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辛亥風暴中的搏擊(8)

袁世凱隻所以如此，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不讓山西的革命黨人在山西掌權。因為如果將來讓山西的革命黨人執掌政權，處於京畿肘腋間的山西，必將對他構成很大威脅。袁世凱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在1911年12月18日於上海召開的南北議和會議（預備會議）正式開始之前，在雙方商討同意先行停戰的問題時，袁世凱提出民軍不包括秦、晉及北方起義各軍在內，特別是山西民軍，而黎元洪也於12月9日以“因秦、晉、蜀三省電報不通，恐難及時停戰”為由，稱“所有以上停戰條件，與該三省無涉”。於是，袁世凱和曹錕等人便利用這一點，立即向山西方麵增加兵力和火力，並於12月12日攻陷娘子關，迫使山西民軍撤出太原，分兵北上南下。雖然11省革命軍政府公推的總代表吳廷芳，對袁世凱將北方革命軍稱之為“土匪”的濫言，進行了嚴厲駁斥，並且於南北議和第一次會上提出湖北、山西、陝西等地均應一律停戰，清軍不得進攻；必須得到袁世凱的正式承諾，始能舉行正式會議的建議，1911年12月27日，又在南北議和第二次會議上，譴責袁世凱在停戰期間調兵遣將，攻占娘子關，繼進太原府的行為，並且，在這次會議上還議定：“自1911年12月31日（農曆辛亥年十一月十二日）早八時起，所有山西、陝西……等處之清兵，一律退出原駐地百裏之外”。可是，袁世凱憑借帝國主義的支持以及同盟會和革命軍方麵為換取革命早日勝利而產生的妥協思想，卻玩弄兩麵手法，表麵上同意了這些決議，但背地裏仍縱容盧永祥繼續進兵，於1912年1月6日（農曆辛亥年十一月十八日）率部進占太原。不久，又率部南據平陽。而袁世凱卻讓駐北京的意大利公使出麵進行掩飾，把清軍進占太原，說成是“太原傳教西人，地位危險”，袁內閣“所派之兵隻為保護西人，並非有戰爭之意”。為此，山西軍政府代表李素、劉懋賞將事實真相電告吳廷芳，電文不僅揭露了袁世凱的欺騙行徑，同時請吳廷芳“從速電達袁世凱，據理力爭，即將兵隊退出太原，一麵聲明以後晉中如有土匪，則由民軍剿撫，清軍不得幹預，以清權限”（《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台灣出版，第283頁）。與此同時，在南京的山西民軍代表南桂馨亦曾數次麵請孫中山電袁力爭。孫中山對於袁世凱不承認山西為起義省份，違約進犯山西一事，十分氣憤，說：“雖有此議，我們絕不承認，寧可議和決裂，不能不承認山、陝的革命同誌。你們盡可放心！”（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山西文史資料》第2輯，第89頁）孫中山所說的“此議”，顯然是指袁世凱、段祺瑞給閻錫山的電報，而他口氣的堅定和自信，則充分說明他對山、陝革命同誌的堅決支持。

就在吳廷芳、孫中山據理力爭之時，由杜上化、王用賓等在太原籌組的山西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李素、劉懋賞在上海也向孫中山去電，認為“茲事隻取決於來往電報，萬難奏效”，應派山西籍人前往了解情況，進行調解，並建議任命狄樓海為宣慰使赴晉調解。狄樓海受命後，提出7條意見，分電閻錫山、李盛鐸、山西谘議局和國民公會，以及各報館，並認為隻要采納實行，他赴晉與否，問題都可以解決。這7條意見是：“一、公懇閻都督顧全大局，力任其難，毋固言辭職；二、安插未撤之兵，取消河東軍政分府，以定統一機關；三、消滅谘議局。取簡單辦法，組織臨時省議會，以一代表民意機關；四、分撥兵械於各地方，以資震懾；五、調和舊日意見，急收各屬人望，以期一致進行；六、確定地方官吏，免致觀望，以期政令易行；七、建設講演團，以期共和知識普遍人民”（《民主報》1912年3月9日）。

