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亂世紛爭下的求存(10)

在加強工農業生產建設的同時，閻錫山還十分重視了金融建設。他認為：“金融是經濟之杠杆，掌握了金融，就是掌握了經濟命脈”。因而，1912年他從綏包返回太原複出山西都督後，即責成原晉泰官錢局（光緒二十八年清廷在山西設立的官銀號，太原辛亥革命中曾被搶劫一空）總經理渠本翹將局中之內外欠帳作了清理，其後，去掉“晉泰”，冠以“山西”，成了督軍可以直接掌握的“山西官錢局”，新絳人王化南為總辦，隨即恢複營業。“山西官錢局”成立後，由山西省軍政府陸續撥給官款，至1913年底，先後共撥款30.8萬多兩白銀，並從成立之後即開始發行“銀票”，到1917年底，山西官錢局在外紙幣流通額“計大銀元票53723元，小銀元9097元”（魏建猷：《中國近代貨幣史》第200頁）。

“山西官錢局”成立後不久，1917年，閻錫山又籌設了“晉勝銀行”，任賈繼英為行長。閻錫山之父閻書堂為董事長，這是一個私資性的金融機構。該行設於太原帽兒巷，它在大同設有分行，在京、津兩地設有辦事處。其股金來源，一是忻代寧公團於民國元年撤消時交給閻錫山分肥的四五萬元，一是閻錫山於1911年撤退太原時，他在軍款截曠項下撥出的兩三萬元分給了趙戴文、黃國梁、徐一清、張玉堂等，作為晉勝銀行的股份。此外，還有閻錫山每月交給該行的軍費，調撥支付，作為流動資金，周轉運用。晉勝銀行除開展一般金融業務外，還通過閻錫山與舊交通係首領梁士詒的關係，代辦了交通銀行在山西的業務，它與山西官錢局相互扶助，勉力為閻錫山維持金融。

金永在晉期間，掌握了山西財政大權，以往山西官錢局作為閻錫山支付一切費用的供給機關，“憑條上隻要有閻的圖章，即可提出款來”，而這時，“閻所領者隻不過將軍署額定經費而已”，從此，不但過去閻錫山為照顧革命出力人員而設的若幹空名義完全被取消，就是實缺原官，如“秘書長”等亦予裁撤。在此情況下，雖有晉勝銀行尚可稍資挹注，但因其局麵不大，所以，使閻錫山在經濟上感到十分拮據。1917年，閻錫山兼山西省長後，麵臨的經濟狀況如前所述並不樂觀，而他為“保境安民”和“充裕民生”，又要擴充軍隊，並進行各項事業的建設，因此，如何聚斂財力，活躍金融，不能不是他考慮的重要問題。有鑒於此，他瞅準時機，辦起了一個銅元局，以解燃眉之急。原來，辛亥革命後，幣製統一改為銀元，山西田賦自1913年開始即改征銀元和銀元以下的輔幣，此種輔幣便是當時在民間流傳的製錢即銅錢。閻錫山看到把從民間收購到的製錢和廢銅，改鑄成銅元，可以從中牟利，於是，以解決修械所經費不足為由，於1917年設立了一個銅元局，從杭州訂購了一批製造銅元的舊機器，開始鑄造銅元。“閻錫山籌謀以‘三九’製錢（將含銅量99.9%的製錢）為原料，用三文製錢改鑄可當20文銅錢的銅錢一枚”，“幣製即擴大5.8倍”，“在全省流通製錢中約有50億文，改鑄銅元19億枚，可當製錢340億枚，……按當時主幣銀元與製錢的兌換率，所鑄銅元即相當於1700萬銀元”，而“若按流通中的約50億文製錢計劃不過250萬元，一經改鑄之後相比，憑空獲得1450萬銀元之巨”（《山西文史精選》——《閻錫山的壟斷經濟》第199頁），後來的事實雖然沒有像閻錫山“籌謀”的那樣理想，但從改鑄銅元中卻也獲得了350多萬銀元的巨額利益，為解決修械所經費和其他方麵的開支，發揮了很大作用。然而，靠改銅元牟利，終非長久之計，考慮到今後全省軍政和其他費用的開支將會日益增加，同時，“山西省官錢局”即不適宜發行全省統一的“紙幣”，又難以統製全省之金融，為了代理省金庫和發行省鈔，閻錫山遂決定接受原山西省官錢局的全部人員和物資，籌組一個新的金融機構—山西省銀行。

經過一番籌備，1919年8月1日，山西省銀行正式成立，當天在太原傅公祠召開了第一次股東大會，出席大會的股東達245戶。會上選出了董事（閻錫山任董事長），並通過了“山西省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省行的資本預定為300萬元，當下實收股本117.785萬元。

