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亂世紛爭下的求存(9)

關於造林，不僅規定每年清明為植樹節，及每人必須種植樹木的株數，而且成立6個專門性機構——林區，專事育苗及調查適宜造林地段，進行造林指導，並在各縣成立林業促進會，以督促推動各縣造林活動。

關於牧畜，規定在省北不宜種棉之地，開辦牧畜，以彌補農民收入之不足。牧畜首先提倡養羊，養羊又以養收入較好之外國羊為好，為此，1918年閻錫山專門“從澳洲購回美利奴種羊600頭”，同時在省城“設立模範牧場一處，並晉南北各設分場一處”（《山西政治述要》第19頁），以培育優種，進行繁殖，進而向各縣推廣。

此外，在剪發、天足、禁食鴉片等方麵，閻錫山則主張以勸導禁絕為主，對吸食鴉片，女子纏足，他要求“務在必除”，特別是對吸食鴉片，閻錫山更是深惡痛絕，故被列為所除三弊之首。他於1918年1月15日給北京政府的呈文中，曾指出“山西自有外來鴉片，吸嗎啡之消耗，現金輸出，每年約在一千萬元以上。民國改建以來，社會經濟，入不敷出，各縣紙幣，到處充斥，不有從根本上之救濟，流弊必及於省城”。為掃除煙毒，並為金融上根本之救濟，“錫山與各廳道等，再四磋商，擬將前此煙民，因戒犯病者，由省派員，會同縣知事，督率村長村副，一律挨戶調查，非煙民者，令其五家出具互保切結，無互保者，以煙民論。分配藥丸，限期治療。期滿後，再經發覺，依刑律及嗎啡治罪法，從重處分……”，“至於禁運一節，……嗣後如遇大宗販運鴉片，或販運嗎啡及含有嗎啡之藥丸者，擬援照滇省禁種煙苗所定軍法從事辦法，盡法懲治，以絕來源。其小賣者，情節較輕，仍分別依刑律及嗎啡治罪法處辦”（《治晉政務全書初編》第八冊（內務））。

“六政三事”的推行，並非一帆風順，特別是在剪發、天足、禁煙這些方麵，因積習已久，積弊已深，所以阻力重重，在五台東冶鎮發生的幾釀成血案的剪發、放足風波，就說明了這一點。同時，由於“六政三事”連閻錫山也不得不承認它“皆是治標的辦法，尚非根本上的解決”（吳文蔚：《閻錫山傳》第一集，第226頁），加之推行的過程中，不能因地製宜，而是搞整齊劃一，像晉北、晉西北一帶，氣候條件就不宜蠶桑，卻也要人們植桑養蠶；在棉田的推廣上，晉南一些地方，因未能全麵規劃，統籌安排，結果造成棉糧種植比例失衡，致使棉田擴大，糧田減少，許多農民不得不到很遠的外地去購買糧食。再加上一些官員的敷衍塞責，或從中作弊，如閻錫山下力氣最大的禁煙，在這個過程中，有的官員竟將其作為勒索受賄的生財之道，沿黃河一些縣份的縣知事，就出賣護照以弄錢財，凡此種種，連閻錫山也無可奈何地說，各種章程並非不完備，但因“惟無實力奉行之人，則章程幾等於虛設”（《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第三卷，第123頁）。另外，宣傳上的不當，亦使不少民眾產生誤解，如“勸民栽樹，則以為按樹起錢，遂多不肯栽樹；勸民眾種棉花，人民則疑為按苗抽款，遂亦不種”（《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第三卷，第129頁）。因此，“六政三事”存在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

