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亂世紛爭下的求存(15)

閻錫山雖然在撤兵石家莊後，因感晉軍實力不足，而進行了第二次擴軍，擴充後的晉軍已達8萬餘人，但麵對如此之眾的國民軍，仍感到勢單力孤。為了解除國民軍對自己的威脅，他不得不開始重新調整他與各方麵的關係。為此，閻錫山於1925年夏，即派《晉陽日報》經理梁航標到武漢去見吳佩孚，一麵表示其“悔過之意”，希望吳“不念舊惡，共圖中原，解民倒懸”，一麵向吳承諾，吳率師北上之日，“山西軍隊可以南出隴海，東出太行，打擊國民二、三兩軍，然後以全力共擊國民一軍”。吳佩孚正想聯合各方，共同“討赤”，而山西又有著如此重要的戰略地位，閻錫山的晉軍也有“十萬”（梁航標向吳回答山西有多少兵力時誇大之辭），正可利用，於是同意與閻聯手（梁航標：《閻錫山聯合張馮倒曹吳和聯吳倒馮》，《山西文史資料》第12輯，第5頁）。與此同時，閻錫山又與張作霖取得聯係，擬借吳、張之力製約國民軍。然而，閻錫山在表麵上仍遲遲不公開表態，因為，他考慮到奉軍遠在關外，吳佩孚的勢力也在兩湖江浙一帶，而馮的力量卻近在華北察綏，……如果自己不和馮玉祥合作，他以全力進攻山西，等於泰山壓頂，縱有張、吳的外援，也恐怕遠水解不了近火，因此，他對馮玉祥不僅仍然不動聲色，反而十分客氣。1925年10月21日，他在回複馮玉祥的“馬電”中，還稱“我兄身係安慰，誌在匡濟，救民救國，端在此時。弟雖不才，願從兄後，如有驅使，惟命是從，掬擾奉複，時盼教言”。甚至在1926年4月，國民軍在奉軍的進攻下退出北京時，他“還給了國民軍一些方便，允許其眷屬由山西過境”（《閻錫山年譜》（二），第641頁））。

1926年，奉軍、直軍、直魯聯軍聯合向國民軍發起進攻。吳佩孚計劃出兵京漢路，力圖肅清盤踞京漢要津順德（今邢台）之國民軍第二軍鄭思成部。為掃除由武漢北上之障礙，打通京漢線，他要求閻錫山予以配合。但閻錫山考慮到吳軍尚未北上，而奉軍主力未入關，自己貿然出兵向國民軍發起進攻，勢必會給國民軍進攻山西以口實，使國民軍3個軍集中力量攻擊晉軍，那時吃虧的隻能是自己。於是，他便以抓孔庚為名，出兵順德。因為，孔庚自被閻錫山繳了兵權後，即離晉謀職，策動反閻。1925年他就曾聯絡樊鍾秀、胡景翼進攻山西未成。這時，又在鄭思成部任職，而鄭思成是國民軍第二軍的部屬，正駐紮在順德，所以，閻錫山想趁此機會，先把順德奪下，抓獲孔庚，以解山西後顧之憂。並且對國民軍派往山西的代表張士吉振振有詞地說：“我們出兵順德，抓獲孔庚，完全是為了解決孔庚，這是山西內部的問題。孔庚不解決，還怎麽能夠拿出力量來幫助你們總司令呢”？於是，閻錫山遂應吳佩孚之邀，在3月初，派商震、楊愛源、周玳等部出兵娘子關，取石家莊，然後沿京漢線南下，在元氏、高邑、讚皇等地的鄭思成所部的前哨被肅清以後，直逼順德附近。在周玳炮兵團的配合下，商震師所部，經過激戰，攻入順德城內。鄭軍不支而降，鄭思成出逃，孔庚被俘。孔庚被解到山西後，軟禁在都督府內的慶遠樓，有兩月之多，後又被閻錫山放走，臨行時閻還送了他3000元旅費。

攻克順德後，商震、周玳等部北返石家莊，與駐防石家莊的楊愛源部一同待命。此時，吳佩孚、張作霖已開始對國民軍采取行動，於是閻錫山命出關晉軍除楊愛源部返防太原外，其餘各部再由石家莊北上，商、周兩部抵達保定後，前不久被馮玉祥收編列入國民4軍係列的魏益三部聞訊請降，閻對魏部歸附表示歡迎，遂授予“正義軍”之名義，仍由魏任軍長，繼續駐守石家莊。之後，晉軍稍事休整，即奉閻之命，撤兵返晉，回師太原。閻錫山對順德的攻克與對保定魏益三部的收編，打通了京漢線北段，為吳佩孚北上進攻馮玉祥開辟了道路。

