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亂世紛爭下的求存(5)

然而，晉軍在湘的慘敗，使他變得清醒起來，在自己現有的力量還相當有限的情況下，如何能夠使自己不被別人利用，而又積蓄實力，發展自己，以利於將來的角逐，這是閻錫山不得不考慮的一個現實而迫切的問題。他通過總結以往的經驗教訓，於1918年初，向其下屬明確指出“現在大局紛擾，我省自己政策，在‘保境安民’四字，然必須與臨省聯絡，使能不為我患，或競鄰疆樂與合作，進而為我用，代我禦侮，而後民治可安，非漫無區劃，公用閉關政策可以自衛也。凡事當計其遠者大者，毋僅顧目前”（《閻錫山年譜》（一），第254頁），首次提出了“保境安民”的方針。其後，他在致段祺瑞、寧夏馬福祥、湖南田中玉、保定的曹錕以及徐世昌、靳雲鵬、田應璜等人的電報中，反複強調了“晉省地方現尚未安謐，自當力保治安，共維大局”，“晉軍不出省一步，客軍不許通過”，“敝省向以保衛地方，息事寧人為主旨”等等。

從閻錫山提出的“保境安民”口號和相應的主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對“保境安民”這一問題的思考，是放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站在戰略高度上來進行的，並且，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一廂情願，完全被動的，而是相互聯係的，動態的，在嚴予律己的基礎上，對客方也是提出了要求的，看似“示弱”“無為”，實則求強進取。閻錫山深知，在“大局紛亂”的亂世下，僅憑晉省一己之力，是難以保境自衛的。隻有與鄰省搞好關係，甚至結盟為友，才能夠與之化解矛盾，使其不為己患，進而為己所用，“代我禦侮”。而他在表明“晉軍不出省一步”這一態度的同時，又提出了“客軍不許過境”的要求，則是向世人說明山西無意參與其他軍閥的混戰，但也不允許客軍經過山西。因為客軍過境山西，無論有什麽正當理由，都難免會引起旁人的誤會，如果客軍借機滋擾山西，則又很有可能被卷入爭端，所以，他對強行入山西之境的客軍，要求予以堅決反擊，“保衛地方”。

閻錫山對自己提出的“保境安民”主張，可以說是予以了認真履行的。如1918年9月初，當選為總統的徐世昌，接到“陝西陳樹藩為靖所困，蓋不能自支”，要求閻錫山派兵支援的電報後，再加上段祺瑞的“三令五申，強聒不舍”，閻錫山不得不“略微敷衍”，乃派晉南鎮守使張培梅率隊兩支，於11月15日渡河。“然事出無奈，情非得已”，故閻錫山“一方麵向北京政府聲明兵力單薄，隻可擔任韓城、合陽，兼顧河防，一方麵又麵諭五支隊長王嗣昌對於民軍方麵，總以用和平手段為宜”。所以，晉軍“自來陝後，始終未與靖開釁”，到第二年，各方起而調停陝事，監視停戰，雙方遵約實行，晉軍即行返回晉境。1920年7月直、皖戰爭時，因山西與河北毗鄰，曹錕、吳佩孚都曾請閻錫山出兵響應，閻則以“晉軍不出晉省一步”“嚴守中立”為由，婉言予以拒絕。直軍戰勝後，閻錫山不願開罪近鄰，便設法與其修好，不僅致函吳佩孚解釋山西不出兵之緣由，並對吳大加吹捧，還與吳互換蘭譜，行了結拜之禮。1922年四、五月間，直奉矛盾加劇，大有一觸即發之勢，這時，閻錫山囑其部下說：“此次直奉戰爭，吾晉仍嚴守中立，諒不受戰爭之影響。惟地界兩大，又作為戰上最關緊要之地，不能不思患預防，以為貫徹中立之準備”，“此次戰爭，按我省輿論，及咱數年來政治上之經營，非中立貫徹到底，不論幫誰，最後終是吃虧”。並致電總統徐世昌：“晉省嚴守中立，仰體鈞座和平盛意，始終以‘保境安民’為宗旨，於軍事動作，本無布置之必要”。同時，以“晉省軍隊本屬無多”，而“南北遼闊近兩千裏……，平時兵力已有不敷分配之勢，際此多事之時，兵單防虛，尤屬可慮”為由，要求臨時增募兵員“兩三千人，暫備調遣震懾之用”（參見《閻錫山年譜》（二），第451、454、455頁）。雖然增加了六營新兵，但直奉戰爭開始後，閻錫山一直保持“中立”。不僅如此，閻錫山對於各派係之間的紛爭，還采取了“息事寧人”要求“停兵罷戰”的態度，以使其“保境安民”主張的實施能有一個好的外部環境。如1920年直皖戰爭爆發後，他就在給田中玉的複電中表示“敝省向以保衛地方，息事寧人為主旨。對於此次戰事，惟以能有和平調停之機會為希望”，對曹錕的複電中，在重申“此間兵隊決不出晉省一步，其他客軍也決不許通過”的立場後，進一步表示，“如至可以罷兵之際，屆時寧人息事或需弟效口舌之微，當盡力相從也”，給馬福祥的電報中，也表示“我輩對於同室有鬥，何忍坐視不救，隻以地方為重，不敢舍己以從，惟有謹報初旨，不使戰爭益形擴大，渴盼早日解決，如至調停之際，當聯合二三同誌，垂涕泣而道也”（《閻錫山年譜》（一），第369頁），並且，他還與山東督軍田中玉聯電籲請排解，一麵請段祺瑞、曹錕先行停戰，一麵電請大總統徐世昌明令息爭，“挽回危機”。

