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亂世紛爭下的求存(2)

沙俄見國民政府如此軟弱，遂於1913年5月，唆使外蒙傀儡政府軍分東西兩路大舉進犯綏遠。駐包頭的劉廷森和駐大同的陳希義等部雖全力抵抗，但情勢仍很危急，於是，閻錫山於5月27日再次電請北京政府，“非親督各軍前赴戰地籌策一切，不足以安撫內蒙”，“定於6月3日帶隊出發”，但均被北京政府以“山西防務更為重要，坐鎮不可無人”為由拒絕，要閻錫山“照常坐鎮，不必出省”，並要閻錫山派孔庚帶隊前往，與綏遠城將軍張紹曾協商辦理。閻錫山攝於袁世凱的威力，隻得照辦。孔庚入綏後，與東路軍、西路軍配合作戰，幾經作戰蒙軍潰退。在這之後，閻錫山又提出了在外蒙“移民實邊”，“實行屯田”的主張。

閻錫山再三要求出兵“親征”的要求，雖然均被北京政府拒絕，但不難看出，閻錫山維護民族利益的立場是堅定的，他對沙俄分裂外蒙的野心，以及從根本上解決蒙古問題的認識是正確的，其要求“親征”也是真誠的，堅決的。而他的“親征”終未成行，除了北京政府的妥協立場和對他的懷疑之外，當時正在醞釀進行的二次革命，則不能說不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袁世凱執政後，不斷加強其獨裁統治的行徑，引起了革命黨人的警惕和不滿。國民黨成立後，由於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進行的第一次國會選舉中，在參眾兩院均獲得壓倒多數的席位，於是，負責國民黨主要工作的宋教仁，便想以國會多數黨的地位組織責任內閣，為此，他巡回各地不斷進行演說。袁世凱深恐國民黨組閣成為事實，遂指示其在上海的黨羽在3月20日將宋教仁刺殺於上海火車站，接著又於4月26日擬向五國銀行借款2500萬英鎊，並通過組織由共和黨、民主黨和統一黨合並而成的進步黨，集結反動勢力，以對付革命黨人。袁世凱的倒行逆施，引起了革命黨人的堅決反對，3月25日，聞訊後回到上海的孫中山認為“非去袁不可”，並與黃興、陳其美、居正、戴季陶等商議對策。孫中山說主犯已經清楚，應聯合速戰，不可猶豫。陳其美等均以為然，隻有黃興主張以法律解決。但很快，袁世凱開始鎮壓革命元勳，下令逮捕參加武昌起義的熊秉坤、李雨林，毒死在鎮江響應武昌起義的林述慶等血腥事實，教育了黃興。於是，4月26日，他同意與孫中山聯名通電全國，提出嚴究宋案主謀。此電雖未言明正式討袁，但實際上拉開了二次革命的序幕。之後不久，參議院議長張繼、副議長王正廷亦通電反對袁世凱大借款。

閻錫山作為國民黨的參議，麵對這一新的局勢，“衡諸當時本黨同誌所能掌握之兵力，實不足以與袁軍抗衡”，遂“一麵聯合各省呼籲和平，一麵連電黎副總統請其迅速領銜調處”。雲南都督蔡鍔、陝西都督張風翽亦與閻錫山采取了相同之行動。4月28日，閻錫山複電黎元洪的文中說：“我公首義漢陽，艱難締造，……諒不忍袖手旁觀，坐視分裂。惟有仰懇我公聯合各省都督及熱心同誌，或選派代表，或征求意見，速籌排解之方針，各抒調停之善策”。但是，就在閻錫山複電黎元洪後的第三天，孫中山於4月30日向國際上表明了反袁和進行二次革命的態度和決心。5月2日，他將用英文撰寫的《告外國政府與人民書》寄往英國的康德黎，請其代向英國政府、國會及歐洲各國政府說明書告之要求，公諸報端，阻袁借款以發動戰爭。5月5日，湖南都督譚延闓、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和廣東都督胡漢民也聯名通電，嚴詞譴責袁世凱政府，並號召全國各方，協力抗爭。同日，國民黨眾議院開會否決大借款，並發表通電，謂：“議院決不承認”。然而，此時的閻錫山仍在推請黎元洪出麵調停，甚至在袁世凱下令國務院通電訓斥四都督，說他們“張皇宣告，蠱惑人心”之後，又不顧一切，相繼免去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三都督之職，黎元洪也撕下調停麵孔，大肆捕殺革命黨人，而革命黨人在秘密進行討袁行動，南北對立已勢如水火之際，閻錫山還致電袁世凱，請其念民國締造之不易，“外患叢集”之危，以國家為重，“開誠布公，敦請孫黃二公入都，共圖國事，破除黨見，一致進行”。