晉軍撤回後不久，吳佩孚即率部開到保定，在此之前，張作霖已壓迫國民軍在4月中旬撤出北京，退往南口和西北地區。本來，這時的國民軍已處於被直、奉、晉三麵包圍之中，形勢頗為不利。但吳佩孚恐怕張作霖獨掌北京政權，一麵繼續進軍，一麵要求張作霖讓渡北京政權，而張作霖認為“因直係內部出了問題，才增加軍隊，並參加了北京政府，現在吳佩孚剛剛統一軍權，就要讓他放棄北京，實在不合情理，好在國民一軍尚在，否則直軍豈不又要打奉軍嗎？所以張作霖決定留馮以剿吳，不再進攻南口了”。國民軍“見此情形，遂改變戰略，以劉汝明駐守南口，集中主力攻打雁門關，想趁機占領山西”（《山西文史資料》第12輯，第15頁）。

國民軍撤出北京後，張之江出任國民軍全軍總司令，鹿鍾麟和宋哲元分別任東、西路軍總司令，石敬亭任後方總司令，駐平地泉。其時，雖然在河南的國民二軍，京蒲線上的國民三軍被吳佩孚和張宗昌、李景林的直魯聯軍擊敗，損失不少，但國民一軍仍保持完好，全軍總兵力還有20萬之眾。國民軍東路軍主要在南口和察北多倫地區與奉、直軍隊作戰，國民軍西路軍主要在晉北13縣與晉軍作戰。國民軍為了打破直、奉、直魯與晉軍的包圍，決定“先擊破山西，取得軍事上的有利地位，乃以宋哲元部從殺虎口、得勝口數路分進，合圍大同”（《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114頁）。

閻錫山清楚環布於山西東、南和西北的國民軍早就覬覦山西，而他打通京漢線北段的行為，實際上又加劇了與國民軍的矛盾，因此，當1926年4月國民軍撤出北京後，他即開始在大同一帶進行布防，任命商震為前敵總指揮，統一指揮作戰。孔繁蔚指揮左翼，臨時擴編的第三師師長王嗣昌指揮右翼，周玳率炮兵團配合作戰。大同正麵由臨時擴編的第四師長謝濂負責，主要部隊有謝濂部、第六旅楊愛源部、第七旅高冠南部及周玳炮兵部；大同左翼由孔繁蔚負責，主要有孔的第三旅第六團榮鴻儒部、騎兵第二團孫祥麟部及李鵬翥的迫擊炮兵；大同右翼由王嗣昌負責，主要部隊有王之所部、第五旅豐玉璽及溫玉如的炮兵部。

1926年5月18日，宋哲元親率8萬人馬向大同進攻。擬先由韓複榘、石友三、石敬亭等部，攻下大同，恢複京綏交通，繼而會師桑幹河左岸，肅清雁門關以北之晉軍，以穩固戰線。

開戰之後，由於雙方都是有備而來，所以戰鬥一直十分激烈。國民軍來勢洶洶，第六軍韓複榘部由得勝口殺入，先是一舉占據孤山高地和要衝鎮川堡，接著又攻下大同車站，打通了京綏路，直逼大同城下；第五軍石友三部由殺虎口殺進，先後攻取左雲、右玉；第四軍方振武部由得勝口入侵後，依原定部署，奪得陽高、應縣。而晉軍在國民軍的猛烈進攻下，雖然傷亡慘重，第十三團團長楊呈祥陣亡，第五旅旅長豐玉璽被俘，第六團團長張蔭梧受傷，但仍頑強抵抗，雙方激戰七八晝夜，形成對峙局麵。