省行成立之初，采取公私合辦的形式，私股預定為100萬元。在1918年省行籌備期間便開始招募，下令各縣公款局、商會、錢業公會、糧食公會等機構發動認股。在公股方麵，除官錢局轉交的30萬元外，其餘由財政廳籌措。閻錫山之所以采取這種公私合辦形式，一方麵是由於公家財力有限，另一方麵是因為辛亥革命時，閻錫山為解決當時軍政府急需，曾向一些巨商進行過勸募，如向祁縣渠筱洲（渠本翹之父）勸募過白銀13萬兩，其他辛亥革命軍也有不少向地方勸募過款項和物資。閻錫山為履行自己當初所講“日後必還”的諾言，遂於1913年將這些勸募來的款項一律作為無息公債發給地方和原主，稱為“善後公債”，準備分年抽簽償還。省行成立時，即將此項公債收回，折合成以元為單位的股票，作為銀行的私股投資，按股票額由省財政廳墊付現金，這樣既壯大了省行的資力，也可取得民心。

但是，這種公私合辦的形式，沒有維持多久，到1923年，隨著全省財政狀況的好轉，閻錫山便以“省行不應有私人股本”為由，把私人股票一律收買，給予票麵十足現金，從而使山西省銀行成為完全公辦的金融機構。其實，閻錫山這樣做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因為“銀行既有商股，必有商股方麵的董事和監察人，對閻的任意運用省行資金，多少也有點不便”。而對於那些私股持有者來講，沒想到當初勸募的款項不僅變成了公債，並且從無利公債變為有息公債，而今又能獲得十足現金，自然十分滿意，從而使“閻錫山不騙人”的話，很快流傳開來，這樣反而使省銀行的信譽更為昭著（南桂馨：《一九二0年以前閻錫山的“經濟措施”》、《山西文史資料》第5輯，第61頁）。以後，山西省銀行所發大量省鈔能夠得到人們的普遍接受，與此有著很大關係。

山西省銀行成立後，由於政府的支持，所以在存放款業務方麵很快擴展開來。當時，全省銀行業的總資本額為300餘萬元，山西省銀行一家即有240萬元，占到總額的80%；在存款方麵，全省往來存款總額是130餘萬元，山西省銀行即吸收了83萬餘元，占到63%左右；放款方麵，省內各銀行放款總額為840餘萬元，省行就達590餘萬元，占71%左右，其中信用放款全省總額為67萬餘元，而省行就達59萬元，占88%，由此可見，山西省銀行在全省金融中的地位了。

山西省銀行在維護閻錫山政權的財政金融方麵確實發揮了巨大作用。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其一，它代理了省金庫。山西省銀行成立後不久，根據閻錫山省署財政的需要，在其所屬之太原分行下設立了“省金庫”，它作為銀行業的專門機構，不僅代財政廳收發各種款項、支付軍政各費，而且兼管發行和兌換“金庫券”。這個“金庫券”是閻錫山的創意，它實際上相當於國庫券、公債券等，也是山西發行地方公債之始。金庫券的發行數額，全由省財政廳決定，省銀行隻按財政廳的支款憑證開付而已。“金庫券”為半年期，到期方可兌換，並且在推銷此券時，閻錫山采取了硬性攤派的方式，其對象主要是軍政人員。按每月薪餉的五分之一搭配發放，6個月後兌現，每月每元六厘利息（當時銀行放款利息為每月每元1分1厘），如果到期不兌，過一個月，則要多加一個月的利息。這種“金庫券”的發行，自然使軍政人員吃虧不小，因為每月每元的利息就比存入省銀行少了五厘，但是，通過“金庫卷”的發行，卻使省財政的資金周轉變得更加靈活，也大大方便了軍政各費的支付，從而為閻錫山政權的財政金融提供了有利保證。

其二，大量發行省鈔，從中聚斂財富。閻錫山為使省銀行成為發行省鈔的專辦機構，首先統一了全省鈔票的發行權，亦即省銀行發行省鈔的壟斷權。鑒於當時使用的貨幣銀錢和製錢，在計算單位上極不統一，在銀錢上有的以銀元為單位，有的以銀兩為單位，在製錢上有的以一千文為一吊的，有的則以960文為一吊，還有以820文為一吊的；同時，各地的私營商號，隻要有些資本和信用，就發行銀錢票子，即所謂“錢帖子”，而其發行量又因大多超過商號的兌付能力，往往導致虧空倒閉，使商民受害；不僅如此，有些商號往來交易時，不用現款，而是通過錢莊過撥，即所謂“撥兌錢”的，這樣，無形中又增加了貨幣暗通的數量，凡此種種，都造成了金融貨幣市場的混亂無序，嚴重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省銀行成立後，閻錫山即以省長或其他名義，發布了《劃一幣製暫行規定》、《山西省發行銅元規則》、《山西省長閻頒布發行鎳幣條例》、《禁止商號私發銀元紙幣懲罰規則》、《山西省查禁私發紙幣規則》等一係列法規。在《劃一幣製暫行規則》中就明文規定：“凡山西境內商民交易，一律周行銀元、銅元”；“銅元以每十枚為一百文，每百枚為一千文”，“白銀按七錢二分折銀元一元”，《禁止商號私發銀元紙幣懲罰規則》開宗明義地聲明：“本規則專為禁止各縣商號發行銀元紙幣而設，凡違令發行者，應受本規則之懲罰”，同時，明確規定：“凡私發銀元紙幣經委員查出者，按照所發數目每一元處以三倍以上十倍以下之罰款”。《山西省查禁私發紙幣規則》指出“本省境內除中國銀行、山西省銀行經國府、省政府分別令準發行紙幣外，其餘公私商號一概禁止發行”。與此同時，閻錫山還多次召開全省商界會議，要求他們嚴格遵守政府法令法規。通過采取這些措施，使全省的鈔票發行權逐漸集中於山西省銀行之手，並使其發行省鈔合法化。

