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亂世紛爭下的求存(6)

除此之外，1927年春，閻錫山還收編了國民軍第三軍。1926年1月，國民軍在直魯聯軍反攻下退守包頭後，軍長孫嶽患病修養，參謀長徐永昌受孫之托，代理軍長職務。徐永昌是山西崞縣人，加上段祺瑞對他說：“閻錫山為人穩健，在國內外有些聲望，大有前途”，遂通過閻的炮兵司令周玳引薦，於1927年2月在太原與閻見麵。徐永昌當初曾將樊鍾秀、胡景翼攻打山西的計劃轉告給了閻錫山，使閻預作準備，擊退樊軍，所以閻對徐早懷好感。閻有“相見恨晚”之意，而徐則表示願為閻之“前驅”。因此，4月倆人第二次會麵，經過一番磋商後，徐即將其第三軍的兩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1個炮兵團及1個獨立炮兵團，由駐地包頭出發，經磧口渡河入晉，歸於閻錫山的晉綏軍。第三軍的加入，更增加了閻錫山的軍事實力。

在此情況下，閻錫山於1927年北伐戰爭開始之前，又進行了第三次擴軍，將原有師的編製，一律擴充為軍。擴充後的部隊番號及主官情況如下：

第一軍，軍長商震，所轄之第一、第三師師長分別是李培基、楊士元；

第二軍，軍長楊愛源，所轄之第二、第六師師長分別是趙承綬、孫楚；

第三軍，軍長徐永昌，暫時保留原有番號，轄黃臚初、黃德馨兩個步兵旅，呂汝驥一個騎兵旅，梁鑒堂一個炮兵團；

第四軍，軍長謝濂，所轄第四、第十師師長分別是傅作義、盧豐年；

第五軍，軍長傅汝鈞，所轄第五、第十六師師長分別是傅汝鈞（兼）、吳藻華；

第六軍，軍長傅存懷，所轄第十一師、十三師師長分別是楊效歐、豐玉璽；

第七軍，軍長（缺），副軍長張蔭梧，所轄之第十四師、十五師師長分別是李服贗、李生達；

第八軍，軍長譚慶林，所轄騎三師、騎六師師長分別是孫長勝、楊兆林；

炮兵司令周玳，仍轄八個炮兵團；

手榴彈旅，旅長張振萬，仍轄兩個團；

第十七師，師長孟興富，歸總部直屬；

警衛旅，旅長杜春沂，歸總部直屬。

經過第三次擴軍，晉綏軍增至13萬餘人，這還不包括未列入正規編製的被收編的冀南陳光鬥、劉桂堂，冀東張贗芳、山東範澄秋等部隊。因此，在北伐戰爭前，晉綏軍已成為一支在國內頗具規模且舉足輕重的武裝力量。

閻錫山在不斷擴充軍隊數量的同時，為提高其部隊的素質並增強部隊的戰鬥力，還在培養軍事幹部和發展軍事工業方麵苦心經營，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培養軍事幹部方麵。為訓練下級幹部，於1918年初成立了“學兵團幹部訓練隊”，由第一混成旅旅長商震負責，要求每個團都附設一個學兵隊，以提高下級幹部指揮和統馭能力。1919年6月，閻錫山又在學兵團幹部訓練隊的基礎上，建立起了山西第一所真正意義上的軍事幹部學校“學兵團”，以步兵第九團的名義呈報北京政府陸軍部，編製為一個正規步兵團1200人的編製。“學兵團”以榮鴻臚為團長，學員從大同、臨汾、潞安、太原四地招收，要具有高小畢業或相當於此文化程度者。學兵享受步兵待遇，既學國文、英文、算術、曆史、地理等普通課，又學軍事課。閻錫山與其他高級軍政人員常到學兵團講話，進行精神教育，希望他們學好文化知識，掌握軍事技術，“以便將來擔負全省‘保境安民’的重大任務”。學員畢業後均留團擔任連、排長職務。學兵團成立後的六、七年間，共招收三期學員，培養學員2300餘人。1926年，又在學兵團的基礎上成立了“山西軍官學校”，由榮鴻臚任校長。1927年6月，閻錫山易幟參加北伐，就任“北方革命軍總司令”後，遂將“山西軍官學校”改稱為“北方軍官學校”。此外，在1925年至1930年中原大戰這一期間，還先後成立了對編餘軍官進行整訓的“晉綏軍官教導團”，以及專門教授後勤服務、築城、兵器、地形、衛生、馬學等專業技術的“山西陸軍輜重教練所”，培養晉綏軍航空人才的“山西航空學校”，以及對收編之他部雜牌騎兵及當地土匪騎兵進行訓練的“第三集團軍騎兵教練所”。閻錫山這些舉措，對於培養晉綏軍幹部隊伍，提高部隊的素質，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如通過騎兵教練所培養出的一批基層幹部，就從內部控製了關係複雜的騎兵隊伍，並經過嚴格訓練，提高了騎兵的作戰能力，使騎兵成為晉綏軍的中堅力量。