正當晉軍吃緊之時，閻錫山接到張作霖來電，說是奉軍“從南口仰攻居庸關傷亡很重，攻不下來”，要閻將“孤山隊伍撤下來，開到雁門關一線，作為雙方防禦工事，采取守勢”，等候奉軍騎兵打到察北，占了多倫威脅張家口的時候，再行出擊。閻錫山為配合奉軍作戰，同時也為調正自己的部署，遂命商震“暫撤至雁門關一線，集結兵力，先取守勢，待機進攻”，並令右翼王嗣昌師同第六旅撤至繁峙附近沙河，左翼孔繁蔚、李德懋部撤至寧武陽方口一帶，不使國民軍有迂回竄擾之機。為了不使國民軍占據雁北富饒地區，還采取（釘釘子）的辦法，派傅汝均旅李生達、蕭維漢團配有炮兵營、手榴彈營，幫助代理張汝平（大同鎮守使）防守大同，傅作義團守天鎮，李服贗營守渾源，魏德新團守朔縣，命令這些部隊必須死守，（周玳：《閻錫山參加直奉反馮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51輯，第118頁）。5月27日，晉軍依閻錫山之命，放棄大同城郊以外部分地區，據守大同及雁門關等要隘，利用地形，沿長城構築陣地，伺機出擊。

國民軍東路軍對奉張軍隊的頑強抵抗，及其西路軍對山西大同雁北的凶猛攻擊，使吳佩孚、張作霖認識到國民軍的戰鬥力非同一般，要對付國民軍，還須雙方繼續合作，目前還不是分手的時候，因此，6月28日，吳、張在北京會晤，進一步協商“討赤”事宜。“兩軍擬定直魯奉軍豔日拂曉，對西北下總攻令”（《閻錫山年譜》（二），第689頁）。隨即，奉、直兩方軍隊聯手向南口的國民軍發動攻勢。奉軍吳俊升部於8月上旬攻占了多倫，8月下旬，國民軍在直奉軍的緊逼下，從南口撤出，退往西北。

在大同雁北與晉軍對峙的國民軍，由於指揮不統一，無後方作戰，內部分化等原因，開始陷入被動。而經過調整部署的晉軍，卻武器彈藥充足，相互協調配合，所以，各部所據守之城池關隘，雖經國民軍數度強攻，但均未失守。傅作義部死守天鎮，竟達三月之久。戰場上的形勢，對晉軍日益有利，國民軍則陷入被動。因此，當國民軍撤出南口後，進入山西的國民軍也開始撤軍。8月18日，大同在被圍困三個月後，宣告解圍。國民軍相互掩護，紛紛向綏遠五原地區撤退。8月24日，“晉省境內已無敵蹤”。晉軍乘勢“以三路追擊”，先占豐鎮、集寧，繼入平地泉，9月3日占了綏遠首府歸綏。之後，閻錫山立刻發表通電，以“敝軍占領綏遠後，維持秩序，鎮撫地方，急需得人”為由，“權委前敵總指揮商震代理綏遠督統”（《閻錫山年譜》（二），第694頁）。至此，相持了3個多月的國民軍與晉軍的雁北之戰宣告結束。

這次閻、馮之戰，是閻錫山參與直、奉、直魯軍閥發動所謂“討赤”之役的一個組成部分。國民軍首先向山西發起進攻，閻錫山被迫反擊。開戰之初，國民軍占優勢，晉軍處於被動。但後來局勢的變化，卻各自走向了反麵。晉軍不僅由被動轉為主動，反敗為勝，而且，乘勢占據了綏遠，閻錫山從參與“討赤”之役中得到了好處。如果不是這樣，結局很難設想。與此相應，若非晉軍在雁北的艱苦作戰，頑強抵抗，從而牽製了大部國民軍，直奉軍隊也不可能輕易拿下多倫、南口，最終導致國民軍的全麵撤退。而閻錫山對軍事部署的及時調整，晉軍各將領的英勇善戰，以及晉軍物資彈藥的充分供給，則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閻錫山這次對國民軍作戰的勝利，雖然也使晉軍遭受了很大傷亡，並且，雁北13縣飽受了戰火的蹂躪。但是，它卻使閻錫山的軍事實力進一步增強，部隊戰鬥力得到了提高，地盤也大為擴大。除了戰爭開始前臨時擴編的兩個師外，又收編了國民軍韓複榘、石友三和陳希聖三部分軍隊（分別被編為晉軍第十三、十四、十五師）。晉軍對天鎮、大同的固守，更積累了固守城池的經驗，自此，晉軍以善守而著稱。更重要的是，通過這次“討赤”之役，閻錫山的政治影響力也顯著增強，在北洋政府中已經占據有舉足輕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