狄樓海所以在第一條意見中，提出要閻錫山“顧全大局”、“毋固言辭職”，是因為閻錫山接到袁世凱、段祺瑞的電報後，於2月20日給李盛鐸的電報中，提出自己辭職，“另舉賢能”的請求，並希望“久為晉民所瞻仰”的李盛鐸鼎力維持晉局。閻錫山這樣做，其實並非出自內心，而是他在對自己所處的不利形勢和當時整個局勢的分析後，所采取的一種以退為進，委曲求全的策略。他在到達忻州前雖然已經知道南北正在議和，但是，他清楚，在北方，實力仍操於袁世凱之手，僅憑山西一省之力，勢難與袁世凱抗衡。山西作為華北戰略重地，袁世凱是決不會讓革命黨人來掌權的，自己要想返回太原，就必須取得袁世凱認可，而李盛鐸頗受袁世凱信任，所以，他向李盛鐸的這番表示，實際上也是對袁世凱的一種“妥協”姿態。然而，革命黨人也清楚地認識到山西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和由革命黨人執掌山西大權的影響所在，因此，狄樓海提出要閻錫山“顧全大局”，“毋固言辭職”，狄的意見，實際上也正是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意見。

對於狄樓海所提的7條意見，閻錫山十分讚同，當即複電狄氏，在對其“條示政見”極表讚成的同時，又說他“自審才力薄弱，覺不敢肩比重寄；隻以接替無人，未使遽行脫卸，切盼尊駕速旋，極力主持，倘三晉同胞離水火，實受公賜”（《民主報》1912年3月9日）。從閻錫山的這番表述中，更可以看出雖然他仍表示了謙恭，可是，並未“固辭”，並且，還想通過狄樓海繼續為他爭得政治地位，以實現其早日返回太原掌權的願望。為此，他接受別人的建議，請出了在家鄉閑居的董崇仁赴京在袁世凱麵前為他說項。董崇仁是定襄人，其父清末在皇宮包攬工程時，曾結識了袁世凱，董崇仁遂拜袁為師，濟身官府，出任過觀察、道員之類的職務。1897年，山西當局將山西礦權出賣給英國福公司後，盛宣懷、袁世凱見有利可圖，以維護礦權為名，成立了一個同濟公司，袁世凱即派董崇仁為同濟公司負責人。正因為董崇仁與袁世凱有著這樣的關係，所以，閻錫山要請他赴京去見袁世凱，轉達其對袁的擁護和忠順。

此外，閻錫山還在定都的問題上不失時機地向袁世凱討好輸誠。南北雙方和談代表在和談中就民國首都定於何處的問題上，爭論得相當激烈，雙方所持理由自然都是從有利於己的方麵考慮的。革命黨人主張建都南京，因為南方革命力量較強，孫中山在其辭職谘文中提出的3個附加條件中，有一條便是“臨時政府設於南京”。他強調說：“南京是民國開基，長此建都，為做永久紀念，不似北京地方，受曆代君主的壓力，害得毫無生氣，此後革命鼎新，當存一番佳境”。而袁世凱考慮到他的北洋軍主要在北方，北京是其個人勢力的中心，若在南京建都，他去了要受約束，而在北京，則可為所欲為，因此，他堅持建都北京。就在這中間，閻錫山為討好袁世凱，與山西清遺官員李盛鐸、駱成驤、王大貞、許世英、周渤、林學鹹等聯合發表通電，讚同建都地點“以北京為宜”，說什麽“以形勢論，以事實論，以對內對外論，目前自無舍北就南之理”（《山西辛亥革命函電匯存》第174頁，《山西師範學報》1958年第2期）。

閻錫山的這個政治表態，無疑使袁世凱感到高興，而孫中山從大局出發，也作了讓步，提出閻錫山回晉擔任都督，由李盛鐸擔任民政長。不久，李盛鐸又與藩司、谘議局副議長杜上化、劉篤敬於3月13日聯名致電陸軍總長段祺瑞，說：“現經官紳各派代表，共同合議，決定如下：一、全省官紳，公認閻都督回省，並確能保衛治安。二、閻回省後，都督名義，仍舊存在，與他省無異，有變更時，須與他省一樣變更。三、山西全省軍事，全權專歸閻都督管理”。“除閻都督回省後，一切辦法仍由官紳會商，期臻妥協外，謹合詞上陳，務望早日定奪”（《山西辛亥革命函電匯存》，《山西師範學報》1958年第2期，第174頁）。李盛鐸等人給段祺瑞的這個電報，所反映的問題十分清楚，即從當時山西的實情來看，隻有閻錫山回太原仍任都督，才能確保治安。因為閻錫山掌握著一定的軍事實力。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盡管仍不甚願意讓閻錫山掌權，可是，他不能不考慮到，一方麵孫中山已經作了一些讓步，自己若再堅持原議，說不定孫中山會為此而不履行4月1日在南京正式解除總統職務的協議，如此，自己已於3月10日在北京就職的民國大總統，也將會是名不正言不順，對自己造成很大被動；另一方麵，如果不用閻錫山，閻憑借手中掌握的軍事力量，及其在山西的影響，難保不會再生出許多事端，山西一亂，必然會影響北方，因此，他隻好讓閻錫山暫時保留山西都督的職位。盡管如此，卻說明了袁世凱已經承認了山西為革命省份，同意了閻錫山回太原掌權。