但是，對於進犯山西的行為，閻錫山是決不容忍的。還在他未提出“保境安民”前的1917年5月間，他就委張培梅為總指揮，商震為副總指揮，對偷渡黃河，竄犯晉南的陝西郭堅所部約兩千餘人，予以了堅決反擊，在河津、榮河、臨晉一帶，組織防堵，在臨晉城下展開激戰，竭盡全力反擊。1925年，原來駐紮於河北省順德以西至太行山一帶的國民軍第三軍孫嶽部所屬的樊鍾秀部，因械彈兩缺，軍餉無著，在反閻派續桐溪的慫恿以及國民軍第二軍胡景翼的支持下，率部由涉縣出發，經峻極關進攻山西。但時任國民第三軍參謀長的徐永昌（山西原平人），因不同意樊鍾秀、胡景翼攻打山西，遂將他們的計劃轉輾通報給了閻錫山，使閻錫山得以預先布置重兵於東陽關、峻極關及娘子關一帶防守。不料，樊軍來勢凶猛，在下莊、蛤蟆灘兩戰中，均大敗晉軍，樊軍隨即乘勝直下遼縣（今左權縣），閻錫山震驚之餘，急調駐潞安第六團榮鴻儒全部，另派商震率第二旅王嗣昌部第三團李培基全部、第四團侯守常兩個營，以及第三旅李維新的第五團文海部及炮兵、手榴彈各一營，晝夜馳赴遼縣增援，同時調第六旅楊愛援部由壽陽開往榆次，第四團王靖國營從榆次向八伏嶺前進堵截，傅作義率第八團由原平馳往遼縣襲擊樊軍後方（《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97頁），幾乎將晉軍全部用來對付樊鍾秀。在晉軍全力反擊下，樊部終於節節後退，最後不得不撤出山西。

閻錫山提出的“保境安民”主張及其為此而進行的各種努力，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是多方麵的，而其積極的方麵，可以說還是主要的。首先，它比較有效地避免了山西卷入軍閥混戰的旋渦，使山西社會相對處於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而這恰恰是一個社會發展所必需的基本條件。這樣，不僅山西的各項建設事業能夠正常進行，而且百姓也可以安居樂業；其次，由於山西“嚴守中立”，不卷入軍閥混戰，就可以節省大量軍費開支，將其用於其他各項建設事業，而百姓則會因此減輕許多財力、人力和物力上的負擔，得到休養生息，從而有一定餘力來建設家園，發展生產。這對於維護社會穩定，增加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無疑是有著重要的意義。山西自1918年閻錫山提出“保境安民”這一口號以來，直至北伐戰爭開始這一時期，閻錫山製定的以發展工業為主的“厚生計劃”及其倡導的“六政三事”、“村本政治”等所以能有較為順利的進展，都於此有著很大的關係。因此，對於閻錫山的“保境安民”所產生的積極作用，還是應當予以充分肯定的。

