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亂世紛爭下的求存(4)

所謂“府院之爭”，就是袁世凱死後，繼任大總統的黎元洪的總統府與當選國務院總理的段祺瑞的國務院之間的明爭暗鬥。黎元洪雖然名為國家元首，但並無實力，而北京政府的實權卻掌握在段祺瑞手中。黎元洪遂想利用直係首領、副總統馮國璋排斥段祺瑞，因而，直皖兩係間的政爭，逐漸演變成了“府院之爭”。在“府院之爭”中，閻錫山一直站在段祺瑞一邊，特別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在中國是否參戰的問題上，閻錫山一改袁世凱在世時那種唯唯諾諾的態度，始終表示支持段祺瑞。1917年2月，美國參加世界大戰後，以美元為誘餌，極力慫恿其所支持的黎元洪政治集團和直係軍閥馮國璋參戰。隨之日本為擴大其在華權益，也以日元為誘餌，慫恿他所支持的皖係軍閥段祺瑞參戰。美國見自己慫恿黎元洪參戰為日本所利用，便轉而唆使黎元洪出麵反對段祺瑞提出的“參戰案”。於是“府院之爭”愈演愈烈。4月25日，段祺瑞以國務院總理的身份召集各省督軍及督統在北京開會。會上，閻錫山與河南、山東、江西、湖北、吉林、直隸的督軍趙倜、張懷芝、李純、王占元、孟思遠、曹錕、安徽省長倪嗣衝、察哈爾督統田中玉等及其他各省代表，都表示支持段的主張，一致同意對德宣戰。閻錫山是4月12日應召到北京的，在會議召開之前，他是否受段祺瑞之命，暗中活動，聯絡各方，求得支持，不得而知，但在這次會上的態度是明確的。由於有這麽多的省份支持，所以段祺瑞決定參戰，並強令黎元洪在“參戰案”上副署。接著，5月10日，段又在國會審議“參戰案”時，以軍警包圍國會，強迫議員通過。在議員拒絕通過“參戰案”後，黎元洪便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國務總理。段祺瑞不得已，返回天津，在這裏，他唆使各省督軍提出解散國會，脫離中央。在5月18日由北京發出的各省督軍響應段祺瑞號召，要求解散國會的電文上，閻錫山又署了名。5月23日，當安徽省長倪嗣衝首先宣告與中央脫離關係，奉、黑、直、魯、陝、豫、浙、閩等省隨即相繼響應。皖、豫、魯各軍北上，奉軍入關，閻錫山宣布山西獨立，脫離北京中央政府。同時，為對黎元洪進行武力威脅，命令第一旅旅長商震率晉中部隊進駐石家莊，並借故下令逼迫黎元洪集團委任之山西省長孫發緒離職。閻錫山的這一係列舉動，尤其是其派軍隊進駐石家莊，不能不引起世人的關注和擔憂。因而，北洋元老王士珍致電閻錫山，告訴他已“委張紹軒（張勳）以磋議調停之責”，並要他“轉飭已動之隊，暫駐現至之地，未動之隊仍行駐紮原處”。在此情況下，閻錫山遂先後派參謀台壽民、參事李慶芳赴京接洽，並於6月7日致電段祺瑞，謂“大局糾紛，國事方急，保持統一，全仗我公”（《閻錫山年譜》（一），第210頁），明確表示了對段的擁戴。在段祺瑞的一手導演威逼下，黎元洪迫於情勢，不得不於6月13日下令解散國會，各省始相繼取消獨立。其後，國務總理一席，雖然各省督軍仍意在擁段，但由於事態尚未完全平息，作為過渡，以溫和派王士珍暫先組閣。在這期間，閻錫山又致電各省：“國會憲法未競事宜，盡可公諸全國，從長計議。但俟閣揆定日，應即行恢複原狀”。這裏所謂的“恢複原狀”，其實就是還由段祺瑞來當國務總理。

正因為閻錫山對段祺瑞如此亦步亦趨，竭力效勞，所以，段祺瑞對他這位門生嗬護有加，格外關照。然而，卻也正是由於他對段氏如此擁戴，引起了黎元洪對他的不滿，想出調虎離山之計，要端了他的老窩。隻是由於段祺瑞把得到的消息透露給了閻錫山，才使他免遭孔庚、黃國梁與黎元洪的暗算，逢凶化吉，逃過一劫。

