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亂世紛爭下的求存(7)

除了對為何要實行“用民政治”的理論詮釋外，閻錫山對於“用民政治”的精神實質和目的，也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說：“用民政治之真精神，鄙人嚐研究得一確當語。厥語維何，則曰不虧負。此三字謂用民政治之精神也，即謂為歐美列強人才發達之原動力，亦無不可”。他舉例說，炭在中國，隻是供煮飯燃燒之用，而歐美則以之供蒸汽之用、化學之用若幹。因此不能說中國不虧負此炭。再如人，人生在中國，因社會方麵不良之習慣，國家方麵有不良之政治，在此環境陶冶下，人難免會成為野蠻人或暴民，以中國人之聰明才力，並不遜於外人，而在外國之人，等而上者，未嚐不可多所發明。即使一般人，亦尚不失為完全人格之國民，中國人所以“類皆無所成就，甚至沉溺於賭博鴉片，自流於過惡而不自知，是國家之政治與社會之習慣，有虧負於人民也”。因而，要想不虧負物之質力以期極端之發達，“必須人人不虧負其才智，以求日進與，果能如此，始有政治可言。而國家亦未有不富、不強、不文明者，吾故曰不虧負三字為用民政治之精神”。

正因為他對“用民政治”的“真精神”有如此解釋，所以，他認為“民德、民智、民財三者，皆用民政治之實質也。民無德則為頑民，其弊則野蠻不化；民無智則為愚民，其弊則稚魯劣鈍；民無財則為貧民，其弊則救死不贍。是故欲去其弊而群趨之於自用之途，必須先從此三者著手，然後，能用之而有效”，“用民的目的，在啟民德、長民智，立民財”。

閻錫山不僅對此三者的內涵，進行了規定，他說：“民德所應注意者為信、實、進取、愛群；民智所應注意者為國民教育、職業教育、人才教育、社會教育各項；民財所應注意者為農、工、商、礦四項”，並且以此為綱，對每一部分的主旨做了明確規定，對其具體內容和要求也製定了實施計劃。

閻錫山為了實施“用民政治”，在草定“用民政治大綱”的同時，還於1919年4月13日，在督軍公署召開有數百人參加的用民政治大會，經會議討論，議定設立政治研究會，為用民政治的常設討論機構，由閻錫山自任會長，聘請各界士紳，選派各機關重要職員任會員，分股推選專家任正副組長，主管政治研究事宜。

“用民政治”從其綱領到主旨，可以說是有一套理論的，並且也製定了頗為詳細的實施計劃。然而，怎樣才能將其付諸實踐，達到預期的效果呢？對此，閻錫山經過觀察和思索，提出了他自認為可行的一套辦法，簡言之，就是建立緊密的“行政網”。而這個行政網的基礎則是“村製”，也就是以村為行政建製單位，建立以村為單位的行政網。這一點，閻錫山在《山西現行政治綱要》中就明確指出：“用民政治之構造，鄙人亦有一語足以概括之，則行政網是也，大凡世界各國，其行政網愈密者，其行政愈良好，愈進步”。

