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大革命潮流下的抉擇(2)

對於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早就仇視馬克思主義仇視，對國共合作不滿的閻錫山，很快便作出了反應。4月25日，他在複孫傳芳的電報中，就說：“赤黨囂張，爭奪為心，雖蔣尚且不容，足證其不能與人合作也”（《閻錫山年譜》（二），第745頁），並對蔣介石建立企圖“以黨治國”的南京政府極表讚同，而對當時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政府，則極為仇視，他認為，“武漢不倒，南京必失敗，時期愈延長，愈危險，武漢倒後，中國之軍閥，必不足以為國民黨之敵手也，應排除一切，專對武漢”。閻錫山所以對寧漢兩個政府持這樣截然相反的態度，這從他對武漢政府派來的代表孔庚於6月17日抵達太原後的談話中，可以清楚地說明其原因，閻錫山對孔庚說：“南京是國民黨的政府，蔣總司令是總理的信徒，是革命的。武漢是的政府。山西人已害怕，已決定約蔣總司令動員北伐，拒受漢口政府之命令”。“武漢有一個鮑羅廷，是第三國際派來的，武漢政府完全為他所把持，一切事情非得他的許可，不能有所作為。武漢商人的資本，以及豐裕之人的產業，都一概被沒收，已經完全實行共產”。“漢口方麵將孔子塑像抬上遊街，橫加侮辱，顯然是毀滅中國文化。我即不與漢口往來，隻與南京合作”（《閻錫山年譜》（二），第761—762頁），這也是閻錫山何以不接受武漢政府於3月11日任他為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一職的原因。而在此期間，由於奉軍在津浦一線作戰失利後，準備向南京政府妥協，其中奉方隻提出兩個條件，即“一、廢除共黨。二、與俄脫離關係，如寧方能行二條件，津浦戰事立即停止”（《閻錫山年譜》（二），第748頁）。與此同時，日本方麵由土肥原出麵，又向閻表示出了“奉將退出關外，北方政局，自當由山西維持，斡旋南北，平息戰事”的意向（《閻錫山年譜》（二），第750頁）。在閻錫山看來，既然南京政府是堅決的，蔣介石是“革命”的，而奉方又把廢除共黨作為了與寧方合作的條件，那麽，與蔣介石合作既可遂其誌，又不會招致奉方的報複，於是，他不久便通令全省易幟，並毅然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從而一反其所標榜的“山西從來不輕易與人合作，即不輕與人離”的信條，終於在“合和離，乃以黨國利害為前提之下”（《閻錫山年譜》（二），第877頁），與蔣介石同氣相投，攜手合作。

從閻錫山這種選擇上，可以清楚，他的易幟和後來討奉北伐的真正目的，並非是真正要進行北伐革命，而是想要通過經蔣介石領導的北伐，消滅，撲滅工農群眾運動，以及北洋軍閥等地方勢力，以便掃清完成“以黨治國”的一切障礙，建立一個由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對此，還可以從他易幟前後的一係列言行中得到進一步證實。4·12反革命政變後，閻錫山就曾多次向蔣介石提議“聯奉討共”，並加緊了對奉方的勸促，勸其與南京政府合作，聯合起來，“組織討共大同盟”。他曾致電張學良等，勸促其取消安，改為國民革命軍，這樣，“南方之戰爭，可變為國共之戰爭”，不久，又複電張學良提出“聯絡南京及各方組織‘討共大同盟’，消滅共黨，以貫徹我軍討赤初旨”（《閻錫山年譜》（二），第754頁）。他易幟後的第三天，即6月5日，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又提出“現在徐州攻下，蘇、皖軍不成問題，鄙意此時辦法，似以雙方停戰（寧奉停戰—引者注），聯合討共，較為簡當”（《閻錫山年譜》（二），第756頁），同時還勸奉張與蔣介石合作，認為“民族、民權、民生為共和自然之趨勢，兩帥何妨標以旗幟，以團結力量共同討赤”，“為大局計，為奉方計，妥協各方，一致討赤，實為上策”（《閻錫山年譜》（二），第747頁）。當張作霖對閻錫山的勸說“並無感悟”，與南京政府也“無以見合作之誠”，因而，蔣介石決定繼續對蘇、皖之孫傳芳、張作霖軍隊討伐，以清除南京政府“臥榻之旁”的這一威脅時，閻錫山遂致電蔣介石，建議其調整策略。電報中，他就蔣介石考慮北伐西征戰略時，在先伐奉後討共，還是先討共後伐奉，即先奉後共、先共後奉這個問題上，通過對此兩策利弊得失的分析後認為，在奉軍退卻但損失無多，殘餘勢力尚足以維持京、津、保，切本黨先共後奉之計劃，彼亦有所覺察，奉軍勢必居京、津、保，視國共為鷸蚌，自在漁人地位的情況下，若“先共後奉”，其害有三，即“奉既不肯助我討共，我不僅不能得其助，且恐伺隙而動，乘我之危”；“對奉須加戒備，兵力不能不分”；“置奉討共則不能不與奉加以聯絡，將士與民眾易滋誤會”。而“先奉後共”，其利有五，即“討舊軍閥，將士與民眾不生疑慮”；“馮、唐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攻我後路”；“晉軍全力可由京漢、京綏兩路出發”；“奉軍新敗之後，易於攻破”；“北京為國家首都，中外觀瞻所係，占領之後，易於號召。凡川、滇、黔、鄂、湘、豫、陝，非軍隊，皆無所顧忌，必能助我討共”。“總之，先共後奉，滅共至多不過六分把握。先奉後共，滅奉則有八分把握，滅奉後滅共亦有八分把握”，並向蔣介石提出了“晉方傾全力由京綏、京漢兩路攻奉，請寧方以大部兵力由津浦北上，會師京津”的作戰方略（《閻錫山年譜》（二），第759—760頁）。