在發展軍事工業方麵。山西在辛亥革命前，所謂的軍事工業隻有一個在清末（1898年）建立起來的“山西機器局”，它下轄“五廠一房”，即機器廠、翻砂廠、熟鐵廠、虎鉗廠、木樣廠以及鍋爐房，以修理槍械為主，兼造初級火器。槍械產品先是18毫米口徑的“二人抬”火槍，後來才能夠生產由英國福公司提供金屬配件的隻可裝一發子彈的“獨子快槍”。辛亥革命後，山西軍政府接管了山西機器局，雖經幾年發展，職工由初創時的80人增加到了200餘人，但其規模和生產能力基本未變。1914年，閻錫山對機器局進行改組，成立了“山西陸軍修械所”。然而，其後的幾年也隻是在內部進行了一些革新整頓，並無大的變化。1917年，閻錫山執掌山西軍政大權後，修械所才在其重視下有了起色，並且隨著晉軍的不斷擴充而迅速發展起來。

閻錫山為解決修械所經費不足的問題，首先設立了“銅元局”。這看似與軍事工業並不相關，但它卻為修械所的發展亦即山西軍事工業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因為銅元局能用低價從民間收購舊式製錢，然後鑄造銅元，從中漁利。銅元局成立後，先從杭州訂購了一批製造銅元的舊機器，於是，修械所擴大規模，增設了提鉛廠、煉銅廠、熔化廠、鋼模廠4個廠，原有的機器廠改為印花廠、碾片廠、銃光廠等。同時購買了1部大鍋爐和1個100馬力的汽機。職員工人也發展到了400餘人。同時，閻錫山還選派張書田、劉篤恭等10餘名大學畢業生赴漢陽兵工廠技術學校深造，並於修械所內創設“實習工業學校”，招收學員百餘人，半工半讀學習技術（後改歸國民師範職業科），以培養造就一批自己的軍事工業人才。修械所雖然已具山西軍火工業之雛形，但它仍以修理槍械為主。

閻錫山的軍事工業大發展，是1920年初將“山西陸軍修械所”與“銅元局”合並，改為“山西軍人工業實習廠”後開始的。

“山西軍人工藝實習廠”，以第一混成旅旅長商震為總辦，總辦下設廠長，廠長李陶庵（李蒙淑）。廠內設銅元科、化煉科、電氣科，翌年又將以上三科改為機械科、子彈科、化煉科，不久又改名為一、二、三科。

第一科所轄工廠有：機器廠（附屬木樣廠、鉚工廠2個分廠）、銅元廠、炮廠、機關槍廠、電汽廠、鐵工廠、罐頭廠等7個工廠；

第二科所轄工廠有：槍彈廠、炮彈廠、炸藥廠、無煙藥廠、酸廠、壓藥廠等6個工廠；

第三科所轄工廠有：熔煉廠（附屬翻砂、製罐2個分廠）和煉鋼廠。

此外，還另設銅元廠，直屬廠長管轄。隨著工廠規模的擴大，是年冬又招收藝徒400餘名。1924年山西軍人工藝實習廠還成立了飛機廠，曾裝造過幾架教練機，後因花費昂貴而停辦。同年，閻錫山還決定興建育才煉鋼廠和育才機器廠，並派工藝實習廠廠長李蒙淑和技術科長洪中，赴歐洲考察。1925年5月間成立兩廠籌備處，1926年兩廠竣工投產。1926年春，工藝實習廠增設壓藥分廠，又添置壓彈設備與銅殼廠合名為水壓機廠，至此，軍火生產規模基本完備，職工增加到11000餘人，設備增至2300部，月產火炮10餘門、衝鋒槍900支、機關槍30挺、炸彈30000餘發（《山西文史精選——閻錫山壟斷經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頁）。