閻錫山獲此消息後，按照封建官場慣例，又故作姿態，向孫中山、國務大臣、各省都督及各地報館發了辭職電，說是“山才力綿薄”，“自顧弩駘，實非其才，刻已電懇晉民公會及谘議局，另選賢能，來忻接任。一俟繼承得人，山即解除公柄，長揖歸田，與四百兆同胞，共享自由幸福”。不久，袁世凱允許撤走進占太原等地的盧永祥部和王汝賢部，由閻錫山返回太原仍任山西都督。閻錫山得到確訊後，立即收拾行裝，率部於1912年4月4日返回太原，並於當天向全國重要官員、各團體、各報館發出返抵太原的通電，繼而又發出《通告全國文》，其中，特別提到了“今奉大總統命令，率軍回省”。

在忻州滯留了近一個半月後，閻錫山終於返回到太原，繼續當上了山西都督。閻錫山能夠逢凶化吉，複任都督，並非他有什麽造化，而是當時大勢所定。辛亥革命是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它要推翻封建，建立民國的革命任務和目標，是民心所向，民心所歸，不但受到革命黨人的擁護，而且得到了廣大民眾的支持。閻錫山是太原首義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在娘子關曾籌劃過“燕晉聯軍”，並對清軍的進攻進行了積極抵抗，兵分南北後，他率領的北路軍在綏遠一帶又有不俗的表現，因此，在南北和談中，孫中山、吳廷芳等為山西是革命省份據理力爭，山西商紳、谘議局等也向段祺瑞去電，歡迎閻錫山回太原仍任都督。這中間，雖然有孫中山向袁世凱的讓步，也有閻錫山的辭職，請董崇仁向袁世凱的說項及其在定都問題上的向袁討好，但是，如果沒有舉國上下希望早日停戰息兵，建立共和這一大勢的促進，沒有閻錫山領導的山西民軍已在事實上造成的山西形勢，袁世凱是絕不會輕易地讓閻錫山複任都督的。所以，閻錫山複任都督，是辛亥革命的又一個結果，也是閻錫山等山西革命黨人努力奮鬥的一個結果。

關於閻錫山在滯留忻州期間向袁世凱輸誠討好的一些活動，似也不應一概否定，甚而把它說成是“向袁投降”。因為，在閻錫山抵達忻州之前，正聽到了1912年2月12日南北議和結束，清帝退位，共和告成，袁世凱將接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消息，既然共和告成，那麽，為建立共和而奮鬥犧牲的山西革命黨人，就理所當然地要來執掌山西政權。可是，由於袁世凱從中作梗，使閻錫山滯留在了忻州。但閻錫山接到袁世凱令其停止前進，仍駐原地的電報後，並沒有表現出沮喪頹廢，悲觀失望，也沒有解散民軍，或是立即向袁世凱表示投降，而是仍積極處理政務，並且努力尋找著早日返回太原複任都督的辦法。在他滯留忻州期間，就處理了貪贓枉法，橫征暴斂的定襄縣知事丁懷啟。而他向袁世凱所采用的一些手段，其目的則是為了換取袁的信任，以達到早日複任山西都督的目的。如果閻錫山不是采取這些靈活“變通”的手段，而是頂著硬來，或是直接認輸，那麽，前者在當時袁世凱仍掌握北方實力的情況下，山西民軍將會遭到“圍剿”，山西革命已取得的成果也將會損失殆盡；後者，則會使閻錫山威信掃地，遺臭千古。而由於閻錫山采取了這些手段，則完全避免了這兩種情況的出現。因此，對於閻錫山的這些表現，還是應當予以基本肯定的。閻錫山的這種“委曲求全”，不是他軟弱的表現，恰恰相反，是他為達目的鍥而不舍的頑強毅誌的反映。而這次的挫折和磨練，也確實為他在今後風雲變換的政治鬥爭中，如何應對危局、保全自己積累了一定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