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亂世紛爭下的求存(12)

在人才的教育和培養上，特別是對科學技術人才的教育培養上，閻錫山更是傾注了大量心血。他認為：“國家的富強文明，既須國家的科學進步，科學進步，又賴於科學家不斷的發明，不斷的改進”，“隻要我們有現代化的科學人員，科學一定能夠日有進步，隻要我們的工程師能有超越的進步，我們的工程一定不會不現代化”，科技人員的工作“是關係國家富強文明的前途，人民幸福生活的需要”，“責任至大”（《西北實業》月刊，第1卷第1期），“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無人才不會起勁，人才不高，也不會成功”。今後“若非盡力培養人才”，事業“不能發揚廣大”（《西北實業》周刊，第94、95期合刊）。為了造就一支龐大的技術人才隊伍，服務於工礦業建設，閻錫山曾采取了一些措施，這主要是：一，選拔部分優秀學生或現有技術人才，派送省外國外學習或考察，以增加見識，提高技能。如1917年，閻錫山在北京參觀陸軍部國產武器試射比賽時，見漢陽兵工廠所製槍炮頗為精良，又聽說該廠設有藝工學校，便擬派學生前往學習，回到太原後，他即將大專應屆畢業生劉篤恭、張書田、趙甲榮、梁蓉齋、楊煥章、邢公弼等十人選送至漢陽兵工廠學習。為了解決舊有火藥生產不適軍火生產急劇發展的矛盾，1927年，他就叫曹煥文前往日本參觀考察陸軍火藥廠、海軍火藥廠以及民間火藥廠。二，大力吸收國內專科學生，不斷補充人才。1930年中原大戰之前，閻錫山就曾從山西大學、山西工業專門學校及其他專門職業學校中，吸收了一批應屆畢業生到太原兵工廠等廠服務。三，在廠內設職業學校，舉辦工徒訓練班，就地培養訓練。閻錫山為了盡快培養更多的技術人員，在工廠內設立職業學校或舉辦工徒訓練班。1919年8月，他就在山西陸軍修械所內設立了實習工業學校，半工半讀，招收學生百餘人，不久，因受“五四”運動的影響，學生鬧開學潮，遂改歸了國民師範專業科。1925年，又在山西軍人工藝實習廠內成立了藝徒隊，招收高小畢業程度的學生400餘名，並續有補充。通過這些辦法，曾造就了不少技術人員。

在社會教育方麵，主要是設立冬學，開辦一些短期的講習所，頒發《人民須知》、《家庭須知》，在各縣設立閱覽社、通俗圖書館，普及刑律知識等。如《人民須知》，就列有民德、民智、民財、家庭、社會、國家、世界、地理圖說九篇，每篇中都有具體的內容，如民德篇就列有信、實、進去、愛群；家庭篇中列有家庭教育、家庭、產育、女學、自立、職業、勤儉、積蓄、戒溺女、禁纏足、戒早婚、婚聘、祭葬；社會篇中列有村政治、結團體、尊重團體、互助、尊重勞工、信教自由、修理道路、慈善事業、尊重小學教員、好人的責任、戒紙煙、戒賭博、正當娛樂、公眾衛生；國家篇中列有國家、愛國、調查與登記、違警罰法、不服行政處分之告訴，清理不動產典當辦法、告發詐財官吏，尊重軍人警察、提倡國貸；世界篇中列有世界、種族、條約、待外人的道理等，總之，從個人的修身養性、成家立業，到每個公民應遵守的社會道德、法律、法規，以及各種社會活動規範等都作了詳細的規定。為使《人民須知》深入人心，閻錫山不但將其大量刊印發行，幾乎做到了人手一冊，同時，他還要求各縣署、區署組織人員宣講，至於國民學校的校長和教員，街村長、閭長、在籍之高等小學以上學生及前清舉人、貢生、生員、童生之品性端正者，還有退伍軍人，更有義務向人民宣講。