閻錫山所以要建立以村為單位的行政網，即以“編村”為施政單位的“村治”或曰“村製”，有著兩方麵的淵源。其一，就是受十九世紀以來國內不少有識之士主張實行“地方自治”的思想及清政府實施“地方自治”的一些舉措的影響。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和義和團運動被鎮壓之後，隨著清政府政治危機和社會矛盾的加深，立憲派人士主張“地方自治”的呼聲更形高漲，進一步要求把地方自治方麵的改革作為立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康有為認為“西方國家所以能夠動員民眾的力量，完全是那些國家的地方自治長期實踐的結果”。他的弟子梁啟超更認為“自治將主要有益於中國的民氣，自治絕不是一種分配權力的方案，而是一條加強內部紀律、充實整個國家的途徑，雖然沒有官吏從‘外部’統治他們，但是民眾最終會為一係列的社會法製激勵，朝向他們共同的目標邁進。這個目標就是國家的團結和強盛”。他還“相信自治對個人性格並最終對群體起到改造的作用”（（美）黃正清、黃維愷編，劉敬坤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381頁。以下凡引自此書中文者，隻注書名頁碼）。鑒於內憂外患的嚴重形勢，清政府不得不提出了一些“新政”，並在地方自治方麵做出一些姿態，如出台了設治的城和非設治的鎮鄉的自治章程，府、廳、州、縣的議事會章程，準許在縣和縣以下級別建立自治的谘議局和議會等。辛亥革命後，孫中山也一直堅持要實行地方自治，認為它是一個強盛、統一國家的當然基礎，並把地方自治與民權主義聯係起來，指出：“為避免舊時的政權更迭不已，需要使民眾成為政府的基礎，要做到這一點，政府的機構必須從下而上地重建”（《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第329頁）。袁世凱執政後，為強化其官僚政治的權威，雖然以地方議會難以駕馭為由，下令取消了縣和省的自治，但由於“地方自治”已日益深入民心，他並未完全取消地方自治，而是采取一種更適應官方控製的形式，推行了區的地方行政“實驗”製度，在縣以下保留了區，管理這些區的區長，由省長任命。凡此，對於曾親曆過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社會變化的閻錫山，都有著相當深刻的影響，因此，他於1917年獨攬了山西的軍政大權後，為了鞏固其政權的基礎，也力行“地方自治”、“民治”，也就是符合邏輯的了。他1918年在談及如何加強山西省政建設的問題時說：“必須從實行自治和教育兩方麵著想”。後來，更認為“中國既為民國，以民為主，即當由民施政，凡政治上之權利義務，必求其平等享受，平等負擔”（《治晉政務全書初稿》第一冊（政治講演），第59頁）。“自治二字，原指人民各自為治與共治而言，與官治立於相輔的地位”（《治晉政務全書初稿》第一冊（政治講演），第63頁）。“欲使民治主義完全實現，必須民間有施政之組織”，欲使人民參與政治，必須將政治“放在民間”，“凡係人民利益切身之事，切使人民自己為主，人民亦能自己為主，此方合民治之意，亦即自治之精神”（《治晉政務全書初稿》第一冊（政治講演），第72頁）等等，都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其二，就是受日本政治文明的影響。閻錫山曾留學過日本。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都令他感到新鮮和企羨。其中，日本實行的“町村之製”就對他產生了很深的影響。所以，他曾提出過要“仿日本町村之製”，實行“編村”。而中國社會的基層組織狀況和活動的特點，更使他認為“人類權力，發動之淵源，基於人類集合之村”，官治自治均非徹底之治，“今定一徹底的最持平最適中之辦法，村為人群集合單位，村有若幹人民，無論何種事項，皆人民自理，村即人民權力之起始點”。因此，要實行以村為單位的“村治”，“此種村本政治，即民本政治”（《治晉政務全書初稿》第二冊（進山會議記錄），第118、132頁），而隻所以“非把政治放在民間不可，因為直接知民利弊的是民，間接知民利弊的是官”。那麽，“什麽叫民間呢？省不是民間，縣也不是民間，實在是村是民間。所以省縣無論什麽機關，不是官治就是紳治，總不是民治。換句話說，就是欲民治主義，非實行村治不可。所以我常說的，村是行政的單位即是政治的根本”（《治晉政務全書初稿》第四冊（自治），第23—24頁），“村治乃是自治根基，政治起點”（《治晉政務全書初稿》第五冊（村政·上），第3頁）。

閻錫山在提出這些“村本政治”理論的同時，還從以下幾個方麵著手，以使“村本政治”得以實施。

首先，對推行村製從整體上進行了規劃，並製定了相應的規章。從1917年10月至1919年，先後編訂了《改進村製綱要》、《整理村範原理七條》，製定了《整理村界簡章》、《修訂鄉村編製簡章》、《整理村範規則》，以及《各縣選任村長副閭長暫行規則》等，同時還製定有《村政考核條例》、《村政獎勵條例》，從而使村製的實施在指導思想、組織領導、目的任務和考核獎勵上，都有了比較明確具體的要求。

其次，以使“村製”形成“政治”為中心，實行“編村”。閻錫山認為，村“無編製”，“等於軍隊散亂，號令不行，難以指揮如意”，因此，他對村製的編製的大小，隸屬機構和職能也都作了明確規定。在其編訂的《修訂鄉村編製簡章》中就要求“凡滿百戶之村民或聯合數村在百戶以上者為一編村，應設村長1人，村副1人”，“係聯名村為一編村者，應以戶數最多之村為主村”；“村內居民以25家為閭，設閭長1人；5家為鄰，設鄰長1人，閭鄰應各按次序冠以數目字樣，如第一閭，第二閭，第一鄰、第二鄰之類”（《治晉政務全書初稿》第六冊（村政·上），第7頁），如此，則可“積戶成閭，積閭成村，積村成區，區經於縣，上下貫注，如身使臂，臂使指，一縣之治以此為基礎”。不僅如此，閻錫山為使編村成為“有機體，有精神，有物質，能量具備，運用敏治”的政治，還要求編村設立相應的機構，即每個編村建立“村公所”、“息訟會”、“監察會”、“村民會議”以及“保衛團”，並對這些機構的職責作了明確規定。如“村公所”應辦事項即為“行政官廳委辦事項；村民會議決議事項；其他應行執行之村務；報告職務內辦事情形及特別發生事件”。“村民會議”主要就是要全體村民參與村政，使之從中練習參政能力。這是因為閻錫山認為“村民者，村之本也。一村之權，應歸之一村之民。一村之民，應參與一村之政”，“社會改造，非人民全體覺悟，何從起點？村會，則覺悟之路也”（《閻伯川先生要電錄》第140頁，台灣閻伯川先生紀念會1996年10月編印。以下隻注書名頁碼）。“監察會”之職責為“清查村財政；舉發執行村務人員之弊端”（《治晉政務全書初稿》第六冊（村政·下），第76頁）。“息訟會”主要解決村民爭執訴訟之事，以杜士族劣紳從中把持撥弄等流弊，“減少人民打官司的痛苦”。“保衛團”以一編村為村團，以一行政區為一區團，以一縣為一總團。凡村中有正業之18至35歲男子，均於農暇入團練習（台灣：《閻伯川先生要電錄》第141頁），其主要職責是維護社會治安，平時稽查窩藏，偶爾遇有潰兵土匪，也可防範。

