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大革命潮流下的抉擇(1)

1、北伐戰爭開始後，閻錫山審時度勢，擁蔣易幟

1925年“五卅”運動後，隨著全國大革命風暴的掀起，以及國民革命軍東征南征的勝利，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了統一和鞏固，這就極大地威脅到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在中國的統治。於是，北洋直係、奉係軍閥又開始聯合起來，他們在各帝國主義操縱與支持下，準備在北方進攻傾向革命的馮玉祥國民軍，在南方進攻廣東革命政府。根據這一形勢，廣東革命政府遂著手進行北伐戰爭的準備。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國民革命軍共有8個軍，約10萬人，除留守部隊外，分西路、中路和東路三路，向北進軍。北伐軍由廣東出師不到半年時間，即打跨了直係吳佩孚，殲滅了孫傳芳的主力，占領了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浙江全省和安徽、江蘇等地約半個中國，將革命迅速推進到長江、黃河流域。受北伐勝利的影響與的幫助，原在綏遠一帶的馮玉祥國民軍，也於1926年9月在五原誓師，響應北伐，向甘肅、陝西進軍，同北伐軍南北呼應，12月占領陝西全省，並沿隴海路向河南進攻（郝國興等編：《中國曆史講義》（上冊），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2—73頁）。

麵對北伐革命軍的淩厲攻勢，奉係軍閥首腦張作霖在“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和“直魯聯軍”總司令張宗昌的擁戴下，於1926年12月1日在天津就任“安”總司令，正式把持了北京政權，並任命孫、張二人為副總司令，楊宇霆為總參謀長，企圖憑借各係軍閥總計約75萬的優勢兵力，（盤踞湘鄂豫及直隸南部的吳佩孚集團20萬人，擁有蘇浙皖贛五省的孫傳芳集團20萬人，占據東三省及直魯熱察的張作霖集團35萬人），與北伐軍決一雌雄。

在南北對峙、劍拔弩張的形勢下，雙方都想把踞有山西這一戰略要地，且擁有近10萬兵力的閻錫山爭取到自己一邊。但閻錫山卻不急於表態，還想觀察一段，然後再見機行事。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雖然不滿於直奉軍閥對自己的利用甚至控製，並且從北伐開始後的戰局上，他也看出了北洋集團即將敗亡的趨勢。然而，控製著北方的北洋集團畢竟還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如果表態支持北伐革命，萬一北伐失利，張作霖得勢，那麽自己的後果將不堪設想。自己在北方還勢單力孤，雖有馮玉祥的國民軍響應北伐，但自己與馮的關係還不融洽，再則，一旦卷入這場戰爭，自己正在著力進行的山西省建設將會受到很大影響，正如他在1926年10月13日在山西第四次村政會議上所說的：“山西向來絕對服從中央，例應報解之款項，山西無不如期運解惟謹。山西仰藉政府威力，保護地方得以平安無事。可是，比年以來，中央政府之力量日絀，而非中央政府之力量，反日見膨脹。欲山西一省於此風雨飄搖中存站得住，非變更宗旨另想辦法不可。方法安在？簡言之，即俗所謂‘拉朋友’而已”。山西實行保境安民，“原為不肯多事與民休息而定，時至今日，則非有充分之自衛能力，絕不能貫徹‘保境安民’之宗旨。……此次戰費，約略大數一千五百餘萬，地方供應車騾糧秣物料，尚未算入；……作戰耶，則耗費滋甚；不作戰耶，則蒙巨大之損失；兩方顧慮，均屬可怕之事。此猶言勝利之戰爭，倘再為失敗之一方設想，其驚心動魄，又如何耶？”（《閻錫山年譜》（二），第699—700頁）。

