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亂世紛爭下的求存(11)

閻錫山執政山西後，他在加強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的建設的同時，對文化教育事業也予以了極大的重視。這其中固然與他受到中國曆來注重教育這一優秀傳統文化有著很大關係，而他留學日本時，對於日本明治維新期間因推崇教育而使日本發生巨大變化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閻錫山對於教育的重視，在其提出的“用民政治”中，即有所體現。在這個“用民政治”中，他就把“民智”作為了與民德、民財並列的三項重要內容之一。為了“啟民智”，還把發展國民教育、職業教育、人才教育、社會教育作為加強教育的幾項重要措施。在他看來，現在國家“政體已成為民主，而民實無主之智能；主之者既非民，即失卻民主之精神，無民主精神而曰民主，危險孰甚！，欲渡此一難關，惟有積極發展教育之一途”，所以，“國民教育為人群之生命，非普及教育不可”（《閻錫山年譜》（一），第355頁），“國家的興衰，社會的好壞，全看人民的程度。要想人民程度高，必須要有良好的小學教育”（《人民須知·社會篇》）。他於1919年10月在“全國教育聯合會第五屆年會”上說的這番話，雖然是從政治的角度出發的，卻也進一步反映了他對教育的重視，其實，發展教育的意義，並不止此，它對於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政治和精神文明程度以及國民素質的提高，都是極為重要的，從閻錫山的“欲決勝於疆場，必先決勝於學校”這句格言中，更可以說明他對發展教育的意義是有著深刻地認識的。

閻錫山在其要發展的幾種教育中，對國民教育亦即他專指的義務教育或基礎教育“視為最重”。因為在他看來，振興教育，就像建屋，“屋之在地上者，人人皆知注重，殊不知屋之能否經久不壞，全在地下之基礎，教育也是如此”。“人才教育，屋之在地上者，國民教育，屋之在地下者也。人才教育對於社會上有報酬，受此教育者，亦多亟亟以謀發展，故社會上皆知重之；國民教育係義務教育，低賤的，對於社會無報酬，受此教育者，也無所發展。其不為社會所重視，蓋有故也。不過今日為列國並立之世界，此人群與彼人群遇，較量優劣，要在多數人民之知識，不在少數優秀人才，今日中國四萬萬人，不及他國二千萬人者，因多數人無知識，……說到對內，共和國家，主體在人民，必人民之知識發達，然後能運用良政治。如其不然，則其政權必將由多數人民移之少數人之手。既移之少數人，則此少數人所運用之政治，必以少數人之利益為利益”（《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三），第49頁）。所以，他不但強調“當兵、納稅、受教育，為國民之三大義務”，而且要求“為父母的，無論如何貧窮，總要使子女上學，是父母對子女的義務，又名叫義務教育”，“人民若不上學，就要罰他，罰了還得上學，又名叫強迫教育”，“凡是山西百姓，不論貧、富、貴、賤的小孩子，七到十三歲，這七年內，須要有四年上學，這就名叫國民教育”，“國民學校的功課，就是修身、國文、算術、體操、圖畫、手工等事，有四年工夫就畢業，學下打算盤、寫信、記帳的本事。稍有錢的，再上高等小學校；實在窮的，也可自謀生活。這就是求知識的第一樣要事”（《人民須知·民智篇》）。同時，為了發展以普及小學教育為主要內容的國民教育，閻錫山還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即一，擴充師範學校，培養師資隊伍；二，調查學齡兒童，籌款設校；三，勸導入學，實行強迫教育；四，全省分六次普及，第一次省城至七年九月普及，第二次各縣城至八年二月普及，第三次各縣鄉鎮及三百家以上村莊至八年八月普及，第四次二百家以上村莊至九年二月普及，第五次百家以上村莊至九年八月普及，第六次十家以上村莊至十年二月普及（《山西用民政治實行大綱》）。

經過一番努力，山西小學教育迅速發展，據1916年統計，全省每1萬國民中有小學生290人，居全國各省首位。1918—1919年，全省在校小學生人數達到316888人（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頁）。每萬名國民中有小學生的數量又比1916年增加了34人，對此，黃炎培先生在《讀中華民國最近教育統計》中講，民初山西學校和學生數額的增長“進行速而最穩”。有鑒於山西在教育方麵的成就，全國教育聯合會第五屆年會於1919年10月10日至25日在太原舉行。1920年3月19日，北京政府通令各省酌參山西辦法，推行義務教育。美國教育家孟祿博士也在同閻錫山的談話中稱：“貴省教育發達，久已聲聞海外，今日得親至貴省觀光，實為榮幸之至！”（《閻錫山年譜》（一），第406頁）。此後，山西教育繼續發展，到1921年，全省男女國民學校已辦有19463處，學生人數達722156人，其中男校16297處，學生627571人；女校3166處，學生94585人。還建有普通高等小學校近300所，在校學生約50000人（《山西政治述要》）。當時山西人口逾千萬，學齡兒童當在百萬人以上，以此推算,學齡兒童入學率已達百分之七十多。到1923年，山西約有80萬兒童接受了不同方式的初等教育，“使山西小學生的入學的人數成功地巨增”（（美）唐納德·G季林著，牛長歲等譯：《閻錫山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頁）。因而，山西“比其他任何省份所報告的進入初等小學的人數要多得多”（《中國年鑒》（1925—1926年），第257頁）。