麵對袁世凱的咄咄逼人，盡管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南方革命黨人在討袁活動中的步調也不甚一致，但在孫中山等人的積極努力下，革命黨人仍發動了二次革命。1913年7月12日，李烈鈞先在湖口宣布獨立，不數日，黃興響應於南京，陳其美響應於上海。安徽柏文蔚、廣東陳炯明（胡漢民被免職後，繼任），福建徐崇智、四川尹昌衡、湖南譚延闓也先後宣布獨立，紛紛組織討袁，而閻錫山卻終未起而響應。

從閻錫山在二次革命的表現來看，他一直呼籲南北和解，並屢次請黎元洪出麵調停，甚至在局勢已無可挽救的情況下，仍請袁世凱“消弭黨見，共圖國事”，而南方諸省份已組織討袁後，他又沒有響應，這似乎他背叛了革命，倒向了袁世凱，其行為是“有利於袁世凱的倒行逆施”，但事實並非完全如此。因為，首先，二次革命發生的主要誘因是“宋案”與“大借款”。在這個問題上，閻錫山沒有像四都督聯名通電中那樣對袁世凱嚴詞譴責，但他也認為“宋案牽連，人心動搖，借款成熟，群議沸騰”，這說明，他對這個問題的基本態度，還是正確的。其次，他呼籲和解，請黎調處和請袁敦請孫黃二人入都，共圖國事的電文中，並未對革命黨人有什麽詆毀譴責的言辭，而是站在國家民族利益的立場上，認為“環顧全球，外患叢生”，“滿蒙為強鄰虎視”，“東鄰野心，早暗視滿州為己有”，如果南北對立，風潮迭起，“內地好事喜亂之徒，難保不乘機竊發”，一旦潰決，“勢必惹起列強幹涉，國之不國，瞬息間耳”。閻錫山所說，並非危言聳聽，它確實反映了當時中國所麵臨的危險處境。他所以要以“外患叢生”為詞，呼籲南北和解並致電黎袁，其用意，明顯的就是希望南北雙方避免武力衝突，以維護國內安定，防止被列強利用，乘機侵略中國。而另一層意見，閻錫山雖然未曾言明，其實，也隱含著保護革命黨人的意思。因為在當時革命黨人思想混亂，組織渙散且所掌握之武力相當有限的情況下，一旦動起幹戈，很有被袁世凱消滅的危險。因此，閻錫山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現，貌似“軟弱”“退讓”，其實是采取了另一種方式的迂回進取。