山西的教育事業，在閻錫山的積極關注和支持下，經過20多年的不懈努力，到抗日戰爭爆發前，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1918年，全省能看書的人如前清舉人、貢生、生員及學校畢業的學生，總計不過3萬多人。1919年，全省中學也隻有26所，但到了1937年，全省中學即發展到了55所，師範學校由1919年的1所發展到了17所，大學由1所發展到了6所，中等技術學校從無到有，興辦了5所，全省小學在校學生774075人，中等以上學校在校學生14329人（閻武宏主編：《山西經濟》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510頁）。教育事業的發展，對於山西經濟社會產生了多方麵的作用和影響。最明顯的就是它較好地滿足了全省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和科技文化等方麵建設的需要。如閻錫山通過各種途徑所教育培養出的許多技術人才，後來就都成了山西工業界的骨幹。而他的軍事工業在1930年以前所以能有迅猛的發展，省營的工礦業建設所以能在抗戰爆發前進入它的“黃金時期”，同蒲鐵路能在短期內修築成功，等等，都與閻錫山著力於人才教育有著密切關係。除此之外，全省以往文盲大量存在的現象，也有了很大改觀。

從這一時期閻錫山發展教育的思想認識和實踐活動來看，有不少方麵是順應時代潮流，適合中國國情的，也是具有創新進取精神的。把閻錫山有關發展教育的思想和實踐放在當時中國社會這一背景之中加以考察，更能反映出這一點來。在民國建立後，麵對中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現狀和幾次帝製複辟的現實，閻錫山不但承襲了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先驅者們早就倡導的“教育救國”、“教育興國”的優秀思想，並且響亮地提出了振興教育，增強國民智識“為民主立憲的根本”這一見解，把辦教育的意義能上升到這樣的高度來認識，這可說是閻錫山教育思想中的一個閃光之處。然而在如何辦教育、怎樣才能辦好教育的問題上，也許由於他所處的地位和身份不同，他在考慮這些問題時，就跳出了一些“教育救國”論者就教育論教育的窠臼，而是把教育與社會現實結合起來對待的。也就是說，閻錫山不僅僅將教育當作是培養人才的一種手段，而是把教育作為提高國民精神、文化素質，培養國民愛國、愛群精神，增進國民智識，進而使之能夠自主謀生，並能夠創造財富為社會出力的重要途徑。是把“以人為本”的理念貫徹於其中的。因此，他對發展全省教育事業的規劃是全麵的，也是相互有機聯係的。不但把國民教育“視為最重”，將其作為了發展教育的基礎，同時，也重視了職業教育，人才教育和社會教育，從而使全省的教育形成了一個全方位推進的格局。另外，閻錫山的比較務實，不尚玄虛；新舊兼容，中西並蓄的這些特點和做法，在發展教育上也表現得相當突出。閻錫山對於發展教育的意義、目的，教育的一些基礎理論問題雖然有不少論述，但更多的則是談論如何使教育服務於他的政治主張，服務於經濟建設和道德建設，如何擴大教育範圍，以及教育者當抱何種態度來教育受教育者等等具體問題上。如對發展職業教育重要意義的再三強調，在職業教育中，他要求人們拋棄陳舊觀念，不圖虛名，而求實效，並堅決反對把教育辦成“培養資格的敲門磚”等，都說明閻錫山對教育的實用性，教育與實際的結合是十分重視的。在辦教育的方式方法和教育的內容上，閻錫山也是不拘一格，采取了多元化的形式，他既強調省立學校的重要地位，也鼓勵公立、私立學校的發展，對於技術人才的培養更是靈活多樣。在學校科門的設置和教學的內容上，他既重視了理、工、農、醫等自然科學學科的建設，並聘請外國教師授課，以適應經濟建設的需求和科學技術發展的趨勢，但同時，也保留了中國傳統的一些學科，欲使這些國粹得以繼續發揚。凡此都為山西教育事業的發展在物質和人才資源上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對推動山西社會的進步發展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但是，也應當指出，閻錫山的教育思想和實踐，雖然有不少值得肯定和借鑒的地方，然而，不能不看到由於受階級和時代的局限，在閻錫山的教育思想上，也確實有不少消極乃至反動的東西。閻錫山盡管接受了一些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但他畢竟是在古老的中國這塊土地上土生土長的。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政治傳統，陰霾一樣籠罩著九州大地的封建文化氛圍，社會上隨處可見的封建傳統風俗，都不能不影響和浸染著閻錫山，因此，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必然夾雜著許多封建主義的成分。如他所提倡的以仁教為核心的德行教育，他一直強調的封建倫理道德，綱常名教等，就是要以此來陶冶受教育者。使其通過不斷地修身養性，做到“道心向外通內心，人心向內通道心”，從而“存天理，滅人欲”，最終成為循規蹈矩的君子，接受不合理的社會現實，完全按統治者的意願去思想去行動。而在20世紀30年代前後，他將其《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的錯誤》以及《防共應先知其》等著述，強行列為各級學校和黨政軍團的教育內容，更清楚地暴露出了他把教育當作對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工具的真實意圖。再從當時中國教育狀況看，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受西方文明的影響，雖然對中國現行的教育結構、教育製度進行了一些改革，在智力教育的內容上也添設了“聲光化電”這類自然科學學科，可是，在有關道德教育的內容這一重要問題上，辛亥革命後，由於封建土地關係以及以自然經濟為主體的社會經濟基礎並沒有多少改變，在物質文明如此落後的狀態下，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又因自身的階級局限，他們沒有也不可能在德育教育的內容上提出具有影響的新內容，因此，他們隻能更多地采用符合本階級利益和統治需要的封建主義的忠、孝、廉、悌、仁、義、禮、智這一套道德觀念，即使如“平等”、“博愛”、“民主”等新觀念，他們也采取了“中學為體”的態度，使之異化。在這種情況下，要想讓閻錫山徹底革除舊的觀念，顯然是不可能的。