但是，“六政三事”的推行還是收到了一定的良好效果的。對此，“山西政治述要”曾稱“六政則剪發最好，天足、水利、種樹、桑蠶次之，禁煙又次之；三事則種棉最好，造林次自，牧畜又次之”。這個評價還是比較中肯的。據統計，在剪發上，到1918年底，全省各縣已完全剪盡，到1921年，山西105縣中有87縣10歲以下的女子“已全數天足”，有101個縣16歲以上的纏足女子，“已全數解放”，15歲以下纏足女子“各縣解放者亦占多數”，1922年，全省婦女纏足已屬少數（《山西六政三事匯編》卷一）。而禁毒戒煙則可以說是不成功的，雖然從1918年到1921年四年追蹤共破獲煙案5萬多起，戒除煙癮人數達12.6萬多人，可是，1922年全省勒令戒煙的人數竟比1917—1921年四年戒煙的總人數還要多。究其原因，主要是種植鴉片屢禁不絕，外地鴉片嗎啡繼續流入山西，而閻錫山盡管其本人無此嗜好，以身垂範，但他的一些軍政要員卻是隱君子，這不能不使戒煙運動的效果大打折扣。在水利方麵，到1921年，水利上經過開渠鑿井，築蓄水池，全省水澆地增加了120餘萬畝；種樹達5000多萬株（其中成活2945萬餘株）；植桑（包括實生桑和湖桑）1億餘株；種棉麵積由1918年的5299餘傾增加到1921年的8761餘傾，棉花產量由1918年的1770萬餘斤增加到1921年的3761萬餘斤；造林（包括林區及各縣）1920、1921年兩年共達4000餘萬株，造林麵積達24.4萬餘畝；牧畜上，到1921年，共培育出種羊1692隻，改良羊1294隻（《山西六政三事匯編》卷一）。

“六政三事”推行之後，1925年2月，閻錫山在太原召開的“全省實業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晉民自動的開發實業的幾層意見”的演說，並正式提出“厚生計劃”案。如果說，“六政三事”中的興水利、種棉花、植樹、畜牧等是閻錫山為籌補晉民生計而在發展農業經濟上進行的努力的話，那麽，“厚生計劃”則是閻錫山為籌補晉民生計而主要是在發展山西工業上的作為了。同時，這也說明，在如何發展山西經濟這個問題上，閻錫山考慮得更為全麵和更為深入了。“厚生”二字，源於中國儒家文化中的“正德、利用、厚生”，“厚生”為“厚民生”之意，“正德”者，以德顯能，“利用”者，以物養人，“厚生”者，美善人生也。

閻錫山的“厚生計劃”亦即“發展實業之六大計劃”，包括煉油計劃、煉鋼計劃、機器計劃、電氣計劃以及農業計劃和林業計劃。他隻所以要著力興辦工礦企業，從客觀條件上來看，主要是因為山西的煤炭、鐵等礦產資源相當豐富，可資利用，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鋼鐵、機器、電力越來越成為現代社會所必需的重要物資，也是現代工業發展的重要標誌。拿閻錫山的話來講，就是：山西的“炭是一大宗特產，我們便可利用它來煉油”，“其次出產是鐵，可以利用它來煉鋼”，“有煤、有鐵、有鋼，便可以造機器，有機器，則可以減少人工，增加生產，……電力也有與機器同樣的作用”，“而一切農田、水利、礦產、森林以及各大小製造業等之改良與提倡，莫不有賴於機器。由是觀之，機器之振興，又豈能緩”？“力為人群發展之一要素，電氣普及，則力發達，一切事業均賴以進行”（《閻錫山年譜》（二），第611—612頁）。從主觀上來講，一方麵是隨著山西現代化實業的發展，特別是閻錫山軍事工業的不斷擴大，對於煤炭、鋼鐵、機械和電力的需求量越來越大，山西雖然煤炭豐富，但靠人工開采已遠不能滿足需要，隻有用機械開采，才可增加產量，有鐵可以煉鋼，但煉鋼、電氣也都需要機械。而在當時，閻錫山的軍火工廠所需之鋼鐵均需從外地購買，許多機械設備更是靠從國外進口，不僅花費大，而且不能保證需要，因此，閻錫山要大力發展工業；另一方麵，則是閻錫山想通過這個計劃，來體現他的“公道主義”。他說：“事屬厚生，非獎殺人自利之具；公平發展，可杜奢侈爭奪之端，……總之，本計劃為厚生的，非經濟的；為自存的，非擴張富強的；是人民自給自足的，非利於特殊階級的。一麵為現在存國存種之急圖，一麵消將來經濟革命之隱患，福國利民平妥公道乃為旨歸”（《閻錫山年譜》（二），第612頁）。閻錫山發展工業的四個計劃是：

