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亂世紛爭下的求存(8)

先就“用民政治”而言，閻錫山提出這個主張，是鑒於社會製度的不合理和民眾素質的低下，致使各方麵“虧負”的弊病，希望通過實行“用民政治”，達到人盡其才，地盡其力，物盡其用，從而使各種資源得以充分利用，以達到富國強民的目的。可以說，它是符合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精神的，要改變山西乃至中國社會積貧積弱、十分落後的現狀，這不失為一種有效途徑。閻錫山雖然因受曆史和階級的局限，所提的這個主張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帶有利己的因素，也不可能從根本上來改變中國的現狀，但其中還是有其不滿現狀，不甘落後，要求改變現狀，求富圖強的願望的。至於“用民政治”實施的結果，因其“民德”、“民智”、“民財”所包含的內容相當豐富，概括起來可以分為精神和物質兩大部分，而其中的每項中又規定了許許多多的事項，事實上它是一個相當複雜的係統工程，所以，僅用某個方麵的成敗得失來衡量其是好是壞，顯然是不太恰當的。

“用民政治”的實施，盡管因其本身所規定的內容存在著一些不甚切合實際的東西，在實施過程中又有“求速成猛進”，以及一些官吏的敷衍塞責或弄虛作假、營私舞弊等等問題，而引起了一些群眾的不滿，但是，從總體上來看，它對促進山西社會的發展進步，還是產生了不小作用的。這個作用，有些如工農業生產、商業貿易事業、各類學校的建設，可以進行量化，用具體的數字予以證明，而有些如“民德”中的“信、實、進取、愛群”；“社會教育”中的“普及教育字母”、“頒發人民須知”等就難以量化。然而，從一些有形的事實上來考察，這個結論還是能夠成立的。從1918年到1930年這一期間，閻錫山經過幾次擴軍，使晉軍由2萬之眾猛增到20多萬；其軍事工業一擴再擴，形成與漢陽、沈陽兵工廠的三足鼎立之勢，甚至在某些方麵還要超過“兩陽”；全省教育事業上，到1921年，即成立國民學校近2萬所，就學學生達72萬餘人，“學齡兒童已入學者，平均達百分之七十以上，較之六年前增加十倍。各縣高等小學逐年遞加220餘所”（《閻錫山年譜》（二），第498頁）；山西省銀行1919年成立之初，實收股本僅117萬餘元，到1929年，其資本已達到近300萬元，並且“省內外分支機構達四十餘處，形成了一個觸角四伸的金融組織網”，到1928年底，“十年間共發行一千三百萬元”（《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84頁）。所有這些，可以說，都是閻錫山實施“用民政治”的結果，也是山西凝聚內力的結果。這對於閻錫山更好地貫徹其“保境安民”主張，對於山西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發展，無疑是發揮了積極作用的。自然，這也為閻錫山維護其對山西的統治，並進而謀求向外擴張，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再就“村本政治”而言，閻錫山推行以“編村”為核心的“村本政治”，其本意主要是要把村編在他的“行政網”中，以加強其政權的統治基礎和運作效能的。應當說“編村”的實施，在這方麵確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主要是“編村”首先強化了閻錫山統治山西的階級基礎。這是因為，閻錫山對於“編村”村長、村副的人選在其財產上有一定的要求，規定村長須有3000銀元以上的不動產（後來有所降低，也要在1000銀元以上），村副要在500銀元以上，這在當時農村經濟十分落後的情況下，能有如此財力者，隻能是地主、富農或豪紳，因此，編村一級的權力，便基本上掌握在了這些人的手中，從而使農村以往比較分散的政治權力，進一步集中到了剝削階級手上。據統計，實行“編村”後，全省主村、副村有44402個，增設鄰長、會計379,386人，連村長、村副，共計有村幹部501,359人（《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84頁），其中村長、村副、閭長有191,973人。按二十年代的山西農村人口1100萬計，僅這一批大小村幹部就占了農村人口的4.5%。更重要的是，村長、村副們由於政治地位得到了提高，因此，對閻錫山政權更加表現出了積極忠誠，這種狀況對強化閻錫山政權的階級基礎，顯然是十分有利的。其次，增強了閻錫山政權的統治能力。實行“編村”後，由於村民們完全處於了各級村幹部的監視控製以及“村禁約”的約束之下，各級村幹部實際上成了閻錫山的無編製的駐村警察；同時，“編村”後，由於把整個征稽責任確定在村，過去為支付巨額的庚子賠款而對農村的“攤款”，如今成了“為省及地方政府的現代需要，特別是軍事需要而籌款的通行方法”（《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第389頁），所以，它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都為閻錫山政權提供了便利，使之顯得更有能力。一個很小的事例，即可反映出這一點來。“太原憲兵司令部逃走了一名政治犯，閻錫山給各縣縣長打了個電報，不到三天，就在盂縣查獲。送回太原，閻錫山認為這是‘行政網’的成績，非常滿意”（《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82頁）。至於閻錫山在二三十年代能夠幾次擴軍、不斷發展其工業，修築成貫通山西南北的同蒲鐵路，也“多歸因於他卓有成效地由村經辦攤款向地方社區征稅”（《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第390頁）。抗日戰爭期間，閻錫山在晉西南的政權能夠維持，也正是其在“編村”基礎上推行“兵農合一”政策後，較好地解決了兵丁、糧源的困難。不僅如此，“編村”的實行，不但使廣大人民群眾反封建的鬥爭受到了很大限製，而且，以“編村”為基本單位組織起來的“保衛團”，更成了閻錫山防共的重要軍事力量。如1935年和1936年，閻錫山就針對陝北紅軍以及中國工農紅軍的東征活動，在沿黃河各縣組成了以“編村”保衛團為基本隊伍的“防共保衛團”，協助其正規部隊防止陝北紅軍並阻撓紅軍東征。解放戰爭時期，不少地方以村或以縣為單位由惡霸、地主組成的複仇隊，還鄉團，又對要求進行土地改革的革命群眾和黨員幹部進行殘殺，並配合閻錫山的正規部隊，竄擾進犯解放區，阻撓人民解放戰爭，等等。