為使發行紙幣有足夠數量的準備金，閻錫山在籌措省鈔準備金方麵，也是煞費苦心。在他專門組織的財政會議上討論準備金的問題時，閻錫山為了軍政各費的靈活運用，主張準備金越少越好，而曾在清末即任職於財政機關，對財政業務十分熟悉的省財政廳科長仇曾詒，則主張必須十足，即發行鈔票額與準備金的數目相等，經過激烈爭論，在準備金問題上財政方麵一再讓步，最後以準備金至少必須達到鈔票發行額的70%議決。但不管怎樣，有了這70%，說明省銀行當初發行之鈔票還是有相當準備金的，因此，盡管1919年省銀行一開始發行紙幣時，曾出現了人民由於不信任、不習慣，而隨到手、隨兌換，“增發和回籠，每天都有”的現象，但是，通過比較，人們發現，中國、交通兩行發行的鈔票，因袁世凱帝製後，不能兌現，經常是四折五折，而山西省銀行則“十足兌現”。由於省行信譽昭著，所以，“人民持券保存，反而不去兌現，它在鄰省雖無分號，但鈔票通行京、津、綏遠，甚至遠走寧夏一帶，以此獲利很厚，股票每年利息在一分四五”（《山西文史資料》第5輯，第60頁）。當初山西省紙幣的發行如此順當，其中的原因，除了有比較充足的準備金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其發行量還不算太大，1919年時僅為40萬元，其後雖有增加，但截止1928年底，十年間共發行1300萬元，平均每年也不過130萬元。因此，在兌付上還有一定的保證，“一度時期一元晉鈔可以兌換一元白洋”（山西省地方誌編委會辦公室編印：《山西金融誌》（上冊），第42頁），這就使省鈔的發行更有了市場。

閻錫山在山西財政金融建設上的努力，不僅有力地改變了以往“各商號濫發錢貼，幾成不兌現之紙幣”那種金融上的混亂狀態，統一了貨幣發行與金融管理，使山西的金融業邁入了現代化的軌道，而且，也較好地改變了山西財政金融的窘迫局麵，並由此而促進了山西各項建設事業的發展。

但是，也應當看到，這一時期，以山西省銀行為中心的財政金融建設，對山西社會所產生的消極作用，也是不小的。由於山西省銀行發行了大量省鈔，這就使閻錫山更有資力進行擴軍和擴大軍火生產規模，此舉雖然鞏固了閻錫山政權的統治，並在“保境安民”方麵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卻也滋長了閻錫山向外擴張的野心，並因此而導致了山西的災難。特別是通過北伐，他的勢力發展到平、津、綏遠、察哈爾和河北，已然成為“華北王”之後，省鈔的發行量到1928年即已飆升到900萬元，是此前近十年平均發行量的7倍多，到1929年，更激增至1300萬元（《山西金融誌》（上冊），第42頁），及至中原大戰前夕，閻錫山允諾70萬聯軍的軍費由山西來解決，於是又督促省銀行加快省鈔發行。但由於閻馮聯軍的失敗，發行的省鈔中，有7500多萬元，隨著聯軍的潰退一同流回山西，加之京、津、綏、察及河北地區的商人也把省鈔一批批販回山西，借兌現之際，從中牟利，因此，原先發放且有信譽之省鈔，急劇貶值，最高時省鈔30元才能兌換一元。並且，由此引起連鎖反應，廣大持有省鈔的百姓，一夜之間一貧如洗，許多商號紛紛倒閉歇業，加之退入山西的客軍的滋擾，使山西的經濟幾乎崩潰。

8、全麵發展教育事業，山西的教育處於全國前列

清朝末期的“百日維新”和推行“新政”期間，山西雖然在籌辦新式學校方麵走到了全國的前列，但是，由於山西經濟的落後，環境的閉塞諸原因，總體來看，全省的教育事業依然相當落後，各級各類學校極少，文盲大量存在，可用之才稀少，民眾愚昧無知的問題尤其嚴重。這種狀況，直至辛亥革命後，仍沒有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