煉油計劃。由於煤油、汽油等，在當時全賴進口，僅煤油一項，每年輸入量即在18000噸左右，所以，山西省計劃每年撥30萬元用於煉油計劃，逐漸建成年產720噸之煉油廠25個，爭取達到省內自給。

煉鋼計劃。擬在省內分設育才、經濟兩個鋼廠，育才廠以培養煉鋼人才為目的，經濟廠以供給本省鋼鐵為目的。其中經濟廠又分設製鐵、煉鋼、鋼軌、電機四部。製鐵部以“每日出產生鐵40噸為標準”；煉鋼部“以每日出產鋼40噸為標準”；鋼軌部“以每日出產85磅之標準軌40噸為標準”，電機部“以供應全廠電氣為標準”。

機器計劃。振興機器之計劃擬分期進行，“第一期先在省垣建設育才機器廠一處，其目的有二：一為培養人才機關。嗣後山西機器工人及機器管理員等，均於此廠中培訓之。二為研究改良機關。嗣後改良山西產業所用各種機器，均於此廠中調查研究而改良之。第一期之培訓人才，改良機器，乃為第二期推廣之準備。迨入第二期，更建設經濟機器廠，該廠規模較大，為總製造機關，將來全省機器，均取給於此，每日至少須出普通機器十副，以資推廣”。這是第一步。在第一步的基礎上，可進行第二步。第二步，屬於普及計劃，即將經濟機器廠製成之機器“按市價之半，售諸鄉村”。普及的標準是“以山西現有編村（計一萬有零），每村平均能分到機器十副”，預計三年達到普及標準。

電器計劃。此計劃之目的，要使“電氣效用”在各村得到普及。為此，將全省劃分為太原、平定、襄垣、長治、晉城、平陽、運城、新絳、靈石、鄉寧、汾陽、苛嵐、朔縣、崞縣、大同等15個區，擬在每區設一個電器廠。太原廠為一類，規模為1500基羅特（千瓦）；平定等14處為一類，規模為500基羅特，15個廠全年共計發電8500基羅特。

除工業上的這4個計劃外，閻錫山還把農業和水利兩個計劃列入“厚生計劃”之內。他所以這樣做，主要是奔“農工合一主義”，“以工業扶助農業，工精而農愈進，農餘而複治工，即農即工，農工並重，農工並進”，“力出自己，既不背中國重農之國情，又不至演成資本之局”（《閻錫山年譜》（二），第612頁）。這兩個計劃是：

農業計劃。鑒於“山西農業所占財產，貽有山西富力全額三分之二”，而晉省又因“多年肥料瘠薄，未足補償地力，遂致土質漸壞，生產漸少，每畝之收獲額，尚不及東西各國三分之一”的狀況，擬從以下三個方麵著手進行。一、水利計劃：製定水利法；調查水源、水量。二、肥料計劃：分三期進行。第一期設骨粉肥料廠一處；第二期設置晉南晉北二廠，增製以麥禾及其他雜禾為原料之可溶性化肥；第三期設置大規模之化學肥料廠一處，應用磷礦石硫化鐵等礦物，製成硫酸肥類。三、農事試驗場計劃。將全省劃為南、北、中三區，選擇可以代表各該區氣候土壤條件的地點，分設農事實驗場，負責研究改良方法，以供農民借鑒。農事實驗場下設農具改良、種植改良、農藝化驗、病蟲研究等部，各司其職，同時派員下鄉實行調查指導。

