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辛亥風暴中的搏擊(7)

山西民軍於刀石村失利後，由拖斯和村轉至壽陽營村，在此略加整頓後，即向托克托城進攻。托克托也是歸綏道口外12廳之一，是個通判廳，最高行政長官為通判。它位於小黑河匯流黃河的入口處，因其是個水旱碼頭，所以商業相當繁榮，在山西民軍由包頭東進時，堃岫曾派了200名巡防隊駐防於此，再加上地方上的百餘名冬防隊，還是有一定的防禦力量的。通判包富榮聽到山西民軍進至托克托境內的消息後，急忙召集紳商共謀對策。其中，與同盟會有過接觸的閻懋、劉兆瑞、李湧清等一些知識分子，認為地方力量薄弱，無法抵抗義軍，為避免地方損失，主張開門迎接民軍，而冬防隊隊長吳英則堅決主張抗拒。可是由於譚永發的援軍未到，又不敢冒然應戰，在此情況下，包富榮順應輿情，決定開門歡迎山西民軍。為此，他一麵派人到祝樂沁村與山西民軍聯係，表示歡迎，並讓托城和同樣是商業重鎮的河口兩地的“鄉耆府”（相當民國時的商會）與地方士紳安排招待義軍等事宜；一方麵讓堃岫派來的巡防隊撤回歸化城，同時將冬防隊收槍解散。因而，山西民軍不費一槍一彈即於1912年1月28日（農曆辛亥十二月初十）進抵托克托城。閻錫山於第二天便發出安民布告，並令交出私有武器。為擴大民軍，他開監釋囚，把願當兵的囚犯編入敢死隊，還招募一些賭博漢和流浪者當兵。為解決糧餉，除支用稅局、鹽局和地方的一些公款外，又向商號和富戶借銀8萬兩（後按年息八厘歸還），同時，還處決了暗中進行破壞的冬防隊隊長吳英（李茂盛等著：《閻錫山全傳》（上），第141—143頁）。

閻錫山的北路軍在托克托城住了半個月。這時南北議和已近結束，當閻錫山等正商議下一步如何進攻歸化時，李盛鐸及前谘議局副議長杜上化等又派趙熙成持信前來，請閻停戰，並催其返省。其時，在進攻歸化的問題上，由於清廷已調集第一鎮之1個旅增防歸綏，因此，趙戴文等認為，若攻歸綏，民軍恐將全軍覆沒，而孔庚、李黽、張樹幟等卻以“王家駒陣亡，若不殲滅歸化滿虜，無以對死者”為由，力主進攻歸化，“組織軍政府，為民軍根據地”。閻錫山雖然也清楚攻歸化不利，並認為“歸綏是我們的副目標，最後目標是收複太原”，況且形勢已定，返省時機也已成熟，但他卻“以防夜遭不測”，仍對民軍諸將慷慨陳詞，說：“勝敗之機不在敵人，而在我們，轉敗為勝，此正其時”。因此，民軍離開托克托之前，他“下令進攻歸化，部隊前進五裏後，停止待命”。當部隊東行五裏後，他又“下令轉向南進，大家才知道是回攻太原”（《山西文史精選》（1），第46頁）。1912年2月9日（農曆辛亥年12月22日），閻錫山等率領山西民軍由托克托南下，向山西轉進。2月13日進至河曲，後經神池、寧武，於2月18日（農曆辛亥年正月初一）抵達忻州。

閻錫山率領的北上民軍，於1911年12月12日撤出太原後不久，即在雁北重創清毅軍，接著從1912年1月12日至1月28日，在短短的半個多月裏，又連克包頭、薩拉齊、托克托3城。這中間，山西民軍雖然付出了很大犧牲，但對綏遠的清軍也予以了沉重打擊。並且通過鬥爭，發展壯大並鍛煉了民軍，擴大了山西民軍的影響，因此，可以說，當初閻錫山對山西民軍可以在綏遠活動的條件和形勢，在判斷上是正確的，山西民軍在綏遠的活動，總的來看也是成功的。