閻錫山在擠走沈銘昌、孫發緒後，雖然“護理”了省長一職，但“護理”終歸是名不正言不順，對此他一直放心不下，而要得到實授省長一職，必須要有北京政府的任命。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當張勳複辟鬧劇收場，馮國璋以副總理正位，段祺瑞再為國務總理後，閻錫山即派南桂馨入京，向段疏通。南通過與段祺瑞關係至深的陸軍部軍需司長羅仲芳向段說項，得到段的首肯，段還說“各省軍政都係一人兼任，山西當然也不例外”。南桂馨得此消息後，返回太原，告知閻錫山，閻自然十分高興，可是，任閻為省長之令遲遲未發。省府秘書長賈景德得知，任命遲遲未發的原因是內務部沒有副署。而當時內務部長湯化龍、次長蒲殿俊，均為清朝進士出身，與賈有“同年”關係，於是，賈向閻錫山自請入京，疏通此事。結果，湯化龍等提出隻要閻錫山委與之有私交的方貞為雁門道尹，即可副署。閻應允後，省長的任命即很快下達，同時方貞也到了太原。可是閻隻委任方貞為政治傳習所所長，支道尹薪，終不使他出雁門道尹之任，這也算是對湯化龍等人“把持朝政”的一個小小的報複。

1917年9月3日，閻錫山接到了北京政府“特任”其為“兼山西省長”的命令。這樣，閻錫山終於將山西的軍政大權集於自己一身，從而為實現其政治抱負獲得了重要資本，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基礎。

4、反對張勳複辟，態度堅決，“護法運動”中卻又站在了段祺瑞一邊。

愈演愈烈的“府院之爭”，導致了“張勳複辟”醜劇的上演。當段祺瑞的“參戰案”未能獲得國會議員通過，因而促使各省督軍反對國會，於是黎元洪撤掉段的國務總理，之後，在段的反黎活動中，首先是宣布獨立，繼而閻錫山通電脫離北京政府，接著各省紛紛效尤，“府院之爭”已然白熱化，眼看南北之戰一觸即發，國家將陷於一場更大動亂之時，長江巡閱使張勳，表示可以出任調停。黎元洪為了“依張自保”，遂於6月2日明令“張勳、徐世昌合力調停”。豈料，這卻給張勳複辟製造了機會。“張勳複辟”終於失敗，而黎元洪也引火燒身。

張勳（1854—1923年）字紹軒，江西奉新人，辛亥革命前曾在袁世凱帳下任管帶、副將、總兵，還曾多次充當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的扈從，1911年8月，被清廷任為江南提督。他堅決反對武昌起義，清廷退位後，張部被改編為武衛前軍，1914年武衛前軍改稱定武軍。袁世凱授予張勳武衛上將軍，1916年出任安徽督軍，其部已擴充到57營2萬餘人。由於民國建立後，張勳及其所部仍保留發辯，所以被人們稱為“辮子軍”，張本人則被稱為“辮帥”。他1913年4月就陰謀擁溥儀複辟，因機密泄露而止。袁世凱稱帝時，他又企圖勾結保皇黨允升共同擁溥儀複辟。袁世凱死後，他認為袁失敗是其“辜負皇恩”，出賣清王朝的結果。因此仍想瞅準機會繼續進行複辟。黎元洪讓他出麵調停“府院之爭”，無疑給他的複辟活動提供了一個大好機會。

張勳受命後，即於6月7日率3000餘人自徐州北上，先至天津逼迫黎元洪解散國會後，14日進入北京。他一麵調停，一麵積極與康有為等保皇派約合，準備複辟。經過一番籌劃，1917年7月1日淩晨3時許，張勳身著清代朝服，率領清朝遺老遺少及其幹將300餘人，進入清故宮，擁溥儀“登極”，隨即發表“詔書”，宣布溥儀自即日起“臨朝聽政，收回大權，與民更始”，並改民國六年七月一日為宣統九年五月十日。張勳被授予議政大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實際上掌握了複辟王朝的最高權力。