林業計劃，擬分期進行：第一期（由民國十四年至三十二年），共造14萬畝，期滿後，每年主伐間伐各7000畝，每年約可收入大洋75.6萬元。第二期（由民國二十四年至四十三年），共造84萬畝，期滿後，每年主伐間伐各42000畝，每年約可收入大洋450.9萬元，連同第一期收入，每年共收入大洋526.5萬元。

煉油、煉鋼、機器製造、電氣這4項計劃，在時間上均預定為10年，其經費十年後總計分別為300萬元、141.1萬元、121.2萬元和500萬元。農業計劃中的水利、肥料也預定為10年，總經費分別為224330元、442800元。林業計劃也預定為10年，總經費為42萬元（吳文蔚：《閻錫山傳》第一集）。

閻錫山的“厚生計劃”，除上述六大官辦計劃外，他還提倡官方、民間“兩條腿走路”興辦地方實業。1925年2月召開的“全省實業會議”上，閻錫山就明確提出：“山西的實業，不能不辦，也不能專靠官辦，必須人民負責自動辦理。若辦有成效，則人民直接蒙其惠，而三晉利賴無窮矣。且興辦實業，非僅為殖財孽利計，實則仁義禮智之培養，亦均有賴於此”。在以後，他又提出了“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的政策，並對民辦企業采取了扶植獎勵的措施。可以說，閻錫山的這些思想，已經跳出了自晚清以來隻由官方興辦企業的窠臼，把發展地方經濟的目光同時也盯在了民間，注意了發揮官辦和民辦企業兩個積極性。同時，也說明了閻錫山在發展物質文明建設對促進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作用這一問題上，是有著比較深刻的認識的。

“厚生計劃”提出後，雖然一些原有的官辦企業陸續擴大，如山西軍人工藝實習廠，1924年創建的育才煉油廠，1915年設立的普晉銀礦公司、裕晉煤礦公司等，並且相繼新建了一些企業，如1925年閻錫山創辦的旨在與煉油、煉鋼相匹配的山西軍人煤礦，1926年建成投產的育才煉鋼廠、育才機器廠和山西火藥廠。同時，由官商合辦或商紳獨立自辦的煤炭、紡織、染織、火柴、卷煙等企業，也有了相應的發展，但由於受資金、技術、經驗、政策等方麵的限製，總體來看，“厚生計劃”實施的效果並不理想。不過，有些企業，因當時閻錫山正在竭力擴充其軍事工業，倒是得到了迅速發展，如“育才機器廠和煉鋼廠建廠之初，正值兵工廠擴展，需要機器極多之際，所以育才兩廠全力為兵工廠製造各種工作機器，以及各種鋼材，但仍供不應求。到1930年共製出機器1300餘部，鋼材數萬磅”（《太原文史資料》第7輯，第90頁）。而1926年，由太原兵工廠劃分出來之酸廠和無煙藥廠等部分另行組建的山西火藥廠，其創建初期的主要設備107部機器，則全由德國進口，僅此一項，就投資140萬美元，總廠下設之無煙藥廠、酸廠、火工廠、炸藥廠、壓藥廠、黑藥廠等幾個分廠，其設計生產能力就可日產無煙藥300磅、硫酸2噸，實際產量達到日產無煙藥400餘磅、硫酸3噸。由畢業於日本帝國大學、任廠長的張愷發明的“愷字號炸藥”，更是享譽省內外。山西火藥廠，作為閻錫山興辦實業的重點工程，以其規模大、設備新、能力強，而在全國首屈一指。育才煉鋼廠和育才機器廠的創建，可以說是山西煉鋼、機器等重型工業發展史上的一個裏程碑。它由此開創了山西現代工業之先河。這兩個工廠不但製造車床、銑床、插床、刨床、鑽床等，而且製造麵粉機、織布機、織毛機、紡毛機，各種馬力的黑油機、煤油機、蒸汽發動機以及熔鐵爐、熱風爐、清灰爐等。所造機器，除供山西本地之外，還遠銷於陝西、甘肅、四川等省。它既強化了閻錫山軍火工業的生產能力，也為民用產品的生產創造了有利條件，從而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山西工業的飛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