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辛亥風暴中的搏擊(6)

12月9日，清軍由井徑出發，到了蔡莊，即安置炮位，欲攻乏驢嶺，嶺上民軍望見，即有數十人跑下來奪炮，兩軍逼近數十步，開槍互擊，激戰甚烈，清軍極力反抗，民軍未能將炮奪取。民軍受傷者數人，均被清軍殺害。但清軍也被民軍擊斃7人，擊傷18人。其中還打死1個管帶。12月10日，清軍見乏驢嶺兵勢甚厚，遂由嶺北繞道而進，但在雪花山遭到民軍伏擊，兩軍交鋒，自早上5點戰至午後1點，民軍大敗，被俘20餘人，清統製曹錕、統領盧永祥，各用腰刀親殺10餘人，清軍又返回戰場，將受傷未之死民軍首級割下，到營前獻功。數日來以此役為最烈，民軍死者500餘人。清兵死傷約百餘人。12月11日，有平定州及娘子關紳民，推舉代表2人，到清軍營前，要求停戰議和，而曹錕卻認為他們是民軍奸細，即於營外正法。第二天，清軍占據乏驢嶺後，便架起大炮，直向娘子關連擊7炮，民軍見寡不敵眾，遂棄關退走，至陽泉駐紮。清軍占領娘子關後，將民軍大炮4尊、子彈數百箱、稻米800袋，全部奪走，其餘民間財物，也被官兵劫掠一空。當天，段芝貴奉袁世凱令，到井徑宣布停戰，以利南北議和，但曹錕推說兩軍正在酣戰，萬難製止，於是，12日攻娘子關後，才停止戰鬥。之後不久，三鎮兵即向太原進發。

娘子關終於失守了。對於娘子關的失守，當時景梅九曾認為是因姚以價“退兵過速”。然而從他從娘子關返回太原曾密對閻錫山所說的“娘子關終不可守”（景梅九：《罪案》第236頁），並讓閻錫山預作考慮的這個情況來看，原因並不在此。娘子關雖然形勢險要，但民軍缺乏炮兵，“雖有可守之地，而無可守之器”，加之兵力有限，敵我雙方實力懸殊，並且袁世凱決心消滅山西民軍，以圖在即將舉行的南北和談中爭取到更多的籌碼，因此，娘子關失守隻是時間上遲早的問題，不過，若能再堅守些時日，閻錫山也許會對以後的事情安排得較為周密一些，而不至於那樣倉促。

娘子關於12月12日失陷後，16日，閻錫山、姚以價撤返太原。鑒於三鎮兵將大舉進攻太原，而民軍已無力抵抗的現實，閻錫山曾與溫壽泉、趙戴文、黃國梁等多次集議，其中有人主張不一定堅守省城，往南往北都行。多數人主張由太原暫時退出後，到陝西與張鳳翽靠攏，聯絡起來，以圖再舉。溫壽泉則力主閻錫山應留在太原，以穩定民心。由於各執其詞，意見不得統一，而形勢又相當緊迫，因此，再未繼續商討，便按原來的“分兵南北”之議，閻錫山與趙戴文、張樹幟等率部分義軍離開太原，向北進發；溫壽泉、景梅九、楊彭齡等率部分義軍南下而去，姚以價則乘火車輾轉去了漢口，黃國梁與王嗣昌等先往陽曲縣青龍鎮，後來也轉到天津。

