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亂世紛爭下的求存(13)

進山會議開始後，閻錫山並未直接把矛頭對準，而是以“人群怎樣組織對”為中心展開討論，逐漸深入，逼近主題。他先發表一通議論，說：“人是有理性、有欲性、有精神、有物質的一個生活物，按吾東方文化，有的人價值甚高，號為三才之一、二五之精，人與天地合德，人為天地立心，惟其認人之本位如此其高也，故最尊從人道主義。……鄙見以為人群雖大，總之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能了解這一人之心理，皆可推知人群之心理”。“如何能使我之人群有好生活，而並使他人群亦都有好生活，此即已所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成已成物之謂也，過去聖哲對此持論，有所謂理想同者。如何而能實現之理想，如何而能得人世之天堂，是在吾令之研究耳”（《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70—72頁）。並且，在研究方麵，他提出“吾輩當放膽為之，不要管過去曆史如何，不要管世界各國現象如何，隻要在我們心理上研究真理”。對於討論的問題還立了三條定例，即“一，這句話一定得對。二，這句話一定得有兒子。三，這句話一定得無父母。“所謂有兒子者，是指作一切的根據也。所謂無父母者，是可為最高的根據也”（吳文蔚：《閻錫山傳》第一集，第162頁）。同時，要求以他的“三一權衡論”為理論基礎，即其所說的“如何叫做對？合乎理是對，什麽叫做理？合乎人心同然就是理，能證明人心有所同然否？劫人貨財，人皆惡之；濟人饑寒，人皆善之；以天下為公，為天下得賢人，古今皆是之；以天下為私，為子孫爭天下，古今皆非之。以此可以證明人心有所同然也”。“一因有一果，無因必無果；二因非一果，二因若一果，一果必含二因，其果必不符合其一因。分其因，析其果，仍是一因得一果。因為一，果為一；內有一，外有一，內外符合是真一，言得一則真，事得一則成，家得一則興，國得一則存，子得一則親，官得一則愛民，朋友得一則相恭。一事然，萬事然，接物然，自處然。今然，古然，未來然。三一可權衡萬事中”（《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第132頁）。這樣的研究方法和指導理論，由於是拋棄曆史、不顧現實、也不考慮事物發展變化的研究，所以，它得出的結論絕對不會是什麽真理，而隻能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謬論。更何況，閻錫山召開進山會議的目的又是要按他的主觀意誌和思維方式，對大張撻伐的。

在閻錫山看來：“由於資本主義剝削勞動群眾，故演出一個來，而之統治暴政，控製人民生產生活，有如洪水猛獸，形成的兩個極端之錯誤，就世界人類來說，應該產生一個適中的製度，以資幸福人類的生活，一麵祛除資本主義之剝削，一麵免遭之控製”，因此，進山會議是緊緊圍繞著閻錫山規定的“人群組織怎樣對”，這一中心議題展開討論的，其實質就是否定在這兩個主義後建立他所理想的社會製度。

閻錫山認為“資本主義與是兩極的錯誤”，也就是說這兩種社會製度都不對，這樣“組織人群”不對，因為，在他看來，由於資本主義剝削勞動群眾，所以“演出一個來”，而弊端則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而這二者是“強人作聖賢，又強人作禽獸”。它“違背人性，反乎人情，不適合生產，不利於人生”。那麽，他所說的“人類應謀求適中的製度”，這個“適中的製度”又是什麽呢？對此，在討論“人群怎樣組織對”這一問題時，閻錫山認為，這是一個世界問題，要使人類謀求一個“合理的幸福人生的社會”，首先必須使國家富強文明，而要作到這一點，就必須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做法，這個做法就是“主張公道”。在他看來，隻有主張公道，才能使任何地域、任何國家、任何人種，人與人、人與家、人與國、人與世界，處處公平合理，從而達到“大同世界”。而要達到這個“大同世界”，閻錫山認為，“必須先從生活上入手”。為了解除對農民的層層剝削，就需要“田由公授”，使農民勞動的結果，除國課外，全部歸農民所得。以此類推，工人的資本，為工人最大之負擔，這就需要“資由公給”，以使工者有其器，工人勞動的結果，除折舊外，全歸工人所得。如此，農工生活改善，家庭富裕，人們便會有機會接受教育，知禮義廉恥，行孝悌忠信，社會才能“臻於安謐，國家便可富強文明”。

