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亂世紛爭下的求存(1)

6、反對袁氏集權，統一山西軍政，革除舊習陋俗

閻錫山返回太原仍任山西都督後，為了逐步改變山西軍、政兩界的局麵，於1912年4月15日，征得北京政府的同意，任命曾在興和宣布起義並率軍與閻錫山北上民軍會合的周維藩為太原鎮總兵，赴平陽接替謝有功之職。5月6日，周渤接替李盛鐸出任山西民政長，管理民政事務。民政長之下，閻錫山於5月14日任命張瑞璣為財政司長，解榮輅為教育司長，劉錦訓為司法司長，王大禎為實業司長（原名勸業道），崔廷獻為內務局長，邵修文為高等審判廳廳長，王懋昭為高等檢察長，南桂馨為巡警道（後讓位於續桐溪）。7月1日，又任熊兆周為山西提法使，11日任溫壽泉為山西軍政司長。袁世凱執政後，為強化官僚政治的權威，以地方會議難以駕馭為由，取消了各省和縣的谘議局。但是，由於清末以來推行的地方自治已實施有時，革命黨人更把“地方自治”與民主平等聯係起來，認為它是國家統一強盛的基礎，所以，省谘議局取消後，又由士紳臨時設立的“國民公會”作為民意機構，推穀如墉為會長，不久，又取消“國民公會”，組織臨時省議會，作為正式民意機構，選舉杜上化為議長，王用賓、陳受中為副議長。

在此期間，閻錫山於5月22日、7月12日，先後接到了廣東都督胡漢民和江西都督李烈鈞的電報。兩都督的電報，其主要內容都是反對袁世凱中央集權，主張各省分權。因為袁世凱執政後，破壞《臨時約法》中所規定的責任內閣製，任命其親信爪牙趙秉鈞為國務總理，同時猜忌排斥同盟會籍的各省都督。而這時革命黨內部不少人認為革命已經成功，鬥誌消沉，日益渙散。仍為民主共和而鬥爭的革命黨人擔心如此下去，袁世凱會假借統一而實行集權。胡漢民在電報中指出：“中國今日所處之地位，為由內治未完全而期進於完全過渡時期，不能驟采純全之集權製，而處處又不能不留將來集權餘地，最宜使用有限製的集權說，取集權製之法。以立法、司法兩權集中中央，至行政權則取其可集者集，其為時勢所不許集者，則授權各省，仍留將來集權地步”（《閻錫山年譜》（一），第95頁）。李烈鈞的電報在列舉了北京政府“極端集權，實行軍民分治，收軍權財權暨一切重大政權，悉褫中央”，並“失權於外人”等情況後，指出，今中央“乃一意操縱，如地方官及中央與地方各問題，前清尚出之言詢疆吏者，今競不詢各省意見，由中央一麵規定，強各省以執行，其專擅似較前清為甚。且中央近日官僚派複熾，革命誌士屍會道院，放眼觀察，黨革新之銳氣潛消，晚清之敗征益露，我愛國仁人，犧牲生命構造之民國，前途如此，能不寒心。”同時指出，為討論國政，互相聯係起見，他已去電各省約定密碼，諸公“均為創造民國巨子，敢請輸誠聯絡，樹最穩健之政治軍事團體，對於中央為一致之進行，如政府能以國利民福為前提，則維持擁護，互相協助。倘政府挾有野心，藉統一之名，行之實，亦惟有群起力爭，實行匡正”，主張“以地方監助政府，不使政府操縱地方”，以防失權外人，消弭之險象。