閻錫山從1917年到1927年經過幾次擴軍，其晉綏軍的數量已達近15萬。為保證部隊槍彈等物資的供給，他進一步擴大軍事工業，1927年將“山西軍人工藝實習廠”改為“太原兵工廠”。到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前為止的這四年中，可以說是閻錫山軍事工業發展的極盛時期。太原兵工廠直接隸屬於閻錫山的督辦公署，兵工廠廢除了實行多年的總辦製，實行廠長製，廠下設有采運、驗收、工務、檢驗、稽核6個處。這6個處中，以張書田（與閻錫山有親屬關係）任處長的工務處最為重要。因為它分管廠內20多個部門，計有處本部、工程師部、醫療所、製圖室，以及17個分廠，即槍廠、衝鋒槍廠、炮廠、槍彈廠、炮彈廠、機械廠、炸彈廠、雙用引信廠、機關槍廠、壓藥廠、電汽廠、壓銅殼廠、鐵工廠、罐頭廠、熔煉廠、木樣廠等，其中壓銅殼廠與壓鋼彈廠合並為銅殼廠，成為16個分廠（曹煥文：《太原工業史料》）。

在太原兵工廠成立的同時，將原無煙藥廠和製酸廠兩個分廠單獨劃出，另行組建了山西火藥廠。首任廠長由畢業於日本九州大學化工科的張愷擔任，工程師為日本帝國工業大學電氣、化學科畢業的曹煥文。

經過不斷地發展，閻錫山的軍事工業在產品種類和產品數量上都有了很大增加，技術水平也有了明顯的進步與發展。到中原大戰前，“太原兵工廠和山西火藥廠共有設備3800部，職工15000餘人”，主要產品為：六五步槍、六五機關槍、衝鋒機關槍、自來得手槍、一七式手槍、衝鋒槍子彈、一三式七五毫米高炸力開花全彈、兩用高炸力開花全彈、一四式七五毫米野炮鋼質高炸力開花全彈、兩用鋼質高炸力開花全彈、一二0毫米重炮假引信全彈、一六式一0五毫米重炮低炸力開花全彈、假引信全彈、七五毫米迫擊炮彈、一五0毫米迫擊炮彈、手榴彈、手雷、滾雷、地雷等。在1928年至1930年間，太原兵工廠的月產量為：輕重炮35門、迫擊炮100門，步槍300支，機槍15挺，衝鋒槍900支，炮彈15000發，迫擊炮彈9000發，子彈420萬發，同20年代初期相比，炮增加長2.5倍，步槍增長6.5倍、炮彈增加2.5倍，子彈增加6倍（《山西文史資料精選——閻錫山壟斷經濟》第202頁）。

在太原兵工廠中，炮廠和山西火藥廠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炮廠內分山炮廠、野炮廠和重炮廠，它共擁有各種大型新式工作機器800餘部，廠房1900餘間，職工2000多人，無論是基礎設施還是機器設備，都堪稱兵工廠的精華。到1930年，它共造出“一三式”山炮600餘門。山西火藥廠則設備新穎，機器裝置大部購自德國、日本，“在當時世界上亦屬最新水平”。它所轄之無煙藥廠、酸廠、炸藥廠、黑藥廠、火工廠和壓藥廠等工廠，生產能力都很強。幾個廠子共可日產無煙火藥2000公斤，接觸硫酸10噸。如此數量“在全國堪稱第一”。各槍彈廠生產的炮彈、槍彈所需藥料，全賴於此。到1930年中原大戰前，已經進入“全盛時期”的太原兵工廠，“在全國說來也是生產力最大的出品種類最多的一個兵工廠”（曹煥文：《太原工業史料》第11頁），“不僅可同全國最大的漢陽兵工廠、沈陽兵工廠相媲美成三足鼎立之勢，而且其規模與現代化程度也超出了漢、沈兩廠”（景占魁：《閻錫山與西北實業公司》山西經濟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7頁）。