至於閻錫山終未起而響應二次革命的問題，也不能因此就認為他不忠於革命，或是向袁世凱妥協。其實，他是有著響應二次革命的打算的。但不是在當下，而是要看時機。隻所以如此，是因為他雖然是山西都督，但仍受到袁世凱的疑忌防範，袁氏在山西安插了不少黨羽的同時，還控製了一批軍隊，相對孤立的山西仍處於北洋勢力的包圍之中。同時，民初山西財政的主要來源河東鹽款，又受到北京政府的嚴密控製，本省很難自由支配。大借款成立後，北京政府對各省鹽款的掌握更為苛嚴，這就使閻錫山在擴充軍備上受到極大限製。尤為重要的是，當1913年4月底孫中山表明了反袁和二次革命的態度，南方諸省紛紛組織討袁之時，正逢外蒙傀儡政府在沙俄的唆使下，大舉入侵綏遠之際。在此情況下，閻錫山如若冒然組織討袁，既無力量突破北洋勢力，又要陷入與袁軍和蒙軍兩麵作戰，腹背受敵的危險境地。因此，他隻好暫取守勢，先不響應南方，也不再堅持出兵親征蒙軍。對於這一點，閻錫山在其回憶錄中說：“在這段時期中，中山先生深知山西處於北洋勢力包圍之中，形格勢緊，呼應為難，特秘密派人告我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之革命據點，俟南軍北上，再與陝西會合，進攻北京”（《閻錫山早年回憶錄》第39頁）。而當時也處於北洋勢力包圍下的陝西都督張風翽，為了保存北方僅有的革命力量，則采取了一個“苦肉計”，即他得到孫中山同樣的指示後，未經閻錫山同意，即於5月13日與閻聯名拍發一電，反對李烈鈞等行動，指斥“黃興、李烈鈞、胡漢民等不惜名譽，不愛國家，讒言殄行，甘為戎者”等等，以使袁世凱對晉陝二省放鬆防範。但就在張、閻二人聯名發表通電，“攻擊國民黨”，“詆毀”革命黨人的前夕，閻錫山接到李烈鈞、柏文蔚等蓄意反袁，醞釀二次革命而向閻錫山征求意見的電報後，即與南桂馨等商酌，“仍本辛亥革命前轍，隻要湖北發動，陝西山西立即響應，否則不能銜接，勢必為北方軍閥各個擊破，事甚危險，不能唐突”（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山西省文史資料》第2輯，第94頁）。由此可見，閻錫山在二次革命中，並沒有取袖手旁觀的態度，而是也進行著準備，待機而發的。隻是由於湖北沒有起而響應，陝、山也未敢響應。他這樣做的目的，不能排除其集中力量鞏固山西的一麵，但也不能說就沒有“保持北方之革命據點”的考慮。

如果說，閻錫山在二次革命中的態度基本上還是進取的話，那麽，不到兩個月的二次革命失敗後，隨著袁世凱統治地位的鞏固及其獨裁的加劇，閻錫山為了保全自己並維護其即得利益，雖然在某些方麵還保持了一定的革命立場，但總的來看，則向袁世凱采取了妥協退讓的態度，而其手法主要就是韜光養晦，以曲求伸。

二次革命後，袁世凱在不斷剪除非北洋係的各省都督職權的過程中，為把山西這個他一直不放心的地方牢牢控製在自己手中，派其黨羽金永到山西任內務司司長，以監視閻錫山和山西革命黨人。第二年五月，又為加強中央集權，收回各省都督的軍權，準備“廢省改道”，使道與中央成為直接關係，為此，明令撤消各省民政長，改設巡按使。巡按使雖然接替了原來的民政長，但其在名分上則不是行政官，而是監察官。因為中央在委任巡按使時，明令賦以監督財政與司法之權。袁世凱借此機會，任命金永為山西巡按使，就是要分散閻錫山的權力。

金永，浙江錢塘人，旗籍，清末曾任東三省知事，是個有名的酷吏，有“金屠戶”之稱，受東三省總督徐世昌推薦，得到袁世凱的信任。他出任山西巡按使後，即按照袁世凱要各巡按使成立警備部隊，以分各省都督軍權的旨意，先成立了3個警備隊（相當於團），其後又陸續擴大到11隊，還編練了馬隊4營，建成了一支足以與閻錫山抗衡的武裝力量。不僅如此，金永為聚斂財富，一方麵借口私藏槍械，或誣為圖謀不軌，任意沒收富戶與商戶的財產，祁縣、太穀、平遙、介休等縣的富商大戶，有不少就被金永沒收了全部財產，許多愛練拳術的青年被其殘殺。另一方麵則以徹查全省財政為名，廣設局卡，征收重稅，將巧取豪奪來的大量錢財報效給了袁世凱的北洋政府。同時，金永還依袁世凱授意，濫捕濫殺同盟會員和無辜群眾，不斷擴大自己的軍權、財權，以威懾掣肘閻錫山。在此過程中，對於閻錫山的監視更是從未放鬆，特別是他得知袁世凱有稱帝之意後，更是不斷試探閻錫山是否忠於袁世凱。