閻錫山從其返回太原後的一些感受中，認為胡、李二人“卓識偉論”，所言極是，並深表同情，同時在7月19日給李烈鈞的複電中指出“地方分權，古今通義，征諸曆史，根據甚深”，“現當建設時代，伏莽未靖，軍政民政，其權不容分屬。為今之計，授各省都督以行政特權，限以年歲，使其厲行整理，……使政府與地方互相維持，互相監督，庶政府之野心不萌，而各省亦不至逾權越限”（《閻錫山年譜》（一），第101頁）。接著，他又致電陝西都督張風翽，“祈賜讚成”阻袁集權。此後，閻錫山與胡漢民、李烈鈞等來往電報不斷，都在為阻止袁世凱而“爭取各省聯合會電中央”忙碌著。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除明白複電不讚同者四川都督胡景翼之外，其餘各省都督都表示讚同聯合會電中央。閻錫山考慮到曾是滿清重臣，又任過山西巡撫，現為東三省總管趙爾巽的資力及“其力量幾與袁世凱相埒”，於8月11日致電李烈鈞，商議想由趙爾巽領銜向北京發出反對中央集權的聯電，但趙氏給閻來電說他“無論何方領銜，皆願附入”，但卻表示他不願領銜。因而聯電致中央一事即擱淺下來。這一反對袁世凱集權的活動，雖然沒有什麽結果，但是，從中可以看出，閻錫山是仍保留著辛亥革命的一股銳氣，堅持著鏟除，維護民主共和的信念的。

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所以，8月18日，孫中山也應袁世凱之邀來北京會晤時，在8月25日中國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等4個政黨組成國民黨並於當天國民黨舉行的成立大會上，閻錫山、胡漢民等29人被推為參議。而當閻錫山應山西各界人士之請，致電孫中山敦請赴晉，並派穀思慎、梁上棟至京迎接時，孫中山非常感動，及時複電閻錫山，謂：“此次來京，本擬遊晉，以領諸同誌大教。乃先辱蒙電召，感激無似。一俟事竣，即當奉命”（《閻錫山早年回憶錄》台灣出版，第31頁）。孫中山於9月18日在負責華北國民黨事務的張繼，隨從秘書吳鐵城、交通部長葉恭綽、山西籍原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次長景耀月、澳大利亞人端納，以及穀思慎、梁上棟等人的陪同下，抵達太原後，當天晚上，就與閻錫山進行了親切的座談。孫中山對閻錫山說：“你原與我約革命軍到河南後，山西出兵接應，你提早在太原起義，對革命之影響很大”，“我與清廷議和時，最後爭執的，就是山西問題，我堅持一定要將山西包括在起義省份之內，和議幾陷僵局，但因我必爭此點，最後他們不得不同意我的主張”。第二天，即9月19日上午10時，在山西大學禮堂舉行的山西軍政界歡迎孫中山的大會上，孫中山在其即席演說中，又對山西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閻錫山的功績進行了充分地肯定，他說：“今天兄弟初次到晉，蒙諸君歡迎，實深感激！去歲武昌起義，不半載競告成功，此實山西之力，閻君百川之功，不惟山西人當感載閻君，即十八行省亦當致謝，何也？廣東為革命之原初省份，然屢次失敗，滿清政府防衛甚嚴，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義，斷絕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470頁）。不僅如此，21日上午，孫中山離開太原時，臨行前又向閻錫山囑咐“北方環境與南方不同，你要想些辦法，保守山西這一革命基地”（梁上棟：《總理民元視察太原追憶》，引自鄧勵豪：《閻錫山與孫中山》一文）。