閻錫山軍事實力如此迅猛擴張，可以說正是他實施“保境安民”主張，以養精蓄銳的的一個結果。然而，實際上由於第二次擴軍後的軍事實力已經遠遠超過了“保境”、“自衛”的需要，而閻錫山當初提出“保境安民”，又是從實現其“遠者大者”的目的出發的，所以，隨著軍事實力的增強，他的活動能量和活動範圍也就更大更廣了，在爾後的中國政壇上，縱橫捭闔，翻雲覆雨，扮演了不少重要角色。

5、積極推行“用民政治”、“村本政治”

閻錫山於1918年提出“保境安民”的同時，又提出了“用民政治”的主張。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擺在了他的麵前，即無論是想要有效地防止其他地方軍閥對山西的侵犯，還是想使自己能在“亂世紛擾”的環境之下，得以生存並求得發展，都必需要有相當的實力，這個實力就是軍事和經濟，這兩方麵都強了，政治上也就強了。而軍隊數量的擴充及其各種軍需物資的保證，都是建立在人力、物力、財力和智力的基礎上的。這一切都得靠人來做。也就是說得靠廣大民眾的支持。如果離開了人民，什麽增強實力，什麽“凡事計其遠者大者”，都會流於空談。對於這一點，閻錫山是早就有所認識的，還在1915年，他編寫的《軍國主義譚》中就說到：“無論帝國主義、國家主義或軍國主義國家的政治，都是用民政治，非用民不足以圖富強”，因此，他主張“政府政策是軍國政策，人民教育是軍國教育，社會組織是軍國組織”。他的這種有著明顯軍國主義色彩的思想，雖然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世界局勢的變化而不得不加以舍棄，但是，他對於民的重要性，“用民”與“圖富強”的關係認識得還是比較深刻的。

中國的曆代封建統治階級，對於“民”的態度，盡管有“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等說法，可是“使民”“役民”乃是其貫穿一致的主導思想。而閻錫山因其階級的局限和受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影響，所以，他使用“用民”這一話語，也就不足為怪了。不過，他對於何以要“用民”的解釋，則不能說沒有一定的道理。在《山西現行政治綱要》中，他就指出：“鄙人嚐謂，我國後世政治，止求安民，不求用民，其善者以無事不擾為主，其不善者則與民為敵，愚之暴之，故其民知依人，而不知自主；知保守，而不知進取；知愛身家，而不知愛群。以此為國，是曰無人，非無人焉，無有用之人焉”，而“國民政治為新政治”，所謂的新、舊，“非善與惡之分，乃適與不適之分也”，“用政治而不適，則必亡其國家。鄙人之用民政治，亦在求其適而已”，“適時的政治作用與人生發展的企圖相順應的為用民政治”，所以，他的“用民政治”，即“適時之政治也”。對內對外都應“求其適”。在閻錫山看來，“夫舉一政令而欲其推行無阻，且行之有效，一在人民有相當之知識，尤在人民有相當之道德，知識道德，程度問題也。故善為政者，每視人民程度，而定施政之標準。夫在今日，吾國人民程度之卑下，豈容諱言，山西偏處西北，山嶺綿亙，風氣比較閉塞，又屬勢所必至，則欲拯我數千年橫沉於境內惰眠之人民，欲群趨之以赴於自用自治之途，又非執有相當之方術不能，此所謂對內而求其適也”（通俗國文教科書：《山西現行政治綱要》總述，第7頁）。

從閻錫山的這些說法中，可以看出，他對於當時中國，尤其是山西所以落後的原因，從社會製度和人的素質這些層麵上，是有過一番深入思考，並且是切中時弊、頗有見地的。同時，它也反映了閻錫山不甘落後，力圖使其政治適應社會發展變化要求的進取精神，而他采用“用民政治”是為“對內而求其適”的意圖，則清楚地說明，“用民政治”與“保境安民”是閻錫山為鞏固其對山西的統治，並謀求更大發展，在政治上打造的內外適應，相輔相成的兩個輪子。他是想在“保境安民”，以對外求其適的同時，再通過“用民政治”以對內求其適，養精蓄銳，聚斂內力，做一番“遠者大者”的事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