關於娘子關失陷後，山西民軍對即將大舉進攻的清軍，該取何種策略的問題上，山西軍政府主要領導多持暫時撤離太原，不一定堅守省城的策略是明智的。在當時清軍勢強，而民軍勢弱的情況下，如果堅守太原，勢必使清廷加強對太原進攻的力度，從而使守城民軍遭到慘重傷亡。而“分兵南北”之議的實施，盡管有些倉促，閻錫山等人當時也並未意識到此行的意義所在，但從實踐的效果上來看，它不但有效地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免除了被清軍圍於省城，聚而殲之的厄運，同時也迫使進攻山西的清軍不得分散兵力，尋殲山西民軍。清軍第三鎮盧永祥於1912年1月6日率部進占太原後，就又駐守平陽，以防南下的山西民軍。尤為重要的是，南下北上的兩路山西民軍，由於在當地同盟會員和革命武裝的積極配合下，對清當地政權和清軍進行了一次次沉重打擊，並采取了一些維護地方秩序和百姓利益的措施，因此，它既有力地動搖了清政府在山西統治的基礎，又使革命深入基層，深入人心，從而擴大了革命影響，並把更多的群眾吸引到革命旗幟之下，形成了更大的反對清朝統治的革命力量。這樣，就使山西軍政府的政權建立在了更為堅實的基礎之上，河東軍政分府的成立，即是南下民軍積極活動的一個勝利成果，同時，南北兩路民軍的革命活動，也為南北議和中爭取對山西是革命省份的承認，提供了勿容質疑的事實。

6、孫中山等為山西力爭，閻錫山向袁世凱低頭，終於重返太原掌權

1912年2月18日是農曆壬子年的正月初一，按照中國的傳統習俗是大年。這一天，忻州城各條大街上，五色旗迎風招展，許多人在寒冷的冬日下，吃過早飯便到北門外五裏排隊迎候閻錫山。原來，閻錫山轉回山西之前，就在包頭發出專函，通知周玳說：“不日由包頭動身，先住忻州，你速設法與忻州州官聯係，為我籌備一切”（《閻錫山與家鄉》，《山西文史資料》第67輯，第37頁）。周玳接信後，馬上去忻州與州官朱善元接頭，朱善元不敢怠慢，為迎接閻錫山的到來進行了充分的準備工作，不僅清掃街道，組織迎接隊伍，還籌備了一些糧餉。

當天下午，閻錫山帶著近千人的隊伍進入忻州城。除負責警衛他的百十號大兵，都荷槍實彈，穿戴還比較整齊外，其餘的大多穿著隨便，頭戴皮帽，身穿皮襖、皮褲，腳蹬皮靴，有的騎馬，有的步行，有的背著手槍，有的掛著馬刀，有的兩手空空。他們這身裝束，加之又是從綏遠來的，難怪歡迎的人都說這是“蒙古軍”。知州朱善元等一幫官員把閻錫山接到貢院後，為閻錫山大擺筵席接風，因為是大年初一，朱善元等集體向閻錫山拜年，並送閻錫山一副對聯：“龍鳳呈祥機運轉，旗鼓重張震軍威”，橫批是“不老鬆”。接著還拿出白銀20萬兩，獻給閻錫山，供其發放軍餉和其他開支。之後，五台、崞縣（今原平市）、定襄的官員也送來大批銀兩相助。

受到隆重歡迎的閻錫山，心情十分愉快。他本想在忻州稍事停頓，就回太原，豈料，就在當天，袁世凱給他來電，並電李盛鐸、盧永祥和武衛右軍統領王汝賢，轉告山西民軍停止前進，理由是“閻錫山軍隊紀律，非所深知，萬無令其回太原之理”。因此，令閻“仍駐原地，靜侯調查，須有本大總統令，方可移動，並令轉飭溫壽泉等遵照，如違即以違令論”，“如果閻擅自進行，望即都飭各營嚴加抵禦為要”（《山西辛亥革命函電匯存》，《山西師院學報》1958年第2期，第163頁）。這對閻錫山無疑當頭棒喝。第二天，段祺瑞又給閻錫山來電，也是要他“在忻州小住，勿攻太原，俟張巡撫錫鑾退出太原，再行回並”（《閻錫山早年回憶錄》第30頁）。袁、段的電報都要閻仍駐忻州，不得輕舉妄動，而袁氏的電報，不僅僅是針對閻錫山的，而且是針對整個山西民軍的。閻錫山無奈，隻好在忻州待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