與此同時，閻錫山對於職業教育、人才教育和社會教育也予以了很大關注。他不僅對這些教育的重要性在思想上有著相當深刻的認識，而且對如何辦好這些教育，采取了相應的積極措施。如在職業教育上，他就要求“國民教育中應加授職業教育”，“如果不教學生學會技能，畢業生將成為遊民。自高級小學起，應加授職業教育，則有益家庭，有益社會”。職業教育的內容也非常廣泛，包括水利、桑蠶、造林、畜牧、植棉、冶礦、機械等人才的培養。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閻錫山對於發展職業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確，這就是要“以發展國民經濟為主”，但在怎麽辦職業學校的問題上，他卻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認為，過去中央政府對辦職業學校不重視，結果從專科學校出來的學生，對社會上有的事情不屑去做，或是做不了。而社會上許多待辦的事，卻又因為沒有相當的人才不能辦。現時當局雖然在這方麵有所改進，但其辦職業教育的方法卻是錯的。因為“在職業和教育一分為二的路上辦教育，無論如何是錯的路，總不會找到‘對’。實質的說，希望‘學什麽的做什麽’，結果學下什麽終是不能做什麽。假如反轉過來，讓‘做什麽的學什麽’，那麽，學下什麽，就原做他的什麽去。教育放在職業裏邊，教育與職業打成一片，則前述各種困難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為此，他強調，“我們今後必須招什麽學生，從什麽職業裏去找，使真正做什麽的去學什麽，學生不稱學生，就稱學徒或工徒，畢業後不給文憑，使學生心裏潔淨了做職業官的錯誤觀念。然後，學有所得，才能真正安心回到本職業界，改進其生產技術，增加其生產能力。如此，既有益於社會，本身也絕不怕找不到職業，變成遊民。不過，一般辦學的人，或認為辦理此種學校是降了格，是丟了人，至於學生不願意更不必說。但我敢斷言，要不能矯正這個觀念，職業教育永不會辦好”（《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第8輯，第8頁）。基於這種認識，閻錫山一方麵要求自高級小學起，加授職業教育，如養蠶、造林、植樹、牲畜、商業等科目；一方麵要求在省城及各縣均設立一些相應的傳習所。如他依各地的經濟優勢，資源狀況和原有文化教育基礎，就將運城、長治、朔縣的三個職業學校與臨汾六師、代縣女師改職，要求運城著重紡織技術的傳習，臨汾則“因鄉間織土布者甚多，技術應加改進，漂染尤應傳習”，代縣不少人口在口外經商，“應授以商業知識與蒙文”等。他還“電令各縣縣長，召集紳商各界征詢前項職業是否相宜，此外有無更適宜的職業應當提倡”（《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第8輯，第38頁）等等。在他的督促下，自1918年起，在太原相繼辦起了省立的林業傳習所、省立女子蠶桑傳習所、醫學傳習所、銀行薄記傳習所、商業傳習所，至1921年，各縣也先後辦起了128所商業傳習所，14所蠶桑傳習所，4所女子職業傳習所。