民軍撤離太原後，原來的清政府官員即活躍起來，由於當初太原起義後，閻錫山對清廷官員采取勸降任用辦法，隻要投降就不加罪，所以，大都存活並委以重任，而今他們見民軍撤離，無不彈冠相慶。原省谘議局局長梁善濟與提法使李盛鐸（起義後推舉為軍政府民政長）同謀為清軍內應，並乘機大肆搜刮，自縊未死的原布政使王慶平，在張錫鑾來到任前，暫行護理省政。12月12日王調離後，布政使由李盛鐸接替，並護理巡撫。1912年1月5日，盧永祥帶步兵第一標、騎兵3隊，山炮、工輜各兩隊到太原。10日張錫鑾也抵太原赴任。舊時官員，紛紛出來任事。不久，張錫鑾調東北，李盛鐸執行巡撫事。盧永祥進駐太原後，即派兵分別向忻州、平陽進攻，所到之處，大肆搜刮搶掠殺戮，其中，以趙城受禍最慘。反革命的複辟，給山西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南下的溫壽泉一路，他們計劃南下後，光複河東，然後出兵河南，以圖大舉。這一路民軍，由李鳴鳳收留的從娘子關退回的一部分士兵為先頭部隊，景梅九帶領學生軍和輜重殿後。經徐溝、平遙、介休、靈石、霍縣，抵達趙城後，經過整頓，推舉楊彭齡為行軍都督。義軍進至洪洞，鑒於平陽城清軍力量雄厚，遂決定暫不攻平陽，而繞道至河津，與陝軍取得聯係後，先下運城，再去平陽。按照這一決定，義軍一路向前，衝破重重阻攔，最終抵達河津縣。在這裏，決定溫壽泉、景梅九偕同陝軍派來的聯絡人員王一山，赴陝與陝軍聯絡。此時，從北京繞道回到河東的王用賓、劉錦川、尚德、陳衡光等，已在運城召集各縣士紳開會，組織了“河東紳商議事公所”，並成立了有團兵數千人的“蒲解兩屬民團”，被釋放出來的張士秀則自願赴陝請求陝軍援晉。王用賓等還分別潛赴河津等縣調集兵力，準備待陝軍過河後協同進攻運城。陳樹藩、井易幕、井月秀等率領陝軍東渡後，先到虞鄉，尚德向陝軍介紹了運城內外的地形和兵力情況，1911年12月28日，陝軍進抵距運城十裏的解州屬趙村，29日拂曉，與前來進攻的鹽捕營交戰，鹽捕營因與王用賓等有過聯係，所以未進行激烈戰鬥，即行撤走，接著，陝軍便向運城進攻，下午光複了晉南重鎮—運城。

在秦隴複漢軍司令官陳樹藩的主持下，決定由當地人士組成機構，維持地方，隨即議定由從陝西歸來的張士秀任河東民軍總司令，總理地方軍政事務；王用賓任兵馬節度使並兼任民政長，尚德為交通司長，其他軍務、財政、司法、總務、審判、銀行、警察等部門長官也作了相應委派，各縣知事均選派革命黨人擔任。這時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它對山西革命極為重視，派特派員王北方來運城視察革命情況，他召集各軍政負責人開會，討論革命方略，為了能夠統一指揮，並對南北兩政府行文便利，認為亟應組織統一領導的機構，在閻錫山都督未回省的情況下，同意由副都督溫壽泉立即組織河東軍政分府，並以尚德為秘書長著手組織，成立了河東軍政分府，同時與陳樹藩等商討組織“豫、晉、秦、隴聯軍”，策應潼關豫軍東下，以截擊南下清軍之背，會議方定，陝西告急，陳樹藩、井易幕即行返陝。

運城光複不久，軍政分府即命李鳴鳳、張士秀率部分駐於韓信嶺以南至黃河以北的地區，防堵南下的三鎮盧永祥部和北上的河南毅軍趙倜部。李鳴鳳還到平陽南的蒙城，組織了攻平陽的部隊，準備一舉攻下平陽。此時，得知南北議和的消息，為避免城內人民遭受損失，遂停止了攻城。共和告成後，平陽得以光複，因而晉南地方完全掌握在了以溫壽泉為首的河東軍政分府手中。

北上的閻錫山撤離太原後，擬去清軍力量薄弱的綏遠包頭一帶。他所以這樣打算，是因為他對綏包一帶的情況有所了解。清廷在內蒙古中部和西部地區所設的歸綏道，是山西省的四道之一，駐歸綏的部隊為山西的後路巡防（前路、中路巡防分別歸太原鎮、大同鎮指揮），其統領周維藩為清翰林院編修，在赴日本考察軍政時，曾結識了一些同盟會員，太原起義後，周維藩在當地同盟會員楊瑞鵬的推動下，至興和宣布起義，而包頭的同盟會員在楊瑞鵬的發動下，曹富章、等也曾在包頭附近的黃草窪宣布起義，並開進包頭城（後被五原廳同知樊思慶鎮壓）。因此，這裏有著一定的革命基礎，並且經濟上也比較富庶，況且相對晉北離清軍之力較遠。所以，閻錫山想依此作為“暫避其鋒”，以“待有利時機”的落腳點。