考慮到山西地位的重要，所以，北伐軍於1926年10月攻占武漢後，武漢政府派胡賓為代表赴晉見閻，聯絡山西參與北伐事宜時，閻當即派老同盟會員趙丕廉以代表山西教育會赴滬出席全國教育會議為名，偕胡賓前往武漢與北伐軍取得聯絡。趙臨行前，閻再三囑咐於他說：“秘密未揭開前，由你負責，揭開以後，是我的事”。因為閻有一批槍械，須在3個月以後，才能由日本運到山西，所以不能輕舉妄動。趙隨胡到漢，首先與政治部主任鄧演達會晤，又見了陳公博，陳引趙赴南昌與蔣介石見麵，蔣說“閻是老前輩，又是丈夫團的人，盼閻能早舉事”。之後，趙折回武漢，會見了蘇聯顧問鮑羅廷。不久，他接到閻錫山的電報，表示次年5月5日可以舉事，當時軍事委員會正在開會，遂批準授予閻錫山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名義，趙丕廉即攜軍事計劃回到了太原。但閻仍不願馬上表態，因而沒有就任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120—121頁）。對此，蔣介石似也理解，11月28日趙丕廉在給閻的密電中稱“先生（指蔣介石—引者注）以就地理言，山西實為北方革命基地。但被軍閥包圍、環伺，非到最後關頭，不宜輕有表露。現定：出師須俟兩種關鍵時機，一為山西出師革命即能成功之時，一為山西不出師革命即將失敗之時”（《閻錫山年譜》（二），第718頁）。但是，閻錫山從武漢的被攻克中，已經看到了北伐大局正向著有利於革命軍的方麵發展，因而向主持北方工作並且是國民黨北方執行部組織部負責人的李大釗發去密電，要求派教官到太原軍官學校，引入“黃埔軍校經驗”。趙戴文也召集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的山西黨員談話，暗示山西有與國民革命軍，國民軍行動一致的可能。見閻錫山等態度如此，武漢政府與李大釗遂不失時機地加緊了對閻的爭取工作，以便在北方形成閻錫山馮玉祥合作，一致對奉的局麵，改變革命軍和北洋軍閥在軍事力量上的對比。於是，李大釗一方麵寫信給閻錫山，一方麵則在北京會見閻錫山的代表孔繁蔚。同意由閻組成“北方國民革命軍”，並要求閻政治態度明朗化，迅即與武漢政府取得聯係。與此同時，武漢國民革命軍政治部也相繼派翦伯讚等特派員赴晉，策動閻錫山、商震等響應北伐。

閻錫山聽取李大釗、翦伯讚等的意見，一方麵加緊了與武漢政府的聯絡，一方麵加快了與馮玉祥捐棄前嫌、重修舊好的步伐。他於1926年9月20日電告駐歸化的第六旅旅長孫楚，要他厚待被收編的韓複榘、石友三、徐永昌三部，不久，又幾次電示綏遠代理督統商震，要對馮軍加以保全，“為國家備力”。馮軍“如欲歸綏，可讓之，晉軍即相繼撤回晉境”（《閻錫山年譜》（二），第697頁）。同時，他還“發給總司令（即馮玉祥—引者注）20萬元”。11月22日，閻又電告其駐北京的溫壽泉，說“綏遠已定由奉方擔任，晉軍大部撤回”（《閻錫山年譜》（二），第711頁）。1927年2月，馮玉祥剛剛移駐潼關，閻錫山即派河東鹽運使崔廷獻前往拜謁慰問，其時，馮玉祥正處在軍費無著，糧餉兩缺之困難境地。閻能派遣使節來慰問，自然十分感動。加上閻錫山以往對他的一些恩惠，遂決計與閻攜手。在與崔廷獻長談中，他不但對閻“遣使厚意”表示感謝，欽佩閻的“保境安民”，說是“如有侵犯山西者，就是民黨之罪人”，並感激閻成全接濟國民一軍之苦心，對他出國後“晉北誤會”表示抱歉，而且說“我帥（指閻錫山—引者注）為革命元勳”，“國家大事，非我帥合作不能成功”。“但山西環境不同，我帥苦心應付，自有因時因地之機宜，革命是曲線的，未便直進，隻好漸進”，同時，還詳細介紹了陝、甘國民軍的實力及其部署等，最後還題詩四句：“鐵鏈捆縛全地球，重層壓迫世人愁，列寧主義行天下，解放人類得自由”，“贈我帥作紀念”（《閻錫山年譜》（二），第729頁）。

對於閻、馮關係的彌合，李大釗作了很大努力。他先向馮玉祥提出“聯絡閻錫山，使之消極的不與奉合作”的方針，及至馮五原誓師後，又為其提出“固甘聯陝，聯晉圖豫”的方針。這樣，既為馮的國民軍解決了出路問題，又打消了閻錫山對馮的顧慮，從另一方麵增強了閻加入國民革命的決心。

與此相反，北伐戰爭開始後，閻錫山卻對張作霖逐漸疏遠，雙方關係日趨冷淡，甚至不斷惡化。馮玉祥回國後，張作霖要閻錫山派軍入陝對馮軍作戰，閻卻以“此間辦有困難情形，當請籌濟”為由，加以搪塞，對此，張頗為不滿，謂晉軍“既不能攻過武勝關，又不能阻止馮軍入陝，尚不準奉方出兵，一任大局破壞，至不堪收拾，殊屬令人急煞”（《閻錫山年譜》（二），第709頁）。此後，張在11月20日舉行的直魯將領會議上，他在要人們擁戴其為北京政府執政的問題上征求閻的意見時，閻未予以同意（吳佩孚亦未同意）。12月1日，張作霖在天津就任安總司令後，為拉攏閻錫山，20日又發表閻為安副總司令一職，閻錫山亦未就任。對此，張作霖甚為不快，借機發難，先是對閻密派代表與蔣介石聯絡，進行質問，繼而又對山西取“保境安民”一策予以責備，“均疑山西、馮、吳早有預約”（《閻錫山年譜》（二），第730頁）。而閻錫山也對張作霖對晉省的種種無理要求，以及奉方據有綏遠之心，甚為不滿，雙方矛盾繼續發展。1927年1月下旬，當吳佩孚在湖南、湖北的軍隊遭到慘敗，孫傳芳在長江中下遊的勢力也土崩瓦解，北伐革命軍將進攻的矛頭集中於進犯河南的奉軍，奉方派代表赴晉，想要閻錫山與其合作時，閻又婉言謝絕。於是，奉方代表返回後即勸張作霖“閻錫山與蔣介石、馮玉祥、靳雲鶚共通一氣，請以重兵駐石家莊，防晉軍由娘子關衝出，並在綏遠、察哈爾作相當之準備”（《閻錫山年譜》（二），第734頁）。閻奉雙方矛盾加劇，已經發展到了幾乎要兵戎相見的地步。