9、閻錫山在“進山會議”上提出了“公平製度”，以從“理論”上來反對

閻錫山推行“保境安民”政策後，山西社會雖然沒有更多地卷入軍閥混戰之中，因而顯得要平靜一些，但是，1917年以來，在世界上和國內發生的一些重大事情，卻像夢靨一樣，攪得他心神不寧。這首先是以列寧為首的俄國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成功，這個革命既改變了世界的格局，也開創了一個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嶄新製度。與此相聯係的就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歐洲許多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蓬勃發展，同時，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在中國很快傳播開來，中國不少的革命知識分子已開始用它來研究中國的社會問題，探索著中國社會的前途和命運。接著就是1919年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以及在此前後開展的新文化運動。這些運動，不但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而且，有力地衝擊著幾千年來的封建傳統文化，推動了新思想新文化的發展，使長期以來禁錮人們的舊思想舊文化開始瓦解。

麵對國內外的這些重大變局和強烈衝擊，閻錫山在震驚和惶恐之餘，很快意識到這樣下去，中國也難保不會爆發像俄國那樣的社會主義革命。若果真如此，他對山西的統治及中國資產階級對中國的統治將不複存在。必須采取措施，防止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的發生。正是在這樣一種大的社帶背景下，閻錫山召開了進山會議。而促使其召開這個會議的直接原因，則是一批在俄國經商的山西商人被驅逐回國後，向他的“訴苦”。原來1920年4月，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給閻錫山來電，說是“由莫斯科驅逐回國之山西汾陽縣僑民已到哈爾濱，因無路費返家，請派員攜款接回”。這批僑民被山西當局接回來後，公推五人為代表，進見閻錫山，一麵表達謝意，一麵向閻報稱：“蘇俄強迫農民將所產之食糧歸公，因農民不從，殺人無數。後來俄國警察也消極怠工，蘇俄即招雇中國人近十萬，並給其中一人以將軍銜，著負責指揮，搶收糧食。後因受雇之中國人不忍為，遂將中國人驅逐，我們乃山西僑民被驅逐之末一批”。並且還向閻錫山呈交了一份“蘇俄怎樣統治人民”的書麵報告。閻錫山聽罷這些僑民的訴說後，“甚為驚駭！”他敏銳地意識到，和已成蔓延之勢，“苟若沒有一個適當的方法以求對策”，它“終將成為世界人類之大禍”（《政令自治》）。他認為“資本主義與是兩極端的錯誤，人類應謀求適中的製度，以期消除製度形成的痛苦與殘酷，創造長久的安和與幸福”（吳文蔚：《閻錫山傳》第一集，第169頁）。此後不久，他以“遇此世界上政治、社會各問題，急待解決之時，我們當然應該討論”為由，於1920年6月21日開始舉行進山會議。

所謂“進山會議”，是因為它是在督軍府進山上之“邃密深沉之館”召開的，當時天氣炎熱，閻錫山將一些“社會賢達”，召集於此，一方麵討論問題，一方麵“借以消暑”，於是，閻錫山遂將會議取名為“進山會議”。會議召開之初，隻有24人參加，其後，逐漸擴展到500餘人。每周召開兩次，每次進行兩小時，從1920年6月21日開始，直至1922年10月21日止，前後長達兩年又4個月，僅會議記錄就達200多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