與此相關，在關於“經濟問題”的討論中，閻錫山認為，資本主義之弊在“資本生息”和“金代值”。他說“所謂人群欲成於製度者何也？金銀代值，資本生息是也。自金銀代值資本生息以來，人皆賤布帛菽粟而貴金銀，是以人皆不存布帛而爭聚金銀，舍耕織而專以淘金淘銀是務矣！是可惜者，人民之務耕織者，亦為金銀而耕也，非為衣食而耕織也。舍本逐末，未有若是其甚者”。由於人群欲之橫流，所以導致人群與人群的互相戰爭殘殺。如何去人群欲呢？隻有“資不生息，信以代值”。“資不生息，驕奢淫惰者無所恃其為驕奢淫惰矣；金不代值，除必要之士農工商外，賤耕織而求美衣食者無所圖矣”（《閻錫山年譜》（二），第539頁）。為了既消弭“資本生息”和“金代值”的人群欲，又不致使“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弊病”發生，閻錫山提出了“資公有”，“產私有”，“按勞分配”的主張，他認為隻有這樣，才能使“勞享合一”，勞動多少，享受多少。因勞動得多就享受得多，就為會增加享受而勤奮勞動，這樣，生產就會發達，國家就會愈富強。

在進山會議上，還就“人生與家庭問題”、“教育問題”、“政治問題”，以及“自然物問題”、“工業問題”、“商業問題”等，進行了廣泛討論，並得出了一些相應的結論。如在“教育問題”上，就提出教育須道藝並重，不可偏廢，為此，要“打破機械教育，提倡心靈教育。打破資格教育，發達實用教育。打破‘委的’教育，實施源的教育。打破虛浮教育，發揚本麵教育。打破課本教育，力行創造教育。打破欲性教育，普及理性教育”。“理性教育就是要以人格利益為體，以知識技能為用”，“欲性教育”則是“以知識技能為體，以資格利益為用”。“理性的教育製度，是為人群全體的，愈發達愈好；欲性的教育製度，是為個人自身的，愈發達愈壞。中國之能否達到真富強文明，教育製度，不可不注意及之”。在關於“政治問題”上，閻錫山對政治是什麽，做了這樣的解釋，即政治在於“維持生活已有之幸福，增進生活未來之幸福”，“政治為人類共同組織，以求真富真強真文明也”，“政治為適於人類生活之方法與軌道，可促進日新月新，向前邁進”。“政治的責任在正民之德，厚民之生，利民之用”，“政治為完成人類共同生活之行為”，“為人類與國家施行公道之行為”等等（吳文蔚：《閻錫山傳》第一集，第177——179頁）。關於“自燃物”的結論是“土地公有私種。凡屬農民生則自種，死則歸公，產業既均，人欲亦遂，較之之共同生產共同消費之大同製度，大有不同。施行之方法，雖待研究，公理應如是也。礦業公有公辦，而兼私辦”。關於“工業問題”的結論是“工業應有限製，除必須之大工業外，應偏重小工業，大工業應公辦，小工業應私辦”。在“商業問題”上，“商業應有限製，因資產既由公給，商業自應限製”（《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72頁）。

從進山會議召開的社會背景，研究方法，指導思想的理論及其所討論的諸多問題上，可以清楚，閻錫山的最終目的，就是想要建立一個既防止資本主義剝削，又避免“統治暴政”的“主張公道”的“大同世界”，亦即他所說的“適中的製度”。而他所說的“公平合理的”“大同世界”，就是“田由公授”，“資由公給”，使“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器”，“按勞分配”、“勞享合一”。正因為是這樣的目的，所以，在討論的諸多問題中，也就必然地要以此為出發點，圍繞著如何建立這樣一種“適中的製度”，經過討論，來作出相應的結論來。有些問題的結論像教育問題，雖然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由於整個會議討論問題的出發點就是錯誤的，所以，大部分結論也就不能不是錯誤的。如“經濟問題”上的“資不生息，信以代值”。“自然問題”上的“土地公有私種”等，這是因為隻要有階級、有剝削存在，這種理想的“大同社會”就根本不能實現。中國古代聖賢夢寐以求的“大同世界”，經曆了幾千年仍是一個難園之夢，更何況在資產階級正以無比的瘋狂和貪婪對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進行殘酷壓迫剝削的現代，“大同世界”就更難以實現了。因此，閻錫山所謂的理想社會，盡管加了一點“按勞分配”的色彩，但它隻是一種脫離世界形勢和中國現實國情的、一相情願的封建社會主義，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對此，閻錫山從對現實的體驗中，似乎也認識到了，1927年8月16日，他在對黨政軍各界講“三民主義之真義”時，就說：“吾人欲求徹底之民生，就理論言，自非實行資產歸公不可。此餘所以民國九年在進山會議，特主張徹底排除民生障礙，非田由公授，資由公給不可。然事實與理論不同，理論原可徹底，事實強欲徹底，每遭失敗”，“吾人改革社會，隻當促人醒悟，不應以襲擊報複之方法施之。且資產生息人群之欲也。人群欲基於人欲，無法舍人欲而生人，而人群欲必不能免，此故需吾人為之調節耳”（《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六），第41頁）。