而在此期間，閻錫山卻在與奉虛繼續周旋的同時，則加緊了與武漢國民政府的聯絡，以及同馮玉祥的修好工作。根據他與蔣介石“次年5月5日可以舉事”的約定，1927年4月1日閻錫山宣布廢除北京政府所任命的山西“督辦”名義，同時將所屬山西、綏遠各部隊改稱“晉綏軍”，自任總司令。4月5日，閻錫山電告其駐武漢的代表趙丕廉，即日起頒動員令，“向省民宣布服從三民主義”，4月16日又下令其南路各軍向娘子關進發。對此，張作霖“甚為不滿”，“頗為惶恐”（《閻錫山年譜》（二），第744頁）。看來，閻奉關係已經惡化，雙方間的裂痕已難以彌合，閻錫山與奉係軍閥已分道揚鑣，加入武漢政府，易幟北伐討奉似乎已成定局。

可是閻錫山直至1927年6月3日才通令全省易幟，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改所部為國民革命軍北方軍，6月6日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在易幟之後，卻又按兵不動。直至9月才率部誓師，興兵討奉，參加北伐。這看起來似乎隻是個時間問題，其實問題遠非這麽簡單。

1927年3月下旬，北伐軍占領上海後，由於吳佩孚的下野以及孫傳芳主力的瓦解，北伐形勢形成了北伐軍與奉軍南北對峙的局麵。奉軍雖然不得不收縮戰場，退居河南、安徽一線，但其元氣並未大傷，北方局勢仍由其左右。在此局勢下，閻錫山盡管與張作霖關係緊張，馮玉祥也表示了要“與閻督辦商督統合作，由熱察出兵製奉軍後路”（《閻錫山年譜》（二），第762頁）。北伐軍方麵，4月份蔣介石去安慶督戰後，對戰局表現出樂觀態度，認為“長江中下遊不日肅清，戰事方緊”，晉綏軍“發動時機已到”，要閻錫山“及早進攻”。但閻錫山仍然不敢貿然行事，一方麵向蔣複電稱“刻下我軍對於兩路（指正太、京綏路—引者注）軍事業已準備就緒，一俟唐（生智）軍北上，馮總司令率大部由潼關經洛陽東進，即可同時進攻，使敵對前後不能相顧”，一方麵與張作霖繼續周旋。5月18日，張作霖約閻在石家莊會晤，閻卻“以病婉卻”，直到5月下旬，奉軍在河南、安徽等地軍事上連連失利，張作霖決定放棄鄭州，退守河北、山東，晉綏軍與河南之馮玉祥國民軍無形中在軍事上成為犄角之勢，北伐革命軍已對奉軍大軍壓境時，閻錫山才於6月3日易幟。

閻錫山遲遲易幟和出兵伐奉，除了對軍事形勢的考慮之外，在政治上更有著深刻的原因，這就是北伐革命性質的改變以及閻錫山一直堅持的立場。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以及隨之而不斷高漲的工農運動，都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帝國主義為了鎮壓中國革命，以維護其在華利益，一方麵調遣軍隊，進行公開的武裝幹涉。另一方麵，則極力拉攏國民黨新右派，分化國共兩黨的革命統一戰線，陰謀從內部破壞中國革命。由於北伐戰爭是一個群眾性的統一戰線的戰爭，參加北伐戰爭的各個階級和各種政治勢力，對戰爭有著不同的目的。中國、國民黨左派和廣大工農群眾是要這一戰爭服務於反帝反封建的目的。國民黨新右派、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卻力圖把這場戰爭限製在一定的範圍內，以發展自己的勢力和地盤。蔣介石就是這種勢力的代表（李新等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初稿）第一卷，第276頁）。他為了通過北伐擴張自己的勢力，加緊了同英、美等帝國主義的勾結，成了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新工具。1927年1月，當廣州革命政府從廣州遷到武漢後，蔣介石卻將北伐軍總司令部設於南昌，同武漢的革命中心相對抗。不久，他又於4月12日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並於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國民政府”，同武漢政府相對立，寧漢之間糾紛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