閻錫山對於袁世凱派金永來山西的用意十分清楚，對於金永的種種胡作非為也並非不知，但他考慮到自己的處境，故意在金永麵前顯示自己對權力不感興趣，並假裝無能，一任金永恣意而為。閻錫山明知金永編練擴充警備隊和馬隊，是為分其軍權的，但他卻取放任態度，並作出對軍事漠不關心的姿態，一切委托都軍府參謀長黃國梁處理。當閻錫山的部屬向閻請示軍事問題時，閻常常是以“找紹齋（黃國梁的字）去”作答，久而久之，給人們造成了隻知有黃國梁，不知有閻錫山的印象，而當閻錫山每每談及袁世凱時，又總是謙恭逢迎之詞，於是，給金永造成了閻錫山是個懦弱無能，昏聵庸碌之輩，對袁世凱是忠心無二的印象。這就使金永更加肆無忌憚起來，而這也使人們對金永更加仇恨。以致袁世凱一死，金永便不得不趕忙離開山西，從而為閻錫山攝取民政大權創造了“伸”的條件。

在與金永虛以委蛇，巧妙周旋的同時，閻錫山還不失時機地向袁世凱表示他的忠順，這主要是他向袁世凱提出要裁減晉省軍隊。由於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在極力剪除非北洋係的南方各省都督之後，又開始削弱北洋係內部各將領的個人軍權，而在二次革命期間，閻錫山以“衛境防蒙”為名，增添了晉軍1個混成旅一事，已引起袁世凱的注意，所以，在此情況下，閻錫山認為“削權”遲早會輪到自己頭上，與其被動，不如主動，遂於1914年將晉軍第九師所屬3個混成旅，改編成了兩個混成旅。加上閻錫山對金永編練擴充其軍事勢力一事還取支持態度，這就進一步削弱了袁世凱對閻錫山的戒備疑忌之心。再就是當籌委會成立，帝製運動已經明朗化後，金永更加緊了對閻錫山的監督、逼迫。閻錫山為了使自己能在與金永的明爭暗鬥中占據上風，即派與籌委會六君子半數是朋友的南桂馨去北京活動，通過曾由閻錫山專電請袁世凱任用，後在京城任總統府內史兼參議院參政，深得袁世凱青睞的劉培師疏通，劉告訴袁世凱，不必偏信金永的話，閻錫山也是讚成帝製的。接著閻錫山又忍痛撥款2萬元，作為籌委會的經費，以示自己“忠心”擁護帝製。並且，在勸進袁世凱稱帝風聲彌漫之時，閻錫山於1915年8至9月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就分別給籌委會、袁世凱和參政院發出三個電文，籲請改共和為君主，同時，他還指示山西商務總會、山西幾個票號，假借山西公民等名義，分電請願，早廢共和，而立君主。

再聯係到閻錫山對1912年由浮山人陳彩彰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洪漢軍的殘酷鎮壓，1915年洪漢軍終被剿滅，及其對參加過辛亥革命的一些革命黨人的排斥、迫害，不能不讓人得出閻錫山已背叛革命，投靠袁世凱的結論來。

但事實並非完全如此。在金永橫行三晉期間，閻錫山雖然對金永的胡作非為佯裝糊塗，表麵上不予反對，但在暗中，還是有所作為的。對一些革命黨人采取了保護措施，據南桂馨回憶：“此時正在賦閑的原督署軍馬處長楊彭齡，甚為金永所注意，岌岌可危。閻令我轉楊，請他離省回魯，並由閻助資五千兩遣行，始免於難”（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山西文史資料》第2輯，第96頁）。又有一次，金永開了一個過去曾參加過革命的革命黨人的名單，其中有穀思慎、續桐溪、弓富魁等30餘人，讓閻錫山扣捕，交他審訊，一來想借刀殺人，使閻錫山遭到革命黨人的唾棄，二來也是以此來考驗閻錫山是否聽命於己和是否忠於袁世凱。可是，閻錫山接受了這個名單後，沒有馬上實施扣捕，而是先密告了這些人，讓他們事先逃走，從而使一批革命黨人免遭了金永的毒手。籌委會成立後，副總統黎元洪在北京已失去自由，因而與黎接近的人們，反袁怒潮更加高漲。時任大同鎮守使的孔庚係黎元洪同鄉，孔與黎的舊部有所往還，此事若為袁世凱知道，必將對孔有所不利，閻錫山遂先發製人，迅速將孔調任將軍府參謀長，這樣既保全了孔，也敷衍了袁世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