就閻錫山這番分析而言，不能說沒有他的道理，但是他所提出的“先奉後共”，還是“先共後奉”方針，隻是對共對奉策略上的不同，其實質還是以為主，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滅共的。在這一點上，由於他與蔣介石南京政府的立場是一致的，所以，他對蔣介石亦步亦趨，獻計獻策，蔣介石發動“4·12”反革命政變後，他很快與蔣介石一拍即合，在的道路上走在一起。

2、緊步蔣介石後塵，在山西大搞“清黨”

中國在山西的組織太原支部，是高君宇受北京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李大釗委派，於1924年5月成立的。它是山西第一個組織。太原支部由張叔平、傅懋恭、紀廷梓三人組成支部幹事會，張叔平任書記。高君宇在籌建山西黨組織的同時，還與苗培成、韓克溫等國民黨人進行了籌備國共合作的談判。

在太原支部成立的同時，1924年5月，中國也在山西成立了臨時委員會。1926年12月15日由國共雙方共同協商召開了國民黨山西省“一大”，選舉產生了正式的山西省執行委員會（簡稱“省黨部”）（王建富：《山西第一次國共合作和民主革命新》，《文史研究》1989年第2、3期合刊，第5—7頁），第一任臨時省黨部執行委員共9人，其中有苗培成、韓克溫、李冠洋、郭樹榮、梁賢達5人為國民黨員，王瀛、孫真如、王鴻鈞、彭兆泰4人為員，韓克溫、李冠洋、彭兆泰3人為常務委員。

閻錫山對於黨派活動雖然一直限製較嚴，但是在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形成的有利形勢下，自1924至1927年“4·12”政變之前的這一期間，山西的國共兩黨共同合作，在號召山西民眾聲援國民革命，組織學生反對閻錫山的征房稅運動，北伐前夕，將組織起來的全省5萬多工人，按行業成立了各種工會，“五卅”慘案後，掀起以“滬案後援”為特征的反帝，反對軍閥戰爭，以及發展兩黨的組織等方麵，還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對促進山西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當北伐革命軍攻克武漢後，由於蔣介石在帝國主義的引誘支持下，企圖建立起“以黨治國”的獨裁統治，拒絕與武漢政府合作，並竭力限製不斷高漲的工農運動，因此，寧漢之爭愈演愈烈。受此影響，向來就主張排斥的以苗培成、韓克溫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由於與閻錫山沒有什麽淵源，遂成為蔣介石在山西的代言人，而一些在北伐大潮中加入國民黨的閻錫山的幹部所形成的黨內親閻勢力“官廳派”，因其早就對在山西的活動表示反感，所以，這兩股勢力，很快就同氣相求，在這一共同的目標下，走到了一起，當時雖然寧漢尚未分裂，可是在山西國共兩黨的摩擦已悄然發生，兩黨的破裂也見端倪。1927年3月12日，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在太原文瀛湖公園舉行工人、學生聯席大會，紀念孫中山逝世兩周年時，大會主席苗培成即首先公然汙蔑“共產共妻”，對此，與會的幾千群眾當即呼喊口號反對，員王瀛也講話駁斥。苗惱羞成怒，與其手下“山西工人代表總會”委員長楊笑天組織人員搗毀了領導的太原總工會，總工會會友又搗毀了設於平民中學的右派大本營，此後，雙方的衝突持續了一個月。對此，閻錫山尚持觀望態度，基本上不予過問，也不偏袒一方。但至4月下旬，即“4·12”政變不久，他即表態，支持國民黨省黨部，並讓苗培成所屬骨幹每人從山西省公署領取手槍一支，以便向動武。5月9日，山西省委召集太原全市各大中學校師生及工人群眾在國民師範大禮堂為李大釗舉行追悼大會，大會尚未開始，閻錫山即以“集會不合法”為由，派兩營兵力包圍了會場，衝散了大會，還當場逮捕了員張勳（張文昂）、武學和、王道明和進步青年楊懷義等4人，在會場揭露閻錫山背叛革命的薄書存（薄一波）幸得群眾掩護才離開了會場。當時，由於閻錫山同武漢國民政府保持著聯係，還沒有公開打出的旗號，但從這個事件中卻可以看出，閻錫山的地方勢力派已經與國民黨右派聯合在了一起。