在此之前，張勳陰謀複辟已有傳言，閻錫山聞訊後，於6月12日致電察哈爾督統田中玉，指出：“複辟謬說，危清室，害國家”，當“出兵討伐，敉平政變”。7月1日，當複辟王朝任命閻錫山為山西巡撫後，第二天，閻即分別致電保定的曹錕、武昌的王占元、開封的趙倜、奉天的張作霖、濟南的張懷芝、西安的陳樹藩諸督軍以及安徽省長倪嗣衝，問他們“同誌各省，有何主張？並乞隨時密示，以便一致行動”，並表示要“整飭師旅，準備進討”。

張勳複辟後，總統黎元洪逃進了外國使館，電令馮國璋代行總統職務，並重新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7月3日，在全國上下一片討逆聲中，馮、段分別發出“誓討複辟”通電，段在馬廠誓師“討逆”。4日，閻錫山即派台壽民、張騏分赴天津、南京，晤見段祺瑞、馮國璋，請授方略，同時致電段祺瑞，除表示對張勳的複辟極為義憤，並認為“此次指揮義師，唯公莫屬”之外，還說自己“刻經選派混成一旅進駐石家莊，以便會師北上”（以上參見《閻錫山年譜》（一），第211、214、218頁）。

7月5日，閻錫山先派商震率第一混成旅由石家莊會師北上，配合曹錕北伐。7月7日，又續派第三混成旅旅長孔繁蔚率領所部進駐石家莊，以為後援。在接到京報稱張勳扣押火車三輛，擬逃竄蒙疆的消息後，又令大同鎮守使張樹幟帶一支隊進據居庸關，會同察哈爾督統田中玉，防止張勳兵敗北逃。同時，針對張勳與口北匪徒盧占魁相互勾結的情況，致電段祺瑞通知前敵部隊注意，並建議派兵一旅，北上分頭迎剿，另外還致電馮國璋請其派兵進攻張勳老巢合肥，以斷其後路。

在各路軍隊的同力征討下，張勳節節敗退。7月8日，討逆之師在京城外圍大敗張勳部，張勳堅閉城門不出，請王士珍出麵調停。這時，率兵駐於豐台的段祺瑞卻下令各路討逆軍暫勿前進。對此，閻錫山不予苟同，力主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其給曹錕的電報中，明確表示“鄙意時不可失，務懇我兄堅持到底，商同香岩（段芝貴字）大哥，根本解決，冀絕後患”（《閻錫山年譜》（一），第229頁）。當張勳負愚頑抗，調停不成後，討逆軍下令總攻，晉軍商震、孔繁蔚兩旅遂奉命向北京城進攻。晉軍團長李敏率部首先攻克得勝門，接著各路軍攻入北京，分頭出擊。其時，等處的複辟軍仍頑強抵抗。商震旅乃急調山炮一團向前猛攻，在強大的火力下，張勳殘部放棄了抵抗，紛紛繳械投降。張勳在德國人的保護下，從其南河沿住宅處逃入荷蘭使館。溥儀宣布退位，馮國璋、段祺瑞因討逆有功，分任總統、國務總理，閻錫山也因堅決反對複辟而得以兼管山西民政。

但是，在其後不久由孫中山領導的“護法戰爭”中，閻錫山卻出兵攻打護法軍，站在了孫中山的對立麵。馮國璋、段祺瑞雖然成功地粉碎了張勳的複辟，但馮國璋代理大總統後，並未恢複黎元洪解散了的國會，立法機關依然停廢。於是兩廣遂宣告暫行自主，及至馮、段另行召集臨時參議院會議時，孫中山便率海軍赴粵，宣布護法。廣西、雲南、貴州各省相繼響應，原來的一些國會議員也紛紛南下在廣州舉行國會非常會議，製定中華民政府組織大綱，9月1日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政府海陸軍大元帥，重申護法大義。這樣，便與北洋政府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麵。

在此情況下，閻錫山沒有發揮山西這一“北方革命據點”的積極作用，起而響應護法戰爭，相反卻站在段祺瑞一邊，先是於1917年7月27日，致電北洋政府，表示讚成和支持段祺瑞召集臨時參議院的主張，並致電段祺瑞，支持他不恢複國會，支持段的“武力統一”政策，接著，又尊段祺瑞之命，派兵入湘作戰，以履行其當初對段“山西軍隊願為前驅”的諾言。