在肯定這些消極作用和影響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閻錫山實行的這種“地方自治”，在某些方麵也還是有其一定的積極作用和影響的。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啟發和增進了山西廣大農民的民主意識和參政意識。閻錫山在推行其“村政”的過程中，對民主、民權、民治等思想的大力宣傳，不論他是出於什麽樣的動機，在客觀上則多少地啟發和增進了廣大農民在這些方麵的意識。而他的“編村”，由於把山西廣大農村的千百萬民眾都卷了進來，盡管民眾的這種卷入是無奈的、被迫的，但是隨著“村政”活動的深入展開，民眾也在不知不覺中改變著自己長期以來“不知政治，不問政治，更不管政治”的狀態，使他們對自己的生存狀況和國家民族的命運予以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因此，這種變化，在客觀上對於促進山西社會政治民主運動的進展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的發展，其意義都是十分重要而深遠的。抗日戰爭爆發後，在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組成的“第二戰區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犧牲救國同盟會”，能夠在廣大農村迅速展開活動；太原失守後，領導的八路軍三師主力能在其開辟的晉東北和晉東南、晉西北各抗日根據地內很快建立起各級抗日民主攻權，並把廣大農民、工人、青年、婦女、兒童組織起來，使根據地的政治、經濟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得到發展，為根據地的鞏固奠定了堅實基礎，都與廣大民眾民主意識和參政意識的增進，有著很大關係。閻錫山推行“村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治民”、“用民”的。然而，由於它在客觀上為“自治”在思想理論和組織形式上作了一定的準備，並且創造了一定的基礎和條件，而在其開創的革命根據地內，又真正地實行了民主、民治，因此，它能強烈地激發起“有益於中國的民氣”，極大地調動起人民大眾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熱情，使他們朝著“國家的團結和強盛”這個共同的目標邁進。