“保境安民”對於閻錫山統治的鞏固，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主要是它較好地保存了山西的軍事實力和保護了山西社會的生產能力，這樣，便可以更好地積聚力量，以圖爾後大舉，正如閻錫山所說的“凡事當計其遠者大者，毋僅顧目前”。北伐戰爭開始之前，他的軍火工業能迅速發展，並幾次擴充軍隊，正是因其未卷入軍閥混戰而在財力、人力上能夠有所保證的結果。同時，“保境安民”的實施，也為他贏得到了一定的民心。

此外，閻錫山對進犯山西的郭堅、樊鍾秀所部的堅決反擊，也使一些覬覦山西的軍閥不敢再小噓閻錫山，而他在直奉戰爭中向各方籲請的調停，則提高了他在各軍閥中的影響和聲望，使其“以國事為重”，“公正無私”的麵目更彰顯於世，從而為閻錫山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活動，進一步拓展了空間。後來，每遇軍閥間的大混戰，各方均請其出麵斡旋，大凡重要國事也要其參與其中，都與此有著很大關係。

然而，無論怎麽說，閻錫山的“保境安民”，其實質上還是防禦的，其策略上是“以守為攻”的。這也是他在自己實力有限，且“大局紛擾”的現實麵前，不得已而為之舉。但是，在當時國內“大局紛擾”之勢一時尚難改變，軍閥重開仗已是司空見慣的這種社會環境下，在弱肉強食，強權即真理，誰有軍事實力誰就可以稱霸稱王這一定勢下，“我不犯人”，並不能阻擋“人不犯我”，所謂“嚴守中立”這種理性的說詞，也很容易被失去理智的軍閥們點燃的戰火焚為灰燼。若想使自己不為“魚肉”而成為“刀俎”，就必須發展壯大自己的實力。已經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拚搏曆練了一些年頭的閻錫山，自然深諳此道。但鑒於自己尚屬弱小，實力不強，隻能先保存自己，然後再圖發展。因此，他提出的“保境安民”，實際上正是要為發展其實力創造一個先決條件的，這也是其“凡事當計其遠者大者”這一重要戰略思想的充分體現。

閻錫山為了在這一難得的較為安定的環境下，發展其軍事實力，主要做了兩方麵的工作。

其一，就是不斷擴充軍隊。袁世凱在世時，閻錫山不僅不敢擴充晉軍，反而對為數不多的晉軍進行了裁減，所以，袁世凱死後，山西除了金永編練的警備隊11個營外，隻有1旅及2個獨立團的兵力，總計不足7000餘人。而1917年夏季陝西郭堅所部的渡河犯晉，1918年反對張勳複辟的戰爭，頗使閻錫山感到山西兵力的不敷使用。山西北鄰綏察，南接河南，東靠河北，西挨陝西，邊界很長，僅靠現有兵力，是很難應付鄰省軍閥對山西的進犯的，更不用說與其他軍閥相抗衡，並進而與之爭雄了。特別是晉軍入湘的失敗，更使其實力大減。因此，當反對張勳複辟之戰剛一結束，閻錫山即將原第十二旅與金永的警備隊合編擴充為4個混成旅，每旅下轄兩個步兵團，外加1個炮兵營。一、二、三、四旅的旅長分別是商震、馬開菘、孔繁蔚、趙戴文。一團至八團的團長分別為蔡榮壽、王嗣昌、張治圭、謝濂、劉樹蕃、應之、龔奉山、豐羽鵬，各混成旅的炮兵營長分別是周玳、張培蘭、顧祥麟、張振萬。同時編有晉南、晉北兩個鎮守使，鎮守使分別為張培梅、張樹幟，每鎮守使下轄1個混成團。此外，還成立了兩個騎兵團（一、二團長分別是路福保、孫祥麟），以及工兵營、機關槍營、衛生營、憲兵營、衛隊營這5個特種兵營，各營營長依次分別是楊澄源、關穎凱、陳鴻慶、張建、朱靈昭。第二年即1918年秋，又增設了兩個步兵團，即第九、第十團。第九團為學兵團幹部訓練隊，團長由商震兼任，第十團團長為蔡榮壽，蔡之遺缺由營長楊愛源升任。新增之九、十兩團，名義上歸第四混成旅建製，實際上人事、經費等一應事項均直接由督軍署統轄。經過這次擴軍，山西地方總兵力達10個步兵團，2個騎兵團，2個混成團，4個炮兵營，5個特種兵營，共約2萬人左右，晉軍數量上不僅倍增，而且有了正規的建製和統一的指揮，從而使晉軍初具規模。