孫中山的山西之行，他對閻錫山的多次褒獎和臨行前的囑咐，使閻錫山大受鼓舞。為了保守山西這一革命基地，把山西建設好。他首先抓了軍政方麵的建設，在國內無先例可循的情況下，閻錫山效仿日本軍事設置，把軍令與軍政分開，設立了一個參謀司和軍政司，任命孔繁蔚為參謀司司長，掌管軍隊教訓及作戰計劃等事項；任命黃國梁為軍政司司長，掌管軍隊的補充、編製、裝備等事宜；另外設了一個秘書廳，任命趙戴文為廳長，並任命李德懋為官長；還設了一個糧服局，由南桂馨任局長，負責籌辦糧秣服裝等事項。並且為了統一全省軍政，在將溫壽泉接回太原，委以軍政司司長，調黃國梁為都督府參謀長後，又采取強硬手段，把掌握河東軍政分府實權卻因對閻錫山不信任而反對全省軍政統一的旅長李鳴風和觀察使張士秀抓了起來，從而削弱了晉南的山頭。對於有數千之眾，得到穀如墉、杜上化支持的忻代寧公團，閻錫山派人與續桐溪磋商後，也予解散，以巡警道一席讓給續桐溪，弓富魁被委任為都督府顧問，其餘公團領導人員，分任各縣警官職務。這樣又削弱了晉北的山頭。與此相應，閻錫山對軍隊也進行了整編，他在山西民軍於撤離太原後轉展南北時隊伍不斷擴大的基礎上，按中央政府核準整編為一師，任命孔庚為師長，師下轄兩個步兵旅，旅長一由孔庚自兼，另一為劉樾西，每旅下轄兩個團，共4團，團長為張培梅、倪普香、趙守鈺、台壽民。師又直轄騎兵、炮兵各1個團，團長分別為張樹幟、高樹勳。另轄工兵、輜重各1營，此外，為培養軍隊的領導骨幹，還成立了1個將校研究所，任命趙戴文為所長，路福保為副所長，所內100多人，大部為軍隊整編時編餘的軍官，主要研究軍事理論和戰略、戰術等問題。其後，又成立了1個軍事教育團，1000多名團員主要是有一定文化素養的青年及從軍隊中挑選的士兵。還成立了1個精武社，任命李德懋兼任社長，招收小學文化程度的學生百餘人，學習武術。馬弁連和衛隊營就是以精武社為基礎，挑選而組成的。軍政方麵的這些措施，既強化了閻錫山對山西軍事的統一集中領導，也使山西的軍隊建設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邁開了步伐，從而為以後閻錫山鞏固自己對山西的統治奠定了軍事上的基礎。

在加強民政、軍政建設的同時，閻錫山還順應時代潮流，在革除舊風陋習，促進社會文明方麵進行了積極的努力。這便是他從1912年起，通令全省的男人剪辮子，女人放腳，以及興辦學校等活動，並且首先要求在他的家鄉開展起來。命令“聽從者獎，違抗者罰”。清朝入主中原後，強迫所有男子要留一根像滿族男子那樣的長辮子，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民族的奴役和壓迫，雖然經過了辛亥革命，建立了共和，但絕大多數男子，仍把留在腦後的那根長辮子視若寶貝。這對於消除滿清統治對人們造成的心理影響，顯然是十分不利的。而從宋代就開始的婦女纏足，把天生的一雙腳硬是要纏裹成“三寸金蓮”，不僅使婦女的身心受到摧殘，而且也嚴重地削弱了社會勞動力，因此，剪辮子、放足，對於反封建奴役，改變社會陋習，發展社會文明，都是十分有意義的大事。然而，由於留辮子、纏足的陋習，已經根深蒂固，所以，對它的革除就相當困難，當時五台、定襄一帶流傳的順口溜：“初三、十三、二十三，河邊出了個閻錫山。閻錫山灰拾翻（胡折騰，胡鬧之意，當地方言），剪了辮子留了學，搬了神堂立學堂”，就充分說明了人民對閻錫山這一舉措的不滿。

可是，閻錫山仍“冒天下之大不韙”，決心把這些革新活動進行下去。他不但明令五台、定襄各村，把廟裏的神像推倒，改作教室，還委任五台縣五級村的同鄉好友康佩珩負責，聯合當地紳士名流林銘山、朱應龍、趙三成等人，在東冶鎮搬掉廟裏的神像，設立“保安社”，以此為後盾，開展放腳、剪辮子活動。康佩珩曾留學日本，已剪去辮子，他以身作則，先讓其妻放腳，妻子不聽，他就威脅說：“你不摻（摻，當地方言，“解開”的意思）腳扳子，我槍斃了你！”在他的威逼下，妻子及弟媳們都放了腳。接著他又要其父剪辮子，其父罵他，“叫你東洋學本事，想不到你回來卻要我的命”。康佩珩不敢來硬的，而是哀求其父說：“你不剪辮子，我就不能出去辦事，你剪了，我就好辦了”。在他的動員下，其父和五個弟弟都剪了辮子。於是，在他的帶動下，五台東冶、建安一帶，剪辮子、放腳的活動，很快開展起來。