其次，“村製”的實行，也為穩定山西農村社會，發展山西地方經濟，創造了比較有利的條件。“村製”雖然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存在的階級矛盾，但是，村界的劃定，村治行為的規範，以及息訟會、保衛團和經濟建設委員會等組織的活動的開展，對於避免村落之間的衝突，安定農村秩序，發展農村經濟，無疑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的。對此，梁漱溟先生在其考察晉省時，曾發表演講說：“山西這方麵，無論如何，我們總可以讚美，地方政府有一種維持治安的功勞。別的地方如廣西、廣東、湖南、四川、陝西，哪處不是民不聊生？連我們最低要求的生命還保不住，還將什麽別的權利！”（《梁漱溟先生在晉講演筆記》山西省教育會雜誌臨時附刊，第22頁）。特別是通過“編村”，由於它進一步克服了農村中那種散亂無序的狀態，把村民們嚴格地組織了起來，使人力、物力和財力的管理組織更趨規範，因此，這就為山西地方政府在發展生產和其他經濟建設方麵，創造了有利條件。山西在1927年至1937年內，尤其是在抗戰爆發前的1932年至1937年這五年中，能夠在經濟建設特別是工業和鐵路建設上有突飛猛進的發展，“編村”的實行，不能說不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7、倡導“六政三事”，推行“厚生計劃”，發展金融貿易，以振興山西經濟

山西地處黃土高原，境內山巒起伏，溝壑叢生，山地和丘陵要占到總麵積的百分之八十，平川河穀僅占百分之二十。在氣候上，又是冬季較長，寒冷幹燥，春季風沙肆虐，降雨很少，夏季高溫多雨，致使旱、澇、雹、凍等災害頻頻發生，這樣相當惡劣的自然條件，對於仍以農業為基礎的山西經濟的發展顯然是十分不利的，這也是造成山西經濟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政治製度的腐朽落後，社會的變亂動蕩，則更加劇了山西經濟的衰退。清朝末期，境內鴉片種植麵積不斷擴大，清政府分配給山西的“庚子賠款”數量又相當巨大，加之各種苛捐雜稅增加，晉商票號在辛亥革命中的被焚被搶和大量放貸款的無法收回，以及其後在外經商的十幾萬商人的失業，金永在晉時的搜刮，外省軍閥對山西的幾次侵擾，都使山西民窮財竭，經濟陷入嚴重的困境。正如閻錫山在其親擬之“六政宣言”中所說：“晉民貧苦極矣！貧苦之源，起於生者寡食者眾，曷言之？蓋晉民所恃以謀生者，農業而外，向重商業，非但跡遍行省，亦且角逐外藩，人數有二十萬之多，歲入在二千萬以上，此不僅匯兌一業，執全國金融之牛耳已也。乃一蹶於庚子之亂，再毀於辛亥之役，商人失業，而致歲入歸於烏有，向之富者已貧，向之貧者亦困，以故正貨缺少，金融閉塞，……社會經濟，既少來源；國家財政，自行竭蹶”。從這裏可以反映出閻錫山1917年獨攬山西軍政大權後山西經濟的實情及其心內的焦慮。