閻錫山於6月6日就任南京政府任命的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後，其活動即予公開。他先是遵照南京國民黨中央命令，對國民黨山西省黨部進行了改組，在省黨部排除了全部員，並由國民黨中央派來的、何澄，閻錫山的骨幹趙戴文、南桂馨、溫壽泉、孔繁蔚，以及原省黨部委員苗培成、韓克溫、李冠洋、郭樹榮、楊笑天等11人，組成黨務改組委員會，苗培成、韓克溫、郭樹榮等為常務委員。接著，由這個常務委員會提出了一個通緝員的名單，並頒發通緝令，在山西的“清黨”活動即此開始。這次被公開通緝的有王瀛、崔鋤人、王鴻鈞、薄書存、鄧國棟、趙秉彝、顏昌傑、孫真如、朱誌翰、王箴、楊高梧、彭兆泰等員和革命分子32人。

武漢的汪精衛政府於1927年7月15日發動政變，開始在武漢大肆搜捕人，國民黨寧漢雙方在蔣介石下野，汪精衛的契機下達成一致，從而結束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後，閻錫山進一步加快了在山西“清黨”的步伐。在閻錫山的支持下，苗培成等人不僅調動軍警封閉了領導的太原總工會和太原兵工廠工會，而且在省立一中、國民師範、進山中學等活動的中心，通過學生中的國民黨右派分子和便衣警察告密、偵察，對有嫌疑的學生開會鬥爭，毆打辱罵，開除學籍，甚至逮捕拘留。省立一中因被視為“的巢穴”，還在校門口架起了機槍，恐嚇進步學生。由於“5·9”事件後，山西省委對爭取閻錫山站在革命方麵還沒有完全失望，打入國民黨省黨部做情報工作的周涼雲（張曄）發現了一份“清共”名單，立即報送省委，得到這一情報，山西省委提高了警惕，采取了規避措施，所以，“清黨”開始後，“清黨委員會”沒有捕到主要通緝對象，於是，就從外圍入手，單在太原市受迫害的就有100餘人，但是，“清黨委員會”對“清黨”一直未從放鬆。“7·15”事變後，時在武漢向中央匯報工作的王瀛，受中央負責人瞿秋白指示，回山西整頓工作。8月下旬，王瀛與其妻朱誌翰一路到達北平，因正太鐵路不通車，即改乘京綏線火車，經張家口到大同，當其坐馬車返太原時，被國民黨特務跟蹤，途經崞縣時，被當地警察逮捕，押回太原，審訊中，麵對種種酷刑，王瀛堅貞不屈，最後以“擾亂地方治安罪”於1927年10月11日在太原被殺害。朱誌翰因有身孕，幸免死刑，改判無期徒刑，直至抗戰開始，才被黨組織營救出獄。

在“清黨”中，閻錫山不僅繼續汙蔑，說什麽，自國民黨活動以來，“社會上怨聲載道，是豈救國救民之三民主義所應招來者乎？皆仿效挑撥階級鬥爭手段所致也”，而且提出了“清其法”重於“清其人”的做法。他說：“惟自本黨容共以來，之革命方法，公然侵入本黨者不少。喊叫的口號，實施的行為，多陷於共產化。劃分階級，挑撥爭鬥，誠認為招兵良法。本黨黨員不知不覺中，亦仿效之。此實本黨之大危險。亦民族殘殺之弊端。今日清黨，實為本黨之緊要工作。鄙黨清其人，尤須清其法。若清其人而效其法，則員得以之口號，潛伏於國民黨旗幟之下，做之工作。且故意為本黨得罪社會，必使國民黨三字不容於中國後而已，……深願本黨於此竭力清黨之際，確定本黨行為之界限，恢複被已失之人心，保存本黨在中國存在之基礎，黨國幸甚！”（《閻錫山年譜》（二），第777頁）。閻錫山這個“清其法”的思想，在他1932年第二次上台後，為了全麵、防共，於提出“軍事防共”的同時，又提出了“政治防共”和“思想防共”的思想，可以說後兩者正是其“清其法”思想的發展。在這方麵，閻錫山真可謂見識非凡，非同一般，不愧為老手，比起蔣介石等一味“軍事剿共”來，確實要毒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