在人才教育方麵，閻錫山出於“以供給適應時代之行政自治，及社會高等事業之用”這一目的，對發展人才教育的迫切心情並不亞於發展國民教育。為此，他於1918年初設立了“育才館”，“招收專門學術試驗所錄取之學生，訓練新人，推行新政。其後，山西行政及經濟建設，即以其為骨幹，各機關主官及重要職員，多為育才館所訓練者”（《閻錫山年譜》（一），第353頁）。此外，閻錫山在對1912年由山西大學堂改成的山西大學校予以改革的同時，還在太原設立了一些專門學校。在運城、大同、長治、代縣、臨汾設立中學、師範，從而使山西省逐步形成了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或專門學校的係統教育。山西大學在原先設有文、法、工三科本科的基礎上，又於各科之下設學門。1913年首辦法科法律學門和工科土木學門，1916年開辦工科采礦學門和文科文學門的國文學類，1919年又開辦法科政治學門和文科文學門的英文學類等，至此，山西大學初步形成了包括文、法、工各學科的一所綜合性大學。在此期間，閻錫山還對原來設立的各專門學校作了調整和創新，使專門學校更為專門。如1919年閻錫山倡辦山西中醫改進研究會，並將原醫學專門學堂改為山西醫學專門學校。到1921年山西已有省立法政專門學校、省立農業專門學校、省立工業專門學校和省立商業專門學校各一所，省立甲科農業學校3所、省立國民師範1所、省立師範學校6所、省立女子師範學校6處、省立醫學校1所，共計達21所，學校學生人數總計達6437人，每所學校平均有300多學生。其中，省立國民師範的學生人數最多，達到1829人，其次為省立工業專門學校，有518人（《山西文獻資料》第24輯）。這些專門學校，除醫專外，其餘學校的修業時間均為三年。在教學上，這些學校除沿襲了清末實業教育的傳統，把教育同發展工商業緊密地聯係起來這一特點之外，還仿照日本的教育方法和內容，教師多為留日學生或是聘請日本教師。如山西農專牧畜科，就聘有日本獸醫教師，後來，經日本教師的倡議，還設置了獨立的獸醫科，每年招生40名（據《閻錫山全傳·上》第350頁有關數據統計）。

從這些專門學校的設置上來看，閻錫山對於為發展教育而大力培養師資，以及為進行經濟建設而對工農業等方麵的專門人才的培養工作是十分重視的。特別是對婦女的受教育予以了更大的關注。在省立的專門學校中，師範學校就有7所，總人數達4532人，占到了專門學校總數的近三分之二，學生占到了這些學校學生總人數的79%，其中，女子師範6所，學生486人，又分別占到師範學校總數和人數的46%和10.7%。

在中學教育上，這一時期也發展很快，到1921年，全省共有中學26所，這些中學分省立、公立和私立三種，其中省立者9所，有的是由清末中學堂改建的，有的則是新建的，如省立第一、二、三、四、六中學，即分別由原來的晉陽中學堂、河東中學堂、大同府中學堂、潞安中學堂、平陽中學堂改建而來。寧武的省立第五中學、右玉的省立第七中學、榆社的省立第八中學、隰縣的省立第九中學則為新建。公立中學即一縣或幾縣合辦的中學有5所，公立女子兩等學校1所。私立的中學有川至中學、育德女學校各1所。26所中學共有學生5562人，其中省立中學有3023人，占到中學生總數的54.4%，15所公立中學有學生2312人，占到中學生總數的41.6%，私立學校2所，共有學生227人，占到中學生總數的4%（據《閻錫山全傳》（上），第350頁中有關數據統計）。

在中學教育上，閻錫山於1918年在其家鄉五台縣河邊村創辦的私家學校即“川至中學”（取百川歸至之意），頗值得一提。當時五台縣立中學因資金短缺，設備太差，無力再辦下去，於是，由閻錫山出資在河邊村辦起了兩等小學校後，又在本村選址，由他出資，修建了私立“川至中學校”。1920年將兩等小學並入中學，稱附屬小學。校內總共蓋有7排瓦房，每排20間，作為教室和宿舍，另外還建有大禮堂、會議室、生化研究室、標本陳列室。大禮堂可容納近千人，學校後麵有幾畝地的體育場，設有足球、網球、籃球等場地。整個學校規模宏大，建築宏偉。學校初成立時，不但不收學費，每年還給每個學生發一身校服、一雙皮鞋（後改為帆布鞋），1924年以後停發製服，並讓學生交納學費。中學建起後，閻又出資10萬元，存入他在太原開設的德生厚銀號，以其利息為該校經費。1923年夏，為複興山西商業，造就人才，又為該校籌集資金10萬元，增設商業速成科，為初中生設立科學獎。川至中學有校旗、校訓、校歌。校旗用長4尺、寬2尺5寸的白色紡綢製成，以流水狀的綠綢子從對角線上將旗分成兩個三角形，三角形上剪貼著“川至”二字，迎風招展，表示百川如臨眼前。校訓是“公毅敏潔”。另有“苦學救國”巨匾懸掛在禮堂。校歌最後兩句是“苦學救國囑吾曹，切莫負主人之設學意”。1923年時，川至中學有學生154人，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該校共畢業1000多名學生。當時的學生主要是五台籍的，尤其是河邊村的，定襄的學生占第二位。此外，還有崞縣（今原平市）、繁恃、忻縣、代縣、文水、交城、祁縣的學生，河北、陝西、黑龍江省也有來川至求學的。畢業生中，不僅有成了閻錫山的軍政骨幹的梁化之、吳紹之、薄毓相、孟際豐、方聞、朱點等人，而且也有成為的重要幹部的賴若愚、朱衛華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