北上的民軍在閻錫山率領下，到五塞後，與朔方興討使孔庚等相會合。此時，從綏遠撤下來的周維藩部已占領大同，並且在懷仁大敗從大同撤出來的清毅軍。對於閻錫山放棄太原出走，孔庚認為“是一大失策，但事已至此，難以挽回，遂建議閻錫山通電全國聲明北伐，以保全山西民軍榮譽。閻采納此義，但倉促間未能發出通電”（劉存善：《山西辛亥革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25—126頁）。這時，閻錫山也感到有些後悔，曾自責有過，行至大同時，他拜讓都督印與周維藩，周堅辭，又懇交孔庚，孔亦卻之。閻錫山說：“我不幹了，吾將去五台，削發入山，惟諸君諒我，感恩不朽”。周維藩說：“都督晉人，且首義，我三人為革命同功一體，胡可計名位。大勢所趨，革命必成，省垣雖失，無損大局，且我軍自懷仁一戰，士氣振奮，關內外尚有萬人，據險而守，足以拒敵，若都督一去，示人以怯，則軍心渙散，三晉之人複何恃”。孔庚對此番話深以為是，於是仍擁閻錫山為都督，孔庚為前敵總司令，兼第一師師長，李勉之為參謀長，王家駒為統帶，周維藩為總參謀兼第二師師長，劉少瑜為統帶（方仲純：《辛亥塞外革命紀略》，《近代史資料》1957年第5期），並且召開會議，認為清毅軍雖敗，其主力還在左雲一帶，若守大同，恐腹背受敵，而聞包頭起義也失敗，北進之計自不可能，因此決定“當擇地暫避其鋒，徐圖進展”。於是，閻錫山等率部輾轉至保德。12月23日，閻錫山在黃河灘上進行演說，借以激發軍心，鼓舞鬥誌。他在曆數了辛亥太原起義以來的艱難挫折後，談“此時戰爭，遷延數月，於茲亦騎虎之勢，得下為難，勿因敗以生畏葸，勿坐觀以誤事機。再抖精神，重振誌氣，掃偽朝之餘毒，複祖國之光旗，此功此責，乃山與諸同胞共之者也”（張樹幟：《山西辛亥起義日記》，《山西文史資料》第19輯，第96頁）。之後，閻錫山委孔庚為北路軍總司令，凡北進部隊，統歸其節製。

從閻錫山撤離太原後的辭職不幹，甚至想要去五台山削發為僧，再到在黃河灘上演說中的慷慨陳詞，不難看出，他對革命的前途有一度是曾悲觀沮喪過的，在遭受“燕晉聯軍”失敗，又不得已放棄太原等挫折後，出現這種情緒的，實際上並非閻錫山一人，隻不過由於他特殊的身份地位，在有關史料中對他的記述較為詳細，因而顯得有些突出罷了。但是從他在黃河灘上的演說中，卻也可以清楚地說明，閻錫山並未一直陷入悲觀沮喪這一不良情緒之中，而是經過反思之後，又重新振作了起來。決心“再抖精神，重振誌氣”，再接再厲把革命事業進行到底的。可以說他的這番演講，其實也正是他對自己“因敗以生畏葸，坐觀以誤事機”懦夫思想的一種反思和自責，也是對革命抱定信心的豪情表白。閻錫山重新振作，對爾後民軍在綏包一帶的革命行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閻錫山等在河曲縣十裏長灘附近的古城鎮時，在包頭策劃起義失敗後的楊瑞鵬、王肯堂以及在牛鎮起義亦遭失敗的李德懋都來到這裏。楊、王二人在包頭策動起義失敗，主要是在清軍駐綏遠將軍堃岫的授意下，五原廳同知樊思慶暗中脅迫已被楊、王說服起義的清軍管帶王芝壽、謝有梓將有關起義密議坦白後，借宴請革命軍官為名，將參加起義的革命軍官佐40餘人殺害。楊、王等人見到閻錫山後，告訴綏遠清兵無備，勸閻即速進攻。1月4日，閻錫山率北路軍從古城鎮出發，10日部隊到達距包頭約15公裏的大茅庵村時，發現清軍，並擬與駐紮包頭鎮之清軍管帶謝有梓、王芝壽及五原廳同知樊思慶談判，確定以南海為談判地點。第二天，閻錫山派孔庚、吳信芳、李黽為代表前往，孔等剛至南海，即被清軍四麵包圍，欲施誘殺之計，幸吳信芳與謝有梓交往甚密，孔等方得以安全返回大茅庵村。民軍對樊等誘騙行為，極為憤怒，乃分兵三路進攻包頭。樊思慶等見自己的陰謀未遂，而手中兵力又有限，於是率領500餘人，向歸綏逃遁，但也被李德懋、張樹幟率兵擊潰，繳獲槍械馬匹甚多，當天即1月12日，北路軍占領包頭。包頭各界歡迎“都督”入城時，還出現了一個插曲，趙戴文為了閻錫山安全起見，偽裝“都督”，走在前麵，突然有一潛伏於大街一邊的歹徒向趙戴文打了一槍，但幸未擊中。占領包頭後，閻錫山一方麵維持地方秩序，一方麵發展武裝，並籌措糧餉，打造兵器。