閻錫山的第二次擴軍是在1924年冬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開始的。他為要出兵石家莊，阻擊直係軍閥吳佩孚北上，虛張聲勢，將原有步兵10個團改編為10個旅，但隻是改變了一下番號，實際上並未增加人槍，及至軍隊返回太原後，才陸續進行擴編，充實裝備，並且又增加了1個旅，共11旅，還成立了第一、第二兩師，每師下轄2個旅。

第一師師長商震，下轄之第一、第二旅旅長分別是傅存懷、王嗣昌，每旅下轄兩個團，第一至第二旅所屬之一至四團團長分別是楊效歐、盧豐年、李培基、侯守常；

第二師師長孔繁蔚，下轄第三、第四旅旅長分別是李維新、謝濂、三、四旅下轄之五至8團團長分別是文海、榮鴻臚、程廷棟、傅作義；

第五旅旅長豐玉璽，下轄之九、十團團長分別是傅汝鈞、張蔭梧；

第六旅旅長楊愛源，下轄之十一、十二團團長分別是趙承綬、孫楚；

第七旅旅長楊中科，下轄之十三、十四團團長分別是楊呈祥、高冠南；

第八旅旅長豐羽鵬，下轄之十五、十六團團長分別是關福安、金鑄洲；

第九旅旅長榮鴻臚，下轄之十七團，即學兵團，團長由榮鴻臚兼任，第十八團團長為辜任發；

第十旅旅長蔡榮壽，下轄之十九、二十團團長分別是白毓晉、許晟蔚；

第十一旅旅長李德懋，下轄之二十一團（炮兵），團長為周玳，第二十二團（警衛營、憲兵營）

以上各步兵團每團均轄3個營，每營轄3個連及1個機炮連。炮兵團每團轄3個營，每連配炮4門。

同時還設立了1個手榴彈旅，旅長張振萬，下轄兩個團的團長分別是趙永勝、王萬勝；另外，又成立了9個手榴彈營。迫擊炮團，團長馮鵬翥，轄6個迫擊炮營。

擴軍不久，即遇上樊鍾秀所部犯晉，閻錫山在幾乎用全部晉軍擊敗樊部後，又於1927年春，將其炮兵擴充為8個團，任周玳為炮兵司令，第一至第八團的團長依次分別為辜任發、楊耀芳、溫玉如、曾延義、盧光、周俊傑、馮鵬翥、王錫符。

第二次擴軍先後進行了二年多時間，經過這次擴軍，使晉軍在原有的基礎上再翻了一番，由第一次擴軍結束時的2萬兵力，增加到大約4萬人左右。

在這期間，1926年，閻錫山又把第十七團即學兵團改為了北方軍官學校，以榮鴻臚為校長，校內分設步、騎、炮、工四科，各科科長依次分別為曹鑒清、張甲齡、範殿傑、周承理。1927年即大量招收中學生，施以二年的軍事教育，畢業後分派至各部充任下級軍官。同時，在1926年冬，閻錫山為整頓軍隊，還委楊愛源為訓練總監，孫楚為副監，負責督促部隊施行訓練，並且成立了軍官教導團，委張蔭梧為團長，楚溪春為教育長，收容訓練編餘軍官和輪訓在職軍官。

閻錫山於第二次擴軍後不久，由於在與馮玉祥的作戰中，晉軍占有了國民軍的地盤綏包，於是閻錫山相應地將晉軍改稱為晉綏軍。同時，將原來旅的編製擴充為師，編為17個師，師轄1個旅及1個團，旅轄兩個團，團約1500餘人。擴編後的第一至第十七師，各師師長依次為李培基、趙承綬、楊士元、傅作義、傅汝鈞、孫楚、張會詔、關福安、李維新、盧豐年、楊效歐、高鴻文、豐玉璽、李服贗、李生達、吳藻華、孟興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