係。

蔣介石對於閻錫山拒汪拒奉，力行“清黨”的作為，大為讚賞。7月7日，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組時，閻錫山、馮玉祥、胡漢民、李烈均等就當選為委員。並且，國民政府於7月9日發表了國民革命軍北方各軍軍長，分任商震、楊愛源、徐永昌、傅存懷、傅汝均、豐玉璽、張蔭梧、譚慶林、鄭擇生、李維新等10人為第一至第十軍的軍長。（第七軍軍長由閻錫山兼，張蔭梧為副軍長），這就直接把閻錫山的晉綏軍納入了北伐軍係列。從而使閻錫山更加依賴南京政府。因而，此後不久，7月15日，閻錫山便命北方國民革命軍進占石家莊，奉軍退守正定。

北方國民革命軍各軍均由二至三師並附炮、騎、工等兵種分隊編成。分為左、右兩路，由第1、7、9各軍組成的左路軍出兵京綏路；第2、3、4、10各軍組成的右路軍出兵京漢路，另以第6、8軍為挺進部隊，其餘為總預備隊。而奉軍在京綏路方麵的軍隊為第三軍團所屬第9、12軍，其主力配置於宣化、張家口附近，另外，在平地泉派駐一個機動部隊，奉軍在京漢路方麵是第3、4軍團之主力。從晉綏軍與奉軍雙方的兵力與部署上來看，晉綏軍雖處於進攻地位，其炮兵、騎兵也頗具威力，但其總兵力要少於奉軍，並且在戰略上處於外線作戰地位，進軍路上，山河重重，交通不便，給部隊運動帶來很大困難。奉軍的兵力雖然要比晉綏軍多，並且所據之京津資源相當豐富，京綏、京漢、京奉三路交通也極為便利，況且是以守為攻，以逸待勞，優勢不少，但是其戰線過長，兵力分散，從察哈爾之懷安到石家莊的新樂，如同蛇形一樣，沿線所設兵力都較為孤立，很容易被分割圍殲，各個擊破。

麵對閻錫山這種架勢，張作霖不得不作出反應，為應對局勢，他一麵令駐於京綏、京漢線的第三軍團主力積極補充訓練，一麵還於8月25日派出代表與晉方聯絡，希望閻錫山能從石家莊撤軍，守中立地位。因為，作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迫於北伐失利和武漢方麵的壓力，於8月13日宣布辭去總司令一職，在滬通電下野。張作霖想乘寧漢互爭之機改變南方戰局，準備派出兩路兵馬南下，一路到河南攻打北伐軍，一路沿津浦線援助孫傳芳。可是，由於晉綏軍已進占石家莊，給奉軍運兵南下造成了障礙，所以，盡管張作霖對這位盟友的背叛十分惱火，但為大局計，他還是委曲求全，與閻聯絡，然而卻遭到了閻錫山的拒絕。於是，張作霖派第三集團軍中將於珍為豐鎮平地泉總指揮，以檢閱察西部隊為名，前往這兩處部署軍事，準備向綏東進攻。不料，當於珍由第9軍參謀長劉維勇陪同返經大同時，突遭奉閻錫山之命的晉綏軍大同鎮守使李生達扣留，並轉送太原。晉北頓呈緊張局勢，閻錫山與張作霖的矛盾進一步惡化，雙方劍拔弩張，大戰一觸即發。

閻錫山將其左右兩路大軍部署後，晉綏軍與奉軍曾發生過多次小的戰鬥。他亟待中央配合支持，但是，蔣介石下野後，由於寧漢合作改組後的中央國民黨特別委員會的多數委員們，仍沉迷於“黨統”之爭，根本無暇顧及北伐大業，而奉方卻乘南京混亂之際，在津浦方麵連連反攻得手。在此情況下，閻錫山屢屢致電南京政府，認為對奉軍“若再遲遲不發，坐使強敵益張，殊非黨國前途之幸”，“為牽製敵人南下，並先發製人”，經與馮玉祥和其他方麵聯絡後，遂於9月27日令前鋒依作戰計劃，退出石家莊，集中井徑待命。28日，即致電南京政府：今日率部誓師，討伐張作霖，並發布檄文，謂“不得已，隨諸同誌之後，誓師北伐，以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以達救國救民之目的”。同時，令其所部29日向京綏、京漢兩路一致發動。閻錫山雖然因對張作霖“屢與開誠相商，終見固拒，近更龐然自大，盤踞北京，不謀與民合作，隻求一己之尊，且日肆以武力壓迫國人，……既忍無可忍，又望無可望”（《閻錫山年譜》（二），第820、822頁），“不得已”出師討奉。但不管怎麽說，他總算是參加北伐，向奉軍宣戰了。

閻錫山在誓師討奉之前，即針對奉方部署，為達到突然襲擊，盡快攻占北京之目的，製定了“集中兵力，兩端下手，多路進攻，分割圍殲”的戰略方針。擬將奉軍當麵主力及預備隊吸引到京綏、京漢線之兩端，將其攔腰斬斷，使之首尾不能相接，然後分進合擊，“直下京津，厥收奇功”，因此，討奉通電發表時，左右兩路大軍均已進入出擊地域。