但在有些地方，對剪辮子、放腳，反對甚為強烈，還幾乎釀成慘案。閻錫山的老家河邊村，豪紳曲汝霖和屠夫宋周全，在周圍村莊幾十個標頭（武術師傅）的推舉下，就組織了鄰近各村的1000多人，包圍了閻府，打算進去燒房子，殺人。雖經村裏的老年人出麵調解，沒有出事，可是他們仍不甘罷休，不久，即挾持了閻錫山的父親閻書堂，並進到東冶鎮，把保安社團團圍住，揚言要砸爛保安社，殺死康佩珩。保安社因人少，不敢出院，康佩珩、趙品三冒死站在屋頂上，向外麵鬧事的人講話，勸其解散回家。可是有人竟向康、趙二人仍石頭，另有一些人則抱來柴草，準備燒保安社。保安社的人先是鳴槍警告，但鬧事者不聽，雙方發生械鬥，保安社2人被打死，還有1名郵政人員被槍殺，在此情況下，康佩珩隻好下令開槍射擊，鬧事者才嚇得四散逃跑。過了兩天，閻錫山派人把曲汝霖、宋周全抓走，從此，再也無人敢抵製放腳了，終於使剪辮子，放腳的活動在河邊周村一帶打開了局麵。之後，隨著這兩項活動的不斷發展，1917年閻錫山將其作為“六政”的主要內容提了出來（“六政”是指水利、種樹、蠶桑、禁煙、天足、剪辮子），在全省繼續施實。

除此之外，閻錫山還大力提倡興辦學校。1915年他曾先後由自己出資在河邊村興辦了兩等小學校，即小學和高小一體的小學。這就使本村學生小學畢業後，可以不到18裏外的東冶鎮上高小，而在本村繼續上高小。閻錫山請大建安舉人、他的叔丈人徐一鑒先生任校長，當時招收學生52名，除全部免收學費外，其餘燈火、柴炭均由學校負責。每到開學時，閻錫山及其父還到學校講話，勉勵學生發憤讀書，為國盡力。

2、反對沙俄侵蒙，力倡南北“言和”；金永主晉時，表示“懦弱”，以曲求伸

經過辛亥革命，雖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是中國積貧積弱、落後挨打，受帝國主義列強欺淩的處境並沒有改變。早就覬覦中國外蒙古的沙俄，在辛亥革命後，繼續加緊了策劃外蒙“獨立”的活動，終於在1911年12月1日，扶植活佛哲布尊丹巴，成立了“大蒙古帝國”，並組成外蒙傀儡政府。此後不久，這個傀儡政府又在沙俄唆使下，出兵占領了烏裏雅蘇台、科布多地區。對於沙俄的侵略和外蒙不少漢奸的賣國行徑，國人無比憤怒。次年1月28日，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即致電喀爾沁親王，指出沙俄的野心，提出“西北秩序，端賴維持，祈將區區之意，通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圖大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2輯，第16頁）。

山西緊鄰蒙古，外蒙倘若“獨立”，勢必會給山西帶來莫大的威脅。所以，閻錫山在1912年10月至11月之間，曾先後多次致電北京政府，要求允許他“派陸軍兩營分紮舊日出防地點，略加變通，化散為聚，剿防兼顧”。北京政府給其複電，稱讚了他的建議，但未同意其派兵，並且通令全國，以“民國初興，根本未固”“將由中央派外交途徑，維護領土完整”為由，著令嚴加取締以私人或團體的名義，自由組織敢死隊或征蒙隊。然而，閻錫山並不甘心就此罷休，當他得知11月3日，沙俄與外蒙傀儡政府簽訂了所謂《俄蒙協約》及所附《商務專約》，規定沙俄在外蒙除享有種種特權外，還不準中隊進入外蒙的消息後，認為對沙俄此舉，“吾人斷不能坐視我版圖內之一部，不亡於前清之時，而亡於民國告成之日，無論外交折衝能否有效，均應以武力為其後援。否則，侵略者將得隴望蜀，內蒙亦恐繼入俄手”。遂於於11月13日致電北京政府，要求“準我親率馬兵獨一旅，步兵一混成旅，屯駐包頭，相繼進攻，萬一事機決裂，即占領內蒙各盟旗，然後進窺庫倫”（《閻錫山年譜》（一），第111頁）。但袁世凱正忙於對付南方革命勢力，同時，也擔心閻錫山會乘機將其勢力擴展到綏遠，對閻主張的“親征”一事，又擱置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