麵對這一嚴峻現實，閻錫山在其主張的“用民政治”中，即把“六政三事”作為了“用民政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謂“六政”，即他於1917年提出的水利、種樹、蠶桑、禁煙、剪發、天足；1918年又增加了“三事”，即種棉、造林、畜牧。兩者合一，統稱“六政三事”。閻錫山所以要推行“六政三事”，並將其作為“興利除弊施政之大要”，是因為他已經清醒地認識到，鑒於山西經濟的如此狀況，“若不為民生籌補救之策，將見公私日益交困，賦稅亦難有起色，故欲整頓晉省之財政，當先籌補晉民之生計；而籌補生計之法，不外別辟生利之途，以彌此向來商業之損失，使失業之人日少，遊惰之風漸去，此乃根本之計也。比年以來，海內多故，喪亂迭經，地方有司，僅能以維持現狀為盡職，而於保育政策，國民經濟之所在，或不知其要，而視為無關，或明知其要而始從緩議，馴至共和已將六年，民力毫無進步，此故人民不知競存之咎，抑說官斯土者之責也！”“錫山生長斯邦，見聞較切，惕心怵目，叔焉憂之！賞謂籌補生計多端，大要不外地力與人力二者而已”。並且針對山西“水田甚少”，“有水利者，向僅三十八縣，而亦興廢無常”的狀況，要求除對已有之水利設施加強管理，並勘測興辦一些新工程外，還要對“所在多有”的“清泉濁潦，巨川細流”未及利用者，加以充分利用。在蠶桑事業上，他要求不得以“地利不宜”為由，而不加以推廣。對於造林，提出“除荒山、荒地，麵積稍大者，令其擇宜造林外，凡家宅田園之隙地，或河流道旁之曠土，可容樹株者，均令植樹”（以上參見村政考核處：《山西六政三事匯編》卷一），等等，閻錫山的這些想法，可以說是受到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很深影響的。他對籌補人民生計與增加政府稅收，從而促使財政狀況好轉這其間的關係，認識上是較為深刻的。

閻錫山為了促進“六政三事”的推行，曾下了很大工夫。他在反複宣傳，使各級官員和廣大民眾提高對推行“六政三事”的重要意義認識的同時，還成立了“六政考核處”，專司其責。其後不久，把“政治研究所”改為“政治實察所”，委任候補學習人員40名，專充政治實察員，分赴各縣實地調查，並且，對“六政三事”的各項細則，具體的實施步驟，做了專門規定，還頒布了一係列法令、訓示，進行獎勵與懲戒。如在水利方麵就規定“凡有河流者逐漸疏鑿，其有渠可鑿而力不足者，由公款補助之。然庫儲有限，恐其難以為繼也，今複定水利貸金之條，以善其後。自茲提倡水利或易為力者乎，當六政考核處成立之初，即製定渠道表式，委實察員攜往各縣，會同知事依式填列。翌年，取其所報，令實察員一一複勘，誤者更，遺者補，並稽其源流之所自，水量之餘絀附諸表末，以供參考”（閻錫山為《山西省各縣渠道表》（上）所作序，山西省圖書館地方文獻）。

關於種樹，除前述之要求外，閻錫山還令各縣知事通令栽樹，做到人樹一木。他說“鄉下會栽種樹的人很多，凡不會栽種的，要問問會栽種的；凡會栽種的務必說與不會栽種的，不要就和以前的樣子，有些本事便不肯告人”（《人民須知》）。

關於蠶桑，規定“欲養蠶，必先栽桑”。閻錫山為推廣蠶桑，“前曾自捐薪俸，於全省南、北、中三區，各建1萬株桑園，以為提倡。此後廣購桑籽，分給各縣，實行育苗。現計第一期分各縣育苗之數，共種3000餘畝，可養成苗1.2億株。成苗之後，發給民間，以每畝植桑80株計，已可成桑田150餘萬畝。此項桑田生產，按年推廣，以補農業之窮”（《六政宣言》）。

關於種棉，閻錫山認為，“有人說山西韓信嶺以北，棉花多漲不開。其實都是種的不得法，種過一年，棉桃不能漲開，便不種了。要知道年年采取早熟的種子，就一快地裏種植，人民也漸次的慣了，土地也漸次的熟了，究沒有漲不開的道理呢？”因此，在1917年推廣之初，他先以“三千塊大洋登報懸賞，教人民種棉。秋天將各縣所開的棉桃，送到省城，開會陳列”（《人民須知》）。翌年，再拿300元獎勵，進一步推廣之，並且製定試驗規劃，開設試驗場，培育早熟種子和改良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