閻錫山所派的商震第一混成旅兩個團和周玳的1個炮兵營從太原出發，到石家莊後換京漢車，一直開到漢口大智門車站。10月，晉軍到達護法軍與北洋軍雙方交戰的主戰場湖南省，協助湖南督軍傅良佐對宣布獨立的湖南零陵鎮守使劉建藩部進行鎮壓。起先，晉軍在永豐前線由於防守嚴密，使與之對陣的護法軍廣西馬濟、韋永昌的部隊無隙可乘，雖然後來廣西方麵增加了兵力，但由於商震嚴令“本旅奉命死守永豐陣地，如敢私言進退者，以軍法從事”，晉軍進行了頑強抵抗，所以，在永豐前線陣地上還一連堅持了十幾天。可是，當北洋軍湖南總司令王汝賢、副司令範國璋忽然在長沙發表通電，主張停戰撤兵，迫使傅良佐逃往靖港後，晉軍即陷於孤立。商震見事不妙，遂率部退至湘潭，卻又被湘軍包圍繳械，隻有遠駐於城外的炮兵營未被殲滅，但撤至易家灣後也被繳械。商震等軍官被送至武岡，後買通傳教士，才得設法乘日本小輪逃到漢口，收容所部士兵。商震入湘後，閻錫山聽到北洋軍不利的消息，但卻未聽到商震的報告，於是便派上尉副官蔡鴻臚與上校副官張汝賢先後赴漢口、嶽陽一帶探聽虛實。當蔡鴻臚先到嶽陽時，商震已全軍覆沒，蔡即電告於閻錫山，閻即電商返並。

商震當初出發時，曾口出狂言，而今卻一敗塗地，自覺無顏見人，又怕閻錫山處罰，而湖北督軍王占元又想留商震在湖北任職，因而一時猶豫，蔡鴻臚將這些情況致電給閻錫山，閻又派其副官李德懋晝夜赴漢，勸商震返晉，於是商決定回太原。商見到閻錫山後，連說請罪，閻則以“勝敗乃兵家常事”相慰，不僅不咎既往，還囑商從速整理部隊，以備將來再戰。閻錫山如此對待商震，是因為一來商震在前不久的5月在晉南剿郭堅有功，二來這次赴湘失敗，不在商震用兵不當，而是局勢變化使然。商震也知恩圖報，後來在軍閥混戰中為閻錫山確實出了大力。

如果說，閻錫山在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中，還有響應革命的思想準備，但因湖北未起而響應，他也未予響應，所以，還有一些“保持北方之革命據點”的意味的話，那麽，“護法戰爭”爆發後，他卻站在了孫中山的對立麵，則完全是為了維護其即得利益，保持他在山西的統治地位了。他奉段祺瑞之命出兵湖南，主要是為了報答段的恩情，並在今後得到已掌握北洋政府實權的段的進一步支持。除此之外，他的另一個想法，也許是想讓晉軍走出娘子關，擴大山西的影響，並提高其在北洋政府中的地位，為自己今後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施展身手創造條件。但他沒有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不過，他從此次晉軍的失敗中，也認識到了自己的力量確實有限，要想將來與群雄競爭，還必須盡快增強自己的實力。其後他采取的種種措施，正是為了使自己能有一個更好的“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5、“保境安民”與擴充軍備雙管齊下，山西的軍事實力迅速增強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中的直係、皖係、奉係等軍閥，二次革命戰爭中崛起的國民革命軍，以及在護法戰爭中發展起來的各個地方勢力，他們為了擴充自己的實力，以爭奪國家的最高權力而不時挑起的戰端，愈演愈烈的相互攻伐使中國社會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由於既與北洋軍閥各派係特別是段祺瑞的皖係有著較深的關係，又與國民革命軍和其他地方勢力有著一定的瓜葛，所以，就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軍閥混戰的旋渦，或是他被旁人拉攏利用，或是他利用拉攏旁人。他奉段祺瑞之命出兵湖南，即是前者的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