1月15日，山西巡撫張錫鑾，山西谘議局副議長杜上化派代表孔繁霨、馬瑞圖，到包頭迎閻返省，因為自閻錫山北上後，地麵不時告警，維持秩序，非都督旋省不可。而閻對張未敢遽信，況且自己已占領包頭，有了棲身之地，所以，不願急於南歸，同時，由於義軍占領包頭後，堃岫即電請內閣，請求派兵支援，但卻求援未果，遂派統領譚永發率蒙古隊及旗兵巡防與步隊約計2000人，進攻包頭，屯兵於距包頭90裏的薩拉齊廳。1月15日，閻錫山領統帶王家駒率步隊兩營、馬隊1營、重炮隊1隊、遊擊隊1隊，開往距薩拉齊30裏之鄂格遜。兩軍在此相遇後，從上午戰至下午，清軍餒甚，退入薩拉齊城內，緊閉城門，拒不出戰。王家駒、張培梅城下叫罵，亦不應戰。民軍無奈，隻好退駐吳坎，此地距薩城僅1裏，正當民軍糧餉告乏之時，當夜張樹幟由包頭運來一批大米、白麵和豬肉。為盡快解決戰鬥，民軍遂以大炮轟擊薩城西門。由於清軍官兵多無心打仗，因此，城雖未破，已逃亡過半，支持到下午，便棄城而逃。1月20日，王家駒、張樹幟等占據薩拉齊，第二天，閻錫山進入薩拉齊。

薩拉齊失陷，使堃岫大為驚慌，急忙召集士默特旗的參領們開會，商討對策。這些蒙古族的軍官雖然與滿族也有矛盾，有反清思想，但他們對同盟會提出的“驅除韃虜”也頗為反感，加上山西民軍又不注意民族政策，曾提取士默特旗的稅款，侵犯了蒙古族的利益，所以表示願意支持清政府，出兵抵抗山西民軍的進攻。於是城內的蒙古族步兵第二營和騎兵營，奉命於1月24日出發，25日抵達刀石村（今陶思浩車站）。26日晨，山西民軍敢死隊向刀石村發起進攻，但在已有準備的清軍的抵抗下，敢死隊受到重創，後來雖然山西民軍的正規部隊趕到，人數上有蒙古營3倍之多，可是，由於冒著槍林彈雨指揮的王家駒不幸中彈犧牲，使部隊銳氣大挫，而此時蒙古騎兵營和譚永發的巡防隊又支援上來，在此情況下，山西民軍不得不撤出戰鬥，退至拖斯和村。刀石村因距陶思浩不遠，其村西南有條小河叫穀勒畔河，因此，刀石村之戰亦稱為陶思浩或穀勒畔河之戰。此役，據說山西民軍傷亡數百人。陣亡的王家駒，共和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令陸軍部準給其恤金並附祀忠烈祠。