在推行“編村”的過程中，閻錫山十分重視對於村長的挑選。他說，村長等於一村的“靈魂”，有好的村長，就是有“靈魂”的村。“一縣政治進行，全賴有好村長”。為此，他再三叮囑縣知事們要“慎選村長”，“村長為一村之重心，尤應以村長特別注意”（《治晉政務全書初編》第五冊（村政·上），第2頁）。

再次，就是把“村範整理”和“定村禁約”作為了“編村”活動的主要內容。所謂“村範整理”，用閻錫山的話來講就是要把“擾亂村中的治安”的壞人找出來，通過勸導、處罰，“把壞人改好”，使好人可以“安居樂業”。與此同時，閻錫山為與村範整理相輔而行，相輔相成，還要求各編村都要“定村禁約”，“以村範開其先，以禁約善其後，乃能持久而不敝”。據此，要各編村通過村民會議，按各村習慣，自行規定禁約，“大致將消極方麵事項，列舉禁止，如女子不準纏足，樹木不準損毀之類，違約有罰，情順理安”（《閻伯川先生要電錄》第140頁），以此來奠定“村仁化”的村治基礎，使編村真正發揮“裕民生，正民情，敦民風”的作用。並且通過編村對生產的發展和對社會秩序的安定，做到“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村村無訟，家家有餘”（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72頁。以下凡引此書中文者，隻注書名頁碼）。

閻錫山雖然於1918年就明確提出了要實行以“編村”為核心的“村本政治”這一主張，並且從以上幾個方麵積極著手進行，但是，“編村”在全省的全麵推行，則是在1922年方才開始。其中原因，主要是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世界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並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衝擊，而“村本政治”作為“用民政治”的重要內容之一，又是一個十分重大的社會政治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自覺“茲事體大”，“未敢過於自信，輕率呈功”。而通過1920年開始的“進山會議”，圍繞“人群怎樣組織對”這一中心議題，對有關政治、經濟、教育、家庭等問題的討論，閻錫山更認為其他的什麽軍國主義、資本主義、都不行，隻有他的“用民政治”和“公道主義”才能使人群“真富強、真文明”。同時鑒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五四運動”的發生，他為了更好地控製人們的思想和行動，在“進山會議”尚在進行之中，便開始實施“編村”。即便如此，他仍是小心翼翼，采取了先在小範圍內進行試驗，然後逐步擴大的辦法。1921年3月，先由陽曲、榆次、太原等三縣及省城市區試辦，“試之而效焉”，又於6月在平定、壽陽、太穀、忻縣、定襄等五縣“再試之”，“試之而又效焉”，乃定推行全省之計。當年9、10兩個月，閻錫山就分次召集全省縣知事，舉行“村政會議”，“探討其原理，較論其方法，規劃其程序，解決其困難，辨證其誤解，預備其工具”，最後各知事全體一致表示決心，誓以“民本精神”，注重“村本政治”（《閻伯川先生要電錄》第141頁）。會後，“村製”即在全省全麵展開。在這期間，閻錫山還曾多次到一些縣份巡視考察，召開政府官員和教師會議，發表演講，了解情況，以推動“村製”的實施。

“用民政治”和“村本政治”的實施，對於山西社會曾產生了相當的作用和影響，並因此而受到了不同的評論。在有的論著中，因受政治環境的影響，對於“用民政治”完全持否定的態度，而其所持的依據又往往是“六政三事”和“編村”方麵的種種消極作用。有的則隻是從理性的層麵上予以否定，說什麽“用民政治”“隻能是空想主義者的美妙藍圖和作為統治者的自我粉飾”，理由是“在有數千年傳統的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麵均落後於世界的中國，根本不具備‘用民政治’的土壤和條件”（《閻錫山全傳》（上冊），第245頁）。其實，隻要結合閻錫山提出這兩個主張的主觀願望，結合山西和中國社會的客觀現實和發展趨勢，再結合這兩個主張實施後山西社會所發生的變化這些情況，進行一些考察和分析，就可以清楚，“用民政治”、“村本政治”的理論和實踐，它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是不能用“好”或者“壞”這樣簡單的結論來概括的。它既有合理的、積極的，因而對山西社會的發展進步有促進作用和影響的一麵，也有不合理的、消極的因而對山西社會的發展進步發生阻礙作用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