閻錫山明知他的理想社會不能實現，為何卻偏要喋喋不休地向人們講述？他的一句“促人們醒悟”道破了天機。原來，他所以在進山會議上向人們進行這些說教，就是為了讓人們認識警惕在中國的蔓延，認識的危害。防止在中國的革命。還在進山會議期間，中國在上海誕生。對此，閻錫山相當警惕。當時會上有人認為隻不過幾十個人，不成氣候，還說閻錫山過於敏感，在中國不可遭受的禍害。閻錫山則不以為然，他當即指出，“你們今天不注意討論這個問題，將來必為所殺”。同時，由於他看到資本主義剝削勞動群眾，已經“演出了一個”，並且引發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因此，他在會上所講的實行什麽“田由公授，資由公給”，反對“資本生息”，“金銀代值”，實際上是為了緩和階級矛盾，不致引起“過激行為”，因為，正如他在後來所說的“國民黨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的革命，是無產階級的專政。所以的革命，是要劃分階級；國民黨的革命，最怕的是劃分階級。劃分階級，是國民黨自殺的辦法”（《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六），第60頁）。

從閻錫山召開進山會議，以及他在會議上的種種言論來看，可以說，閻錫山作為一個政治家，在有關世界和中國政治的重大問題上，其政治的警覺力和洞察力是相當敏感，也是頗為深邃的。這在當時中國政壇上，能夠像他這樣的人物，也是少有的。同時，在這次會議上，由於種種原因，一些問題雖然尚未深入展開下去，但總的來說，這次會議可說是閻錫山進行反馬克思主義的一次總動員，它不但基本奠定了閻錫山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反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和理論基礎，而且在閻錫山統治集團內部營造並形成了一種反馬克思主義、和反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氛圍。不僅如此，當時會上提出的一些觀點，也為其後對這些觀點的理論化、係統化，奠定了基礎。20世紀30年代左右，閻錫山形成的《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土地村公有》等論著，即是由此“雛形”發展起來的。

還應當指出的是，在充分肯定進山會議的反動消極性的同時，也不能不看到，閻錫山對於中國社會現存的資本地租、高利貸等剝削行為及由此而將導致的嚴重階級對立與階級鬥爭等社會政治危機，已經有了較為明確的認識，而他在會議上所提出的理想的社會製度和相關的種種主張，也正是為化解和消除這種社會危機，以維護地主資產階級統治，進行的思想理論上的探索，換言之，也是其為改良現存社會弊端的一種努力。他的這些舉措，雖然在當時世界形勢和中國社會已然在發生深刻變化的曆史條件下，是那樣的不合時宜，不識時務，並且也被爾後的曆史事實證明是根本行不通的，但他這種對社會的責任感，對本階級的使命感，卻是十分強烈的。他並非屍位素餐，庸碌無能，而是在其位，謀其政的。再就結合山西社會的實際來看，自進山會議以來，直至抗日戰爭全麵爆發這十多年間，山西的社會矛盾和階級衝突雖然時有發生，但比較而言，卻不甚尖銳激烈，社會秩序相對穩定。這其中的原因，固然與嚴密的政治網絡對廣大農村的控製，閻錫山各種政工組織對進步革命思想的有力鉗製，以及閻錫山軍事機器的強大震懾等有著密切的關係，然而，閻錫山對限製剝削尤其是對農村封建地租和高利貸剝削在輿論上的宣傳和有關規定的製定，對“土地村公有”的嚐試等，則也多少地起到了一些緩衝作用。

10、卷入軍閥混戰，左右逢源，在夾縫中求生存

當初閻錫山提出“保境安民”的口號，是因為他還勢單力薄，羽翼未豐，於是采取了這種以守為攻的策略。而當他借此養精蓄銳，聚斂內力，經過幾次擴軍，其軍事實力大增後，便不再安分守己，開始放棄了“晉軍不出省一步”的宗旨，加入了軍閥混戰的行列。北伐戰爭前，他先是聯合段騏瑞、馮玉祥，響應孫中山，參加了第二次直奉戰爭，出兵石家莊，阻止直軍北上，接著又聯合直係吳佩孚、奉係張作霖，攻討馮玉祥的國民軍，力圖在求得生存的同時，還向外進行軍事擴張。

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後，直係得勢，把持了北京政權，曹錕賄選總統，引起國人共憤，吳佩孚高唱“武力統一”，受到各軍閥之抵製。在此形勢下，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受到直係嚴重打擊的奉軍首領張作霖遂響應孫中山之討曹宣言，與孫中山及皖係段騏瑞結為“反直三角同盟”，共同對付曹、吳。

1924年9月初，因皖係浙江督軍盧永祥與直係江蘇督軍齊燮元為爭奪上海地盤而爆發的“江浙戰爭”，拉開了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帷幕。當齊燮元借直係孫傳芳從福建進攻廣東，企圖推倒孫中山革命政府之機，向盧永祥的浙軍發起進攻後，孫中山下令討伐曹、吳，張作霖、段騏瑞通電援盧，並且，張作霖以援盧為名，派兵入關，向直係宣戰，9月中旬，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