雙方交戰之初，晉綏軍進展順利，左路軍在商震的指揮下，第5師王靖國部由大同沿京綏線向張家口進擊後，很快輕取張家口、萬全，第15師李生達部由天鎮經懷安縣左衛向宣化附近的沙嶺子之敵前進後，經激戰擊退了奉軍高維嶽的第9軍，占領了宣化。由閻錫山直接指揮（實際由徐永昌代行）的右路軍，以2、3聯合軍為主力，由石家莊荻鹿、平山、井徑一線向北發起進攻後，也很快以優勢兵力推進到接近保定的定縣、望都一線。右路軍的第6軍第4師傅作義部做為一支奇兵，則由太行山間挺進，從京、保（定）之間截斷鐵路，以求全殲京漢保定以南之敵，並相機呼應由陽原縣經蔚縣向南口進發的第14師李服贗部。晉綏軍初戰告捷，不到一周時間，連克數地，10月“一日克正定、四日克新樂、定縣、柴溝堡，五日克張家口、宣化，六日克望都”（《閻錫山年譜》（二），第829頁）。與此同時，馮玉祥所屬各部在隴海、津浦兩路也發起進攻，以策應晉軍。看來，形勢對晉綏軍十分有利，似乎已經穩操勝券。

但是，晉綏軍好景不長，它在奉軍猛烈反攻下轉入守勢。麵對兩線作戰，張作霖調整了兵力部署，在津浦方麵取守勢，集中兵力解決西線戰事。10月10日，下令京綏、京漢、隴海三路部隊開始向閻、馮軍隊發起反攻。當日即收回定縣，切斷了晉綏軍前線與石家莊的聯係，右路軍全線動搖。在石家莊指揮作戰的閻錫山忙將總部轉回正太線荻鹿車站，由徐永昌任前敵總指揮，晉綏軍右路部隊被迫沿京漢線之左側，經平山、荻鹿等地，向娘子關撤退。推進到張家口、宣化的晉綏軍左路軍，也遭到奉軍的激烈抵抗，先頭部隊李生達15師傷亡近三分之一。10日，奉軍又發起猛烈反攻，連連得手後，乘勢將商震左路軍壓至天鎮縣永嘉堡一帶，幸被李生達15師力戰所阻，才免於全線崩潰。商震本擬在大同布置防線，因閻錫山深感兵力薄弱，遂下令放棄雁北、綏遠，左路軍集結雁門關一帶山地，憑險防守。大同重鎮被奉軍占領。至1927年10月底，晉綏軍主力均被奉軍逼退，收縮於山西境內。

執行南路挺進任務的傅作義4師，因與上級失去了聯絡，未得到撤退命令，仍照原定計劃出易縣，趁奉軍主力集結京綏、正太兩路而腹部空虛之機，於10月13日一舉攻占了京南重鎮涿州。但因聯絡中斷，無法確定下步方略，傅作義隻得據城固守。他不知道晉綏軍主力全線撤退後，涿州已經成了奉軍防守腹地中的一座孤城。而奉軍向來小覷晉軍，認為晉軍打不了硬仗、惡仗。況涿州已是一座孤城，守軍隻有一師人馬，因此，張作霖決心拔除這個釘子，下令期限拿下涿州。豈料，奉軍四次總攻，多次增援，均未奏效。張作霖遂派張學良親自指揮作戰，最多時一天竟向城內發射炮彈四、五千發，並派工兵炸毀西南城牆。傅作義則集中兵力，親自督戰，數次打退奉軍進攻，以一師兵力堅守涿州3個月，並因此而牽製了奉軍10萬之眾不能南下，大大緩解了馮玉祥部的壓力。守城期間，傅作義曾數次電閻請援，閻自覺無力也無望增援，隻好多次回電嘉勉，並於12月18日致電傅作義，著第4師全師官佐一律晉升一級，賞全師7萬元大洋，鼓勵士氣。不久，南京方麵也於12月27日任命徐永昌、傅作義二人為軍事委員會委員，以示對閻的籠絡和對傅的嘉勉。以師長一級任軍委會委員，傅作義實乃空前絕後之一人。這時，傅作義已是糧盡援絕，而奉軍也成強弩之末，於是雙方接受北京商民代表調停，議定傅作義部改編為國防軍而不屬奉軍係列，傅本人離開部隊。1928年1月12日，傅部接收改編出城，曆時90天的攻防戰終於結束。涿州之戰使傅作義以“善守”而名揚天下。傅作義交出兵權後，張作霖、張學良對其優禮有加，並許以奉軍方麵軍司令官一職，蔣介石亦於事後兩次對傅收買，但傅均予謝絕。對此，閻錫山十分讚賞，曾對趙戴文得意地說“傅作義是咱們的關雲長，義重如山”。

晉綏軍紛紛撤回山西境內後，張作霖調集號稱30萬的軍隊，分兩路分別向娘子關南北地區和雁門關附近地區展開進攻，迫於奉軍壓力，閻錫山一方麵部署兵力防守於龍泉關、長城嶺、鐵角嶺至雁門關之間，以及由固關、娘子關延伸至六嶺關到黑三關一線，構成了左、右兩道防線。並命第14師李服贗部以五台山和勾欄山為兩側，以繁峙平地為底部，構築“口袋陣地”，以誘奉軍深入。因奉、直聯軍同時在隴海路方向對馮玉祥猛烈進攻，馮已無法呼應閻錫山，所以，閻錫山在加強防守的同時，一方麵致電李烈均“極盼南部大軍迅速北上，為我支援”，同時，還讓在天津的南桂馨，速請段騏瑞出麵，“聯結孫、魯、張，迫奉張出關”（《